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常凯教授是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在《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曾受国务院法制办委托做草案的研究工作。日前，常凯教授就如何认识《劳动合同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常凯说，中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是为了适应目前中国劳动关系急需法律规范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关注经济的发展，关注财富，关注物权，但是对劳动者权利的关注程度是不够的。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市场的规范是不够严格的，尤其是在劳资关系上。以前没有劳资关系，叫劳动关系或者国有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是利益一体化的关系，全社会利益一体，国家代表整个社会。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资本、管理、劳动，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群体和利益，而劳动和资本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两大力量。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如何使社会得到发展，使人们普遍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现实问题。资本全球化的流动，没有任何阻力，资本无国界，因此资本处于非常主动优势的地位。但是劳动呢，却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随意流动，而且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中国在这一点上更加突出。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世界上的大公司、大产业都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劳资矛盾就不可回避。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必须要平衡劳资关系，除了顾及资本的利益，还必须考虑劳动者的利益。中国现实的情况是，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两极分化、劳资矛盾、贫困人口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劳资冲突、集体上访、游行、请愿，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当然，对这些具体的个案要处理，但更要查找发生这些案件的社会原因、制度原因。2006年全国人大有一个《劳动法》执法检查，发现相当多的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非公有制企业签了合同的不到30％，签了的合同许多都是短期化的，三年的、两年的、一年的。短期化对企业暂时有利，可以随时裁员，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劳动者没有就业稳定的心理，这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从国家竞争力来讲，这不是最优的选择，有竞争力的国家都是劳动关系相对稳定的国家；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讲，工人要忠诚于企业，就要对企业有一种预期；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对工人要有保护的义务，工人的忠诚义务和企业的保护义务是相对应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要使无固定期限合同成为更多企业和工人的选择，从而使劳动关系相对长期化、稳定化，这是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共同的需要。
常凯介绍说，在征求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意见建议时，有人认为中国的劳动标准太高了，国家管得太严了。什么叫劳工标准呢?所谓劳工标准，就是在劳动关系中，对劳动者享有权利的具体的、技术性的规定。认为中国劳工标准高，主要是因为中国一周40小时工作日，目前国际上还有44小时、48小时的。确实，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不低的，但是在国际上实行40小时工作日的已有将近一百个国家。另一个就是加班工资问题，我们的规定是，节假日300％，休息日200％，工作日150％，这种加班工资支付的标准确实是高的，国外没有这么高。另外还有比较高的，像探亲假、妇女生育哺乳假。但是，如果把中国劳工标准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它不但不高，还是比较低的，比如工人的就业权利、工资权利如何?劳工标准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工资标准。中国GDP这几年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工资标准却非常低。前几年广东福建出现民工荒，什么原因?工人工资太低，GDP涨了而工资几乎没涨，所以政府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果用具体的工资标准和美国、英国、法国比，他们比我们高十倍、二十倍，这种比法不太科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工资和GDP的比例，2003年中国工资分配约占GDP的百分之十三，而美国占百分四十八。这么一看，中国的劳动标准低就是一个不用讨论的问题。
很多经济学家说，工资低是比较优势，这个优势我们不能丧失，这是竞争最主要的武器。对此，常凯说，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靠这样的低工资有可能在国际上获得竞争的胜利吗?国际上反倾销，我们的企业屡屡败诉，媒体上光说我们要应诉、我们要挑战，怎么不说说我们因为什么败诉呢?你使用低工资的优势，人家就增加关税，一下子你的市场就没有了。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只有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能提高，技术含量才能提高，产品才会有竞争力。靠低劳动力成本去竞争，在短期内是可以的；长期这么做，中国就没有希望。尽管《劳动合同法》没有直接涉及提高劳动者工资问题，主要解决的协调劳资关系的程序上的问题，但它也是调整劳工标准的一项重要决策。
常凯指出，国家立法不是站在小买卖的地位去看问题，而是立足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考虑怎样在世界上站稳脚跟才行。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如果含含糊糊，对整个国家、对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规范化程度很低，所以政府不能放松规制，如果不规制，中国劳动力市场就没有规矩。劳动力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直接涉及到人，人是有思想、有利益要求的，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
