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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夕，当时24岁的梁启超已清醒地预见到：“今日救中国……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
广东击响自由钟
清末，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囯战争造成城市商业不振，乡村农业破产，国库空虚如洗，朝廷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实行各省督抚“就地筹饷”政策，财政权于是渐次落入地方督抚之手。朝廷对南方的管治，更觉鞭长莫及。而督抚要组织民团打仗、筹措军饷，在权力上与中央政府相颉颃，须与地方士绅联手。绅权因而日益膨胀，许多影响中国政局的大事，都可以发现地方士绅在背后运筹的影子——这是清末商人自治运动勃兴的原因之一。
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到湖南办时务学堂，宣传维新变法。当时他脑子里，已有一个坚定的念头：“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他认为：“湘粤铁路公司可望有成，若能成则东南生气尚有一线。”今天重读他的文章，不能不佩服其远见：当时他只是一位24岁的青年，已经清楚意识到粤商在未来中国将发挥的作用，并准确地预见到粤商的发力点将在铁路。
梁启超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湖南自立！他说：“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湖南地处中腹，无外人干涉，若能与广东相连，则有海疆。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湖南可图自主，用湘之才，用粤之财，实行“腹地自立”，为中华文化命脉留一线香火。
不过，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时，广东的绅商还没有这种自立的意识。两宫西逃，一批广东士绅商人竟跋山涉水，不辞劳苦赶往西安，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贡献方物，表示忠诚。
就在广东绅商风尘万里，奔走于西北路上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正紧锣密鼓，酝酿东南互保。梁启超昔日“湘粤携手自立”的主张，经庚子之变的催化，逐渐形成地方自治的概念，在全国各地高唱入云，愈炒愈热。其中一个原因，根据《辛丑条约》，中国要向西方赔偿关平银四亿五千万两，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这笔赔款被分摊到各省，都是沉重的负担，对于没有卷入庚子之乱的南方省份来说，要为北方省份的动乱埋单，难免感到不公，这也刺激了南方省份冒出自治的诉求。
广东濒临大海，得风气之先，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提供了历史与心理的准备。甚至连皇帝要了解西方国家，也主要靠南方官员的奏报，以及南方人所撰写的书籍。南方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滥觞地。
一篇题为《新广东》的文章，曾风行一时，它的原名更抢眼：《广东人之广东》。作者署名太平洋客，真名欧榘甲。文章感叹：“夫以人才众多如此，财力雄厚如此，地势握要如此，人口繁殖如此，当今万国称为富强者，实不过此数者焉，而我广东人有此，尚不足以自立，有是理乎？”他提出自立的“三策”，一是开办自立报馆，使全省人民知识开通，张独立不羁之精神，不受朝廷束缚；二是开办自立学堂，把自立的种子遍种全省，使全省人民皆有自立精神，不畏朝廷的压抑，不畏外国的侵凌，而后建国的规模可起；三是联结秘密社会，使秘密会党改革进步，成为将来中国国会、议会和公开社团的起点、政党的基础。
国家有如人的身体，不同的地方有如四肢百骸，两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四肢百骸健康了，国家这个“身体”才会健康。易言之，只有把地方的事情办好了，国家的事情才叫办好。断不会有地方一团糟，而国家欣欣向荣的情形出现。广东地处边陲，离“心脏”最远，在“四肢百骸”中扮演“脚”的角色，所以广东人从不指望自己能号召中原、左右朝政，每逢中原大乱，他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逐鹿问鼎，而是保境安民。除非民族、国家处于紧急关头，历史需要广东人再次站出来力挽狂澜，否则，他们宁愿生活保持着一种平稳而恒久、不急不躁、细水长流的状态。
然而，那时的中国，已到了需要他们站出来行动的时候了。
