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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宣民先生及其弟子陈寒鸣副教授主编、刘泽华先生作序的《中国儒学发展史》最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约220万字。该书由黄宣民先生草创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黄先生于2001年因病辞世后，陈寒鸣副教授遵照乃师遗愿，继续进行整理、增补和定稿，使这部历经20余年不懈努力、凝聚了诸多学者集体智慧的皇皇巨著终于得以面世。
通读全书，可以发见《中国儒学发展史》至少表现了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继承和弘扬“侯外庐学派”的优良传统。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
该书绪论提出：“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反之，儒学在其演变中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这一指导思想贯彻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把儒学的产生、演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中国农业宗法型社会形态决定了儒学的基本理论形态和基本理论特征，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另一方面又重视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对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演进这一双向运动的辩证分析揭示了儒学产生、演变的基本规律，这使该书具有一种博大厚重的历史感，引导我们从中国社会流变的角度来透视儒学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来观照儒学的当代发展；同时，这也提示我们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阶级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儒学进行正确评价和科学总结，深入挖掘儒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深湛内涵，以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二、肯定经学是儒学的灵魂与核心，系统论述儒家经学的历史演变
该书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而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则是儒学的灵魂与核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实际是以对元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展开的，儒家经学由此而在中国思想史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第196—197页)，从经学人手有助于更深切地了解儒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儒学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独具特色的经学思潮，这可以分为七个基本形态：(1)由孔子开创的先秦原典化经学。春秋末期的孔子系统总结了三代文化，对“六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由此而形成了儒家知识体系注重先王传统的历史主义倾向、浓重的道德主义倾向和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2)两汉时期神学化的经学思潮。为适应王权专制主义的需要，汉代儒学以背弃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和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为代价而正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专制王权的政治权威与儒家经学的思想权威的一体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义理化倾向的经学。汉学的神学化倾向和烦琐注经陋习引起了反动，玄学以义理诠释儒经，唐代中期的儒学更开始脱出传疏的束缚，这表明儒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出现了重大转型。(4)宋明道学化的经学。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道学依据儒家经典，同时汲取道、释二氏的思想成果，为儒学建立起以“天理”为核心的心性本体论理论基础，为王权专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5)明末清初和清代中期的启蒙经学。黄宗羲、傅山等学者提出具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潮，这标志着儒学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化；清代中期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则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早期启蒙性质。(6)清代的朴学化、汉学化经学。乾嘉汉学尊崇返归本经的思维方式和实事求是的蹈实学风，这一方面有助于接近儒经的本义，另一方面则使儒学丧失了其社会价值功能。(7)近代的西学化经学。儒学在“返本开新”、“托古改制”的形式下汲取西方民主思想，提出近代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把经学思潮的演变与主要经学家的经学思想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研究，做到了宏观审视与微观深入的有机统一，可以与姜广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相互发明。
三、提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崭新观点
该书不仅体系严密、史论融协，而且在儒学学派和人物研究的诸多领域中更有发覆首创之功，举其荦荦大者，约有如下数端：(1)该书根据郭店楚简论述了早期儒学的学派分野，以“大同”社会理想、“禅让”与“汤武革命”的政治思想、贵“情”的人生哲学作为早期儒学之精髓，以“儒简”与今本《中庸》相对照而把《中庸》分为前后相继的“中庸”和“诚明”两个部分，并据此而论述了今本《中庸》对孟子、荀子的不同影响。(2)书中提出秦代不仅是法家的一统天下，儒学和儒家学者对秦代的制度建设、思想文化发展具有一定作用。(3)学界一般认为汉初只有黄老之学，该书则提出汉初已有儒学复兴，儒学无论是在思想文化还是现实政治生活领域中都占有主导地位，并逐渐向独尊地位过渡。(4)该书专门论述南宋唐仲友的“务实”和“经制”之学，使宋明理学研究变得更为充实和丰满。(5)该书明确区分明初洪武儒学和永乐儒学，以金华朱学为洪武儒学的主流并以方孝孺作为金华朱学之终结；随着《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颁布，程朱理学一元化统治地位的确立则是永乐儒学的基本特征。(6)该书着力发掘了长期湮没不闻的明代程敏政儒学，详细分疏其“朱陆早异晚同论”和心性之学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7)该书根据新史料，以较大篇幅论述泰州学派，明确提出“平民儒学”的新论断，并指出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能具有的启示意义。(8)该书系统阐述晚明鹿善继及其重志节、重事功、重实践的燕南王学，肯定鹿氏对明清之际经世实学思潮的重要影响。这些重要成果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新视野，使我们对儒学发展史有了更完整的认识。
四、关注儒学的当代走向。为儒学的健康发展探寻新路