常凯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一是加强了政府的责任，这一点很明确。二是规制了企业的行为，企业如果还像过去那样非常简单地、完全靠感觉来处理劳资关系就不行了，过去不规范的管理必须调整，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三是劳动者要提高自我的法律意识，要知道法律给了自己哪些权益，还要知道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常凯说，中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是为了适应目前中国劳动关系急需法律规范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关注经济的发展，关注财富，关注物权，但是对劳动者权利的关注程度是不够的。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市场的规范是不够严格的，尤其是在劳资关系上。以前没有劳资关系，叫劳动关系或者国有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是利益一体化的关系，全社会利益一体，国家代表整个社会。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资本、管理、劳动，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群体和利益，而劳动和资本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两大力量。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如何使社会得到发展，使人们普遍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现实问题。资本全球化的流动，没有任何阻力，资本无国界，因此资本处于非常主动优势的地位。但是劳动呢，却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随意流动，而且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中国在这一点上更加突出。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世界上的大公司、大产业都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劳资矛盾就不可回避。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必须要平衡劳资关系，除了顾及资本的利益，还必须考虑劳动者的利益。中国现实的情况是，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两极分化、劳资矛盾、贫困人口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劳资冲突、集体上访、游行、请愿，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当然，对这些具体的个案要处理，但更要查找发生这些案件的社会原因、制度原因。2006年全国人大有一个《劳动法》执法检查，发现相当多的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非公有制企业签了合同的不到30％，签了的合同许多都是短期化的，三年的、两年的、一年的。短期化对企业暂时有利，可以随时裁员，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劳动者没有就业稳定的心理，这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从国家竞争力来讲，这不是最优的选择，有竞争力的国家都是劳动关系相对稳定的国家；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讲，工人要忠诚于企业，就要对企业有一种预期；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对工人要有保护的义务，工人的忠诚义务和企业的保护义务是相对应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要使无固定期限合同成为更多企业和工人的选择，从而使劳动关系相对长期化、稳定化，这是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共同的需要。
常凯介绍说，在征求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意见建议时，有人认为中国的劳动标准太高了，国家管得太严了。什么叫劳工标准呢?所谓劳工标准，就是在劳动关系中，对劳动者享有权利的具体的、技术性的规定。认为中国劳工标准高，主要是因为中国一周40小时工作日，目前国际上还有44小时、48小时的。确实，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不低的，但是在国际上实行40小时工作日的已有将近一百个国家。另一个就是加班工资问题，我们的规定是，节假日300％，休息日200％，工作日150％，这种加班工资支付的标准确实是高的，国外没有这么高。另外还有比较高的，像探亲假、妇女生育哺乳假。但是，如果把中国劳工标准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它不但不高，还是比较低的，比如工人的就业权利、工资权利如何?劳工标准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工资标准。中国GDP这几年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工资标准却非常低。前几年广东福建出现民工荒，什么原因?工人工资太低，GDP涨了而工资几乎没涨，所以政府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果用具体的工资标准和美国、英国、法国比，他们比我们高十倍、二十倍，这种比法不太科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工资和GDP的比例，2003年中国工资分配约占GDP的百分之十三，而美国占百分四十八。这么一看，中国的劳动标准低就是一个不用讨论的问题。
很多经济学家说，工资低是比较优势，这个优势我们不能丧失，这是竞争最主要的武器。对此，常凯说，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靠这样的低工资有可能在国际上获得竞争的胜利吗?国际上反倾销，我们的企业屡屡败诉，媒体上光说我们要应诉、我们要挑战，怎么不说说我们因为什么败诉呢?你使用低工资的优势，人家就增加关税，一下子你的市场就没有了。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只有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能提高，技术含量才能提高，产品才会有竞争力。靠低劳动力成本去竞争，在短期内是可以的；长期这么做，中国就没有希望。尽管《劳动合同法》没有直接涉及提高劳动者工资问题，主要解决的协调劳资关系的程序上的问题，但它也是调整劳工标准的一项重要决策。
常凯指出，国家立法不是站在小买卖的地位去看问题，而是立足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考虑怎样在世界上站稳脚跟才行。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如果含含糊糊，对整个国家、对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规范化程度很低，所以政府不能放松规制，如果不规制，中国劳动力市场就没有规矩。劳动力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直接涉及到人，人是有思想、有利益要求的，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
常凯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一是加强了政府的责任，这一点很明确。二是规制了企业的行为，企业如果还像过去那样非常简单地、完全靠感觉来处理劳资关系就不行了，过去不规范的管理必须调整，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三是劳动者要提高自我的法律意识，要知道法律给了自己哪些权益，还要知道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