拒约风潮中的粤商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宗法专制的国家，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这条漫长的道路，就是广东这只“脚”走出第一步的。诚如一位山西学者所说：“近百年来，中国所以危而不亡，主要靠湖南、广东人物的努力。”
粤商参与地方事务，主要是通过“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1904年，朝廷推行新政，颁布《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要求所有旧式的行会、公所、会馆，一律改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会。成立的初衷，是把商人团结起来，对抗外商，可以說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外组织。以前广州的商品集散地，都叫“栏口”。清代有所谓“七十二行”的货栏，俗称“九八行”。早在甲午战争时，就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尽管它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也没有章程，需要讨论重大事项时，便由各行的代表在文澜书院集议，决定集体行动。这个组织是行商内部联络感情、启发见闻、调解纠纷、调查实业、研究商学的机构，并非是用来对抗洋商的。
粤商第一次对政治事件采取集体发言的方式，是1905年为抗议政府和美国续签《限制华工法案》，由广州商人发动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法案最早签署于1882年，规定十年内禁止华工入美。原属临时法案，后来几度续签。本来1904年法案有效期满，废约呼声此起彼伏，但美国坚持无条件续签，不仅变为永久有效，且将华工范围扩大至小贩、洗衣者等；华商和游客入美，必须预报财产状况和前往地点。
一名广东籍的旅菲华侨，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前自杀，留下遗书，劝告美国废除苛例，并呼吁国人坚决抵制美国到底。自杀事件激起民间的反美情绪，一场狂飙，瞬间触发。抵制美货的浪潮，腾波汹涌，席卷广州。1905年5月，广州七十二行和方便医院、爱育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惠行善堂、崇正善堂、润身社善堂、述善善堂、明德善堂九大善堂的绅董，在广济医院举行会议讨论抵制办法。
由商人与学生携手，共同领导的广东抵制美货总公所，7月23日，在数万商民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南海、新宁、佛山、顺德、东莞、香山、石岐、江门、肇庆、潮州、汕头、韶关等地，相继成立拒约分会，公布抵制办法，号召民众不买美国货，不吸美国烟，不吃美国面粉。面对排山倒海的反美浪潮，美国政府立场被迫软化，同意对条约进行修改。 随后，广东总商会（初称“商务总会”）正式成立。总商会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进出的，得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才能加入。商会发行股份，每股10元，以行或帮为单位认购，要认购100股，才能从行或帮中推举一人入会。认购1000股，才能推举第二个人入会，3000股推举第三个人入会。每个行或帮的入会人数，不得超过三人。用这样的方法，避免某个行或帮坐大，操纵商会。
那么，有多少商户够资格呢？民国成立时，政府对广州入会的商号作了统计，有3500户。若根据咨议局所称，1909年广州城内的商业店铺为2.7524万家的话，即有约13%的商户搭上了总商会这条大船。广东总商会宣称，他们不参与政治，其目的十分单纯，就是联络群情、开通民智、提倡激励、兴利除弊。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联络各个口岸，调查商情，抵制洋货，挽回利权。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广东绅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集体亮相，集体发声。
铁路成了辛亥革命导火索
如果说拒约风潮是对外，那么，1905年爆发的粤汉铁路风潮，就是粤商对内的集体发言了。1903年，朝廷把铁路划归商部通艺司经营，公布了铁路简明章程，允许一些支线由私人集资兴建。广东铁路，核准由绅商集股自办的有广厦（门）、潮汕、新宁三条线路。但粤商最关心的是粤汉铁路干线，这是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
粤汉铁路最早由英国提出修筑方案，鄂、湘、粤三省官绅集资兴建，后来因为筹款困难，经官府提议，以三省名义联合举借外债，由三省分摊偿还。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转到了一家美国公司手上。不料，这家美国公司却把部分股权偷偷卖给比利时牟利。