一部《中国儒学发展史》清晰地展示了儒学产生和演变的基本过程，而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该书高度强调儒学注重现实的精神特质，认为不能离开现代社会的实际而谈论儒学的发展，这种思想在绪论和结论中都有充分的展示。我们研究儒学发展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探索儒学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其积极作用。关注儒学的当代走向，为儒学的健康发展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这是该书的根本理论宗旨。儒学在汉代以后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从此与封建王权专制统治有了不解之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更是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儒学赖以存在的制度条件不复存在；从近代开始，中国逐渐由农业自然经济向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转变，儒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该书指出儒学既具有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倾向，又明确强调儒学具有“经世致用”、“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和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是儒学自身历久弥新的内在生命力。儒学实现其现代转型的关键，就在于“将儒学的内在生命力真正发挥出来，从而使其自身的思想同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问题就在于：在儒学统治地位的彻底终结这一根本前提之下，如何使儒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协调，这也就是要求“切实体认儒学固有的内在精神，重振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来开辟儒学的发展新路，逐渐形成发展起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意愿的新儒学”(第2063—2068页)。为此，该书提出了三种具体途径：(1)“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体认，调整、转换儒学的生长基点和思想内容”，把儒家宗法(宗族)文化的合理因素转化为当代工业文明的有机成分；(2)“将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投置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中，使儒学能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作用”，把儒学的“民本”和以德治国思想资源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成分；(3)‘‘将儒学融通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使其多层面地满足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把儒学在个人身心、家庭、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的积极因素转化为新的“百姓日用之学”。应该说，这种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的基本思路抓住了儒学现代转型的要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这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我们可见该书学术价值之一斑，正如刘泽华先生所指出的，该书“堪称‘后侯外庐时代’候派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体大思精、史料翔实、论理深切，文字晓畅，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对儒学之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清晰而完整的认识，它既适合对中国儒学有一定研究能力的读者，也适用于普通读者的一般性了解，相信该鸿篇巨作的出版定能嘉惠后学，光耀学苑。另一方面，人无完人，书亦有其缺憾，如该书对宋明理学中的“气学”一派、王夫之的儒学思想、颜李之学等关注得还不够，近代儒学似乎应该辟出专章；又由于本书是集体撰著，前后之间在材料和观点上亦偶有重复或未洽之处；等等。然此终属白璧微瑕，不足以掩其大美。
责任编辑：懿 勤
通读全书，可以发见《中国儒学发展史》至少表现了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继承和弘扬“侯外庐学派”的优良传统。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
该书绪论提出：“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反之，儒学在其演变中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这一指导思想贯彻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把儒学的产生、演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中国农业宗法型社会形态决定了儒学的基本理论形态和基本理论特征，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另一方面又重视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对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演进这一双向运动的辩证分析揭示了儒学产生、演变的基本规律，这使该书具有一种博大厚重的历史感，引导我们从中国社会流变的角度来透视儒学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来观照儒学的当代发展；同时，这也提示我们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阶级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儒学进行正确评价和科学总结，深入挖掘儒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深湛内涵，以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二、肯定经学是儒学的灵魂与核心，系统论述儒家经学的历史演变
该书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而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则是儒学的灵魂与核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实际是以对元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展开的，儒家经学由此而在中国思想史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第196—197页)，从经学人手有助于更深切地了解儒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儒学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独具特色的经学思潮，这可以分为七个基本形态：(1)由孔子开创的先秦原典化经学。春秋末期的孔子系统总结了三代文化，对“六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由此而形成了儒家知识体系注重先王传统的历史主义倾向、浓重的道德主义倾向和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2)两汉时期神学化的经学思潮。为适应王权专制主义的需要，汉代儒学以背弃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和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为代价而正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专制王权的政治权威与儒家经学的思想权威的一体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义理化倾向的经学。