消息传开，民族情绪被瞬间点燃。要求赎回路权的抗议风暴，迅即在湖南、广东掀起。当时日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朝廷对任何涉外问题，谨小慎微，如果直言废约，恐引起列强反感，故只敢提商民备款赎路，希望把外交问题淡化为商务问题。
经驻美使臣梁诚再三交涉，最终与美国公司签订合同，以高于原价近一倍的价钱赎路。但所谓商民备款，不过是官府打着商民旗号行事而已，赎金是以鄂、湘、粤三省烟土税作抵，向香港英国殖民地政府筹借。粤商哗然，这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广东民间并不缺钱，为什么不能自筹资金兴建粤汉铁路？
广州七十二行商、九大善堂，公开倡议招股把粤汉铁路广东段改为商办，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主张湖北段全部由官款建，湖南、广东段官款、民款各半。1901年曾经风尘仆仆到西安向两宫行在进贡方物的几位粤商，现在却站在了反对朝廷政策的第一线，他们致电张之洞，表明铁路商办立场：如不废约，“三省商民另筑一路以图抵制，粤民万众一心，有进无退”。广东、湖南两省绅商各派代表到武昌谒见张之洞，建议三省铁路分开办理。最后张之洞同意三省各筹各款，分段修筑。湖北段官办，湖南段官商合办，广东段完全商办。商人们欢天喜地，回广州后开始着手筹备成立铁路总公司。
铁路商办与朝廷的官办政策不符，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同意把铁路交由商办，并且下令拘捕“闹事”的粤商领袖。消息在广州传开，全城震动。广州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全市所有商号一律罢市抗议，朝廷一日不严惩岑春煊，商店一日不复业。锣声一响，三街六市的店铺全部上板落闩，停止营业。
数千地方绅民在明伦堂开大会，会场上人头攒动，情绪激动。前闽浙总督许应骙、越秀书院山长吴道镕、越华书院山长易学清等人连袂出席。大家一致赞成请在北京的同乡京官代奏，撤革岑春煊，以平民气。广东全省士绅、同乡京官、外埠侨商纷纷吁请朝廷“去岑安粤”。
总商会决定发起集股兴建铁路，当天广州的行商便认了180 万股。为了吸引普通民众认购股票，商人们特意制作了一个火车模型，陈列在善堂，供人参观认股。股票面值定得很低，每股5元，首期先收1元，二期收1.5元，三期收2.5元。当时坊间盛传铁路股票可有千倍收益，人们争相购买，全城沸反盈天。许多小店员、小商贩、学生、工人，甚至老弱妇孺，亦把仅有的几个小洋、斗零用来购买爱国股票。
迫于无奈，岑春煊只好释放被捕粤商。当他们出狱时，警察所外聚集了成千上万欢迎的民众，鞭炮声经日不息，嚣喧如市，像迎接凯旋的英雄。
粤汉铁路广东段最后改由商办。如果不是广东绅商实力雄厚，急公好义，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湖南的地方人士也想铁路自办，但怎么也凑不起足够的资金，最后不得不接受官商合办的方案。梁启超当初预言“用粤之财”，修筑铁路，可谓高瞻远瞩。
受到粤汉铁路广东段商办的鼓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相继爆发了赎路风潮。到1910年，全国各省成立了近二十家铁路公司，全部都有商股，或完全商办，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粤汉铁路之争，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铁路问题埋下了伏笔。
广东为什么可以和平易帜
清末，广州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方，1901年以后，洪全福暴动、保亚票事件、新军起义和“三二九”起义等接踵而来，政府几无一日安宁。是广州的流血牺牲，推动了全国的革命。但历史仍不禁会垂问：为什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都响起了独立的枪声，曾经碧血横飞的广州却反而风平浪静，没有出现枪林弹雨、血流成河的惨烈场景，也没有像北方某些地方发生仇杀满人的悲剧，而是不费一枪一弹地交接了政权，满汉两族民众和平相处，共商前途。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
仅此一点，已足显广州这个城市确实与众不同。追根寻源，首先是它有历史悠久的自治传统，随着绅商阶层的崛起，逐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4年的废约运动、1905年的铁路商办运动、1909年的禁赌运动、1911年的保路运动，时时可以听到粤商的声音在舞台的中心响起，而且愈来愈铿锵有力。
也许有人认为，所谓商人自治，就是形成了“利益集团”，并非好事。但什么是利益集团？这是需要有一个定义的，应该是指一群身份相同、价值标准相似、利益相关的人聚合在一起进行经济活动，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共同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向社会宣示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
“利益集团”并不是一个恶名词，从先进文明国家的成功先例看，利益集团是推动国家进步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通过立法规范管理利益集团，平衡各方利益，保障社会公平、公正，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不同利益集团在法治之下的正常博弈，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公正、和谐这些社会价值，都不过是竹篮打水。
自治是共和之基，沒有乡村自治，没有城市的市民自治，空谈官制改革，仅把军机处变成内阁，把书院改成学堂，甚至把衙门的龙旗换成了十八星铁血旗，变来变去，也不可能达至真正的共和。所以，那一年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席卷全国，但广州却似乎置身事外，有人批评它是政治冷感，其实是默默从事最根本的基础建设。在辛亥革命中，广州的政权得以和平让渡，便是这种基础建设的成果。
广州的地理位置，面临大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信息流通相对自由。大部分粤商和海外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视野较为开阔，具有现代的政治意识，对待立宪派和革命党，并没有那种“不是同志，便是敌人”的心态。他们相信只要有良好制度的监督，谁上台都不要紧。所以辛亥革命时，为了能顺利实现独立，他们既愿意推举两广总督张鸣岐为军政府都督，也愿意推举革命党的胡汉民为都督。这并不是缺乏政治立场的墙头草，恰恰相反，是拥有高度自信的表现。
以往的历史学家对绅商多持否定态度，然而，揆诸史实，绅商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革命党，但最终却被革命的浪潮所卷走，只能说历史没有选择他们。辛亥革命后，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继起，这是中国之幸，抑中国之悲，百年之际，回望来路，真让人有栏杆拍遍之慨。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广东击响自由钟
清末，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囯战争造成城市商业不振，乡村农业破产，国库空虚如洗，朝廷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实行各省督抚“就地筹饷”政策，财政权于是渐次落入地方督抚之手。朝廷对南方的管治，更觉鞭长莫及。而督抚要组织民团打仗、筹措军饷，在权力上与中央政府相颉颃，须与地方士绅联手。绅权因而日益膨胀，许多影响中国政局的大事，都可以发现地方士绅在背后运筹的影子——这是清末商人自治运动勃兴的原因之一。
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到湖南办时务学堂，宣传维新变法。当时他脑子里，已有一个坚定的念头：“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他认为：“湘粤铁路公司可望有成，若能成则东南生气尚有一线。”今天重读他的文章，不能不佩服其远见：当时他只是一位24岁的青年，已经清楚意识到粤商在未来中国将发挥的作用，并准确地预见到粤商的发力点将在铁路。
梁启超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湖南自立！他说：“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湖南地处中腹，无外人干涉，若能与广东相连，则有海疆。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湖南可图自主，用湘之才，用粤之财，实行“腹地自立”，为中华文化命脉留一线香火。
不过，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时，广东的绅商还没有这种自立的意识。两宫西逃，一批广东士绅商人竟跋山涉水，不辞劳苦赶往西安，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贡献方物，表示忠诚。