汉学的神学化倾向和烦琐注经陋习引起了反动，玄学以义理诠释儒经，唐代中期的儒学更开始脱出传疏的束缚，这表明儒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出现了重大转型。(4)宋明道学化的经学。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道学依据儒家经典，同时汲取道、释二氏的思想成果，为儒学建立起以“天理”为核心的心性本体论理论基础，为王权专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5)明末清初和清代中期的启蒙经学。黄宗羲、傅山等学者提出具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潮，这标志着儒学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化；清代中期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则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早期启蒙性质。(6)清代的朴学化、汉学化经学。乾嘉汉学尊崇返归本经的思维方式和实事求是的蹈实学风，这一方面有助于接近儒经的本义，另一方面则使儒学丧失了其社会价值功能。(7)近代的西学化经学。儒学在“返本开新”、“托古改制”的形式下汲取西方民主思想，提出近代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把经学思潮的演变与主要经学家的经学思想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研究，做到了宏观审视与微观深入的有机统一，可以与姜广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相互发明。
三、提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崭新观点
该书不仅体系严密、史论融协，而且在儒学学派和人物研究的诸多领域中更有发覆首创之功，举其荦荦大者，约有如下数端：(1)该书根据郭店楚简论述了早期儒学的学派分野，以“大同”社会理想、“禅让”与“汤武革命”的政治思想、贵“情”的人生哲学作为早期儒学之精髓，以“儒简”与今本《中庸》相对照而把《中庸》分为前后相继的“中庸”和“诚明”两个部分，并据此而论述了今本《中庸》对孟子、荀子的不同影响。(2)书中提出秦代不仅是法家的一统天下，儒学和儒家学者对秦代的制度建设、思想文化发展具有一定作用。(3)学界一般认为汉初只有黄老之学，该书则提出汉初已有儒学复兴，儒学无论是在思想文化还是现实政治生活领域中都占有主导地位，并逐渐向独尊地位过渡。(4)该书专门论述南宋唐仲友的“务实”和“经制”之学，使宋明理学研究变得更为充实和丰满。(5)该书明确区分明初洪武儒学和永乐儒学，以金华朱学为洪武儒学的主流并以方孝孺作为金华朱学之终结；随着《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颁布，程朱理学一元化统治地位的确立则是永乐儒学的基本特征。(6)该书着力发掘了长期湮没不闻的明代程敏政儒学，详细分疏其“朱陆早异晚同论”和心性之学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7)该书根据新史料，以较大篇幅论述泰州学派，明确提出“平民儒学”的新论断，并指出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能具有的启示意义。(8)该书系统阐述晚明鹿善继及其重志节、重事功、重实践的燕南王学，肯定鹿氏对明清之际经世实学思潮的重要影响。这些重要成果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新视野，使我们对儒学发展史有了更完整的认识。
四、关注儒学的当代走向。为儒学的健康发展探寻新路
一部《中国儒学发展史》清晰地展示了儒学产生和演变的基本过程，而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该书高度强调儒学注重现实的精神特质，认为不能离开现代社会的实际而谈论儒学的发展，这种思想在绪论和结论中都有充分的展示。我们研究儒学发展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探索儒学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其积极作用。关注儒学的当代走向，为儒学的健康发展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这是该书的根本理论宗旨。儒学在汉代以后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从此与封建王权专制统治有了不解之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更是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儒学赖以存在的制度条件不复存在；从近代开始，中国逐渐由农业自然经济向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转变，儒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该书指出儒学既具有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倾向，又明确强调儒学具有“经世致用”、“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和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是儒学自身历久弥新的内在生命力。儒学实现其现代转型的关键，就在于“将儒学的内在生命力真正发挥出来，从而使其自身的思想同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问题就在于：在儒学统治地位的彻底终结这一根本前提之下，如何使儒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协调，这也就是要求“切实体认儒学固有的内在精神，重振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来开辟儒学的发展新路，逐渐形成发展起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意愿的新儒学”(第2063—2068页)。为此，该书提出了三种具体途径：(1)“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体认，调整、转换儒学的生长基点和思想内容”，把儒家宗法(宗族)文化的合理因素转化为当代工业文明的有机成分；(2)“将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投置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中，使儒学能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作用”，把儒学的“民本”和以德治国思想资源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成分；(3)‘‘将儒学融通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使其多层面地满足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把儒学在个人身心、家庭、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的积极因素转化为新的“百姓日用之学”。应该说，这种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的基本思路抓住了儒学现代转型的要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这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我们可见该书学术价值之一斑，正如刘泽华先生所指出的，该书“堪称‘后侯外庐时代’候派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体大思精、史料翔实、论理深切，文字晓畅，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对儒学之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清晰而完整的认识，它既适合对中国儒学有一定研究能力的读者，也适用于普通读者的一般性了解，相信该鸿篇巨作的出版定能嘉惠后学，光耀学苑。另一方面，人无完人，书亦有其缺憾，如该书对宋明理学中的“气学”一派、王夫之的儒学思想、颜李之学等关注得还不够，近代儒学似乎应该辟出专章；又由于本书是集体撰著，前后之间在材料和观点上亦偶有重复或未洽之处；等等。然此终属白璧微瑕，不足以掩其大美。
责任编辑：懿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