就在广东绅商风尘万里，奔走于西北路上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正紧锣密鼓，酝酿东南互保。梁启超昔日“湘粤携手自立”的主张，经庚子之变的催化，逐渐形成地方自治的概念，在全国各地高唱入云，愈炒愈热。其中一个原因，根据《辛丑条约》，中国要向西方赔偿关平银四亿五千万两，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这笔赔款被分摊到各省，都是沉重的负担，对于没有卷入庚子之乱的南方省份来说，要为北方省份的动乱埋单，难免感到不公，这也刺激了南方省份冒出自治的诉求。
广东濒临大海，得风气之先，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提供了历史与心理的准备。甚至连皇帝要了解西方国家，也主要靠南方官员的奏报，以及南方人所撰写的书籍。南方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滥觞地。
一篇题为《新广东》的文章，曾风行一时，它的原名更抢眼：《广东人之广东》。作者署名太平洋客，真名欧榘甲。文章感叹：“夫以人才众多如此，财力雄厚如此，地势握要如此，人口繁殖如此，当今万国称为富强者，实不过此数者焉，而我广东人有此，尚不足以自立，有是理乎？”他提出自立的“三策”，一是开办自立报馆，使全省人民知识开通，张独立不羁之精神，不受朝廷束缚；二是开办自立学堂，把自立的种子遍种全省，使全省人民皆有自立精神，不畏朝廷的压抑，不畏外国的侵凌，而后建国的规模可起；三是联结秘密社会，使秘密会党改革进步，成为将来中国国会、议会和公开社团的起点、政党的基础。
国家有如人的身体，不同的地方有如四肢百骸，两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四肢百骸健康了，国家这个“身体”才会健康。易言之，只有把地方的事情办好了，国家的事情才叫办好。断不会有地方一团糟，而国家欣欣向荣的情形出现。广东地处边陲，离“心脏”最远，在“四肢百骸”中扮演“脚”的角色，所以广东人从不指望自己能号召中原、左右朝政，每逢中原大乱，他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逐鹿问鼎，而是保境安民。除非民族、国家处于紧急关头，历史需要广东人再次站出来力挽狂澜，否则，他们宁愿生活保持着一种平稳而恒久、不急不躁、细水长流的状态。
然而，那时的中国，已到了需要他们站出来行动的时候了。
拒约风潮中的粤商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宗法专制的国家，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这条漫长的道路，就是广东这只“脚”走出第一步的。诚如一位山西学者所说：“近百年来，中国所以危而不亡，主要靠湖南、广东人物的努力。”
粤商参与地方事务，主要是通过“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1904年，朝廷推行新政，颁布《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要求所有旧式的行会、公所、会馆，一律改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会。成立的初衷，是把商人团结起来，对抗外商，可以說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外组织。以前广州的商品集散地，都叫“栏口”。清代有所谓“七十二行”的货栏，俗称“九八行”。早在甲午战争时，就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尽管它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也没有章程，需要讨论重大事项时，便由各行的代表在文澜书院集议，决定集体行动。这个组织是行商内部联络感情、启发见闻、调解纠纷、调查实业、研究商学的机构，并非是用来对抗洋商的。
粤商第一次对政治事件采取集体发言的方式，是1905年为抗议政府和美国续签《限制华工法案》，由广州商人发动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法案最早签署于1882年，规定十年内禁止华工入美。原属临时法案，后来几度续签。本来1904年法案有效期满，废约呼声此起彼伏，但美国坚持无条件续签，不仅变为永久有效，且将华工范围扩大至小贩、洗衣者等；华商和游客入美，必须预报财产状况和前往地点。
一名广东籍的旅菲华侨，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前自杀，留下遗书，劝告美国废除苛例，并呼吁国人坚决抵制美国到底。自杀事件激起民间的反美情绪，一场狂飙，瞬间触发。抵制美货的浪潮，腾波汹涌，席卷广州。1905年5月，广州七十二行和方便医院、爱育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惠行善堂、崇正善堂、润身社善堂、述善善堂、明德善堂九大善堂的绅董，在广济医院举行会议讨论抵制办法。
由商人与学生携手，共同领导的广东抵制美货总公所，7月23日，在数万商民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南海、新宁、佛山、顺德、东莞、香山、石岐、江门、肇庆、潮州、汕头、韶关等地，相继成立拒约分会，公布抵制办法，号召民众不买美国货，不吸美国烟，不吃美国面粉。面对排山倒海的反美浪潮，美国政府立场被迫软化，同意对条约进行修改。 随后，广东总商会（初称“商务总会”）正式成立。总商会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进出的，得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才能加入。商会发行股份，每股10元，以行或帮为单位认购，要认购100股，才能从行或帮中推举一人入会。认购1000股，才能推举第二个人入会，3000股推举第三个人入会。每个行或帮的入会人数，不得超过三人。用这样的方法，避免某个行或帮坐大，操纵商会。
那么，有多少商户够资格呢？民国成立时，政府对广州入会的商号作了统计，有3500户。若根据咨议局所称，1909年广州城内的商业店铺为2.7524万家的话，即有约13%的商户搭上了总商会这条大船。广东总商会宣称，他们不参与政治，其目的十分单纯，就是联络群情、开通民智、提倡激励、兴利除弊。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联络各个口岸，调查商情，抵制洋货，挽回利权。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广东绅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集体亮相，集体发声。
铁路成了辛亥革命导火索
如果说拒约风潮是对外，那么，1905年爆发的粤汉铁路风潮，就是粤商对内的集体发言了。1903年，朝廷把铁路划归商部通艺司经营，公布了铁路简明章程，允许一些支线由私人集资兴建。广东铁路，核准由绅商集股自办的有广厦（门）、潮汕、新宁三条线路。但粤商最关心的是粤汉铁路干线，这是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
粤汉铁路最早由英国提出修筑方案，鄂、湘、粤三省官绅集资兴建，后来因为筹款困难，经官府提议，以三省名义联合举借外债，由三省分摊偿还。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转到了一家美国公司手上。不料，这家美国公司却把部分股权偷偷卖给比利时牟利。
消息传开，民族情绪被瞬间点燃。要求赎回路权的抗议风暴，迅即在湖南、广东掀起。当时日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朝廷对任何涉外问题，谨小慎微，如果直言废约，恐引起列强反感，故只敢提商民备款赎路，希望把外交问题淡化为商务问题。
经驻美使臣梁诚再三交涉，最终与美国公司签订合同，以高于原价近一倍的价钱赎路。但所谓商民备款，不过是官府打着商民旗号行事而已，赎金是以鄂、湘、粤三省烟土税作抵，向香港英国殖民地政府筹借。粤商哗然，这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广东民间并不缺钱，为什么不能自筹资金兴建粤汉铁路？
广州七十二行商、九大善堂，公开倡议招股把粤汉铁路广东段改为商办，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主张湖北段全部由官款建，湖南、广东段官款、民款各半。1901年曾经风尘仆仆到西安向两宫行在进贡方物的几位粤商，现在却站在了反对朝廷政策的第一线，他们致电张之洞，表明铁路商办立场：如不废约，“三省商民另筑一路以图抵制，粤民万众一心，有进无退”。广东、湖南两省绅商各派代表到武昌谒见张之洞，建议三省铁路分开办理。最后张之洞同意三省各筹各款，分段修筑。湖北段官办，湖南段官商合办，广东段完全商办。商人们欢天喜地，回广州后开始着手筹备成立铁路总公司。
铁路商办与朝廷的官办政策不符，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同意把铁路交由商办，并且下令拘捕“闹事”的粤商领袖。消息在广州传开，全城震动。广州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全市所有商号一律罢市抗议，朝廷一日不严惩岑春煊，商店一日不复业。锣声一响，三街六市的店铺全部上板落闩，停止营业。
数千地方绅民在明伦堂开大会，会场上人头攒动，情绪激动。前闽浙总督许应骙、越秀书院山长吴道镕、越华书院山长易学清等人连袂出席。大家一致赞成请在北京的同乡京官代奏，撤革岑春煊，以平民气。广东全省士绅、同乡京官、外埠侨商纷纷吁请朝廷“去岑安粤”。
总商会决定发起集股兴建铁路，当天广州的行商便认了180 万股。为了吸引普通民众认购股票，商人们特意制作了一个火车模型，陈列在善堂，供人参观认股。股票面值定得很低，每股5元，首期先收1元，二期收1.5元，三期收2.5元。当时坊间盛传铁路股票可有千倍收益，人们争相购买，全城沸反盈天。许多小店员、小商贩、学生、工人，甚至老弱妇孺，亦把仅有的几个小洋、斗零用来购买爱国股票。
迫于无奈，岑春煊只好释放被捕粤商。当他们出狱时，警察所外聚集了成千上万欢迎的民众，鞭炮声经日不息，嚣喧如市，像迎接凯旋的英雄。
粤汉铁路广东段最后改由商办。如果不是广东绅商实力雄厚，急公好义，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湖南的地方人士也想铁路自办，但怎么也凑不起足够的资金，最后不得不接受官商合办的方案。梁启超当初预言“用粤之财”，修筑铁路，可谓高瞻远瞩。
受到粤汉铁路广东段商办的鼓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相继爆发了赎路风潮。到1910年，全国各省成立了近二十家铁路公司，全部都有商股，或完全商办，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粤汉铁路之争，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铁路问题埋下了伏笔。
广东为什么可以和平易帜
清末，广州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方，1901年以后，洪全福暴动、保亚票事件、新军起义和“三二九”起义等接踵而来，政府几无一日安宁。是广州的流血牺牲，推动了全国的革命。但历史仍不禁会垂问：为什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都响起了独立的枪声，曾经碧血横飞的广州却反而风平浪静，没有出现枪林弹雨、血流成河的惨烈场景，也没有像北方某些地方发生仇杀满人的悲剧，而是不费一枪一弹地交接了政权，满汉两族民众和平相处，共商前途。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
仅此一点，已足显广州这个城市确实与众不同。追根寻源，首先是它有历史悠久的自治传统，随着绅商阶层的崛起，逐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4年的废约运动、1905年的铁路商办运动、1909年的禁赌运动、1911年的保路运动，时时可以听到粤商的声音在舞台的中心响起，而且愈来愈铿锵有力。
也许有人认为，所谓商人自治，就是形成了“利益集团”，并非好事。但什么是利益集团？这是需要有一个定义的，应该是指一群身份相同、价值标准相似、利益相关的人聚合在一起进行经济活动，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共同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向社会宣示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
“利益集团”并不是一个恶名词，从先进文明国家的成功先例看，利益集团是推动国家进步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通过立法规范管理利益集团，平衡各方利益，保障社会公平、公正，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不同利益集团在法治之下的正常博弈，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公正、和谐这些社会价值，都不过是竹篮打水。
自治是共和之基，沒有乡村自治，没有城市的市民自治，空谈官制改革，仅把军机处变成内阁，把书院改成学堂，甚至把衙门的龙旗换成了十八星铁血旗，变来变去，也不可能达至真正的共和。所以，那一年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席卷全国，但广州却似乎置身事外，有人批评它是政治冷感，其实是默默从事最根本的基础建设。在辛亥革命中，广州的政权得以和平让渡，便是这种基础建设的成果。
广州的地理位置，面临大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信息流通相对自由。大部分粤商和海外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视野较为开阔，具有现代的政治意识，对待立宪派和革命党，并没有那种“不是同志，便是敌人”的心态。他们相信只要有良好制度的监督，谁上台都不要紧。所以辛亥革命时，为了能顺利实现独立，他们既愿意推举两广总督张鸣岐为军政府都督，也愿意推举革命党的胡汉民为都督。这并不是缺乏政治立场的墙头草，恰恰相反，是拥有高度自信的表现。
以往的历史学家对绅商多持否定态度，然而，揆诸史实，绅商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革命党，但最终却被革命的浪潮所卷走，只能说历史没有选择他们。辛亥革命后，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继起，这是中国之幸，抑中国之悲，百年之际，回望来路，真让人有栏杆拍遍之慨。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