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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提出的“后挚矩”论，包含了“尊身、安身、保身、修身”等要义，是其“格物论”的延伸，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彰显了身之为本（矩），家国天下之为末（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目标系于人之一身的道理，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王艮 四身说 身本论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1483—1540），古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学者称他为心斋先生。他出生于煮盐的“灶丁”家庭，十一岁辍学加入盐丁行列，由于不甘盐丁的终年辛苦，十九岁便开始往山东贩卖私盐，也由于“措置得宜”，几年间便“家道日裕”。二十三岁又专门去山东学了医术，二十五岁上拜谒孔庙，顿悟“孔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于是“奋然有任道之志”，开始自学《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二十七岁时“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期于有得”。王艮出生于社会下层，接近平民百姓，而他所处的时代，传统理学受到冲击，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地区依稀出现，这一切给王艮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以巨大的影响。
王艮生活的明代中后期，明王朝封建统治已陷入瘫痪崩溃的境地。皇帝多年不上朝，官僚们倾轧排挤，结党营私，贪污成风。军事上边防空虚，财政上山穷水尽，但统治者自己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王艮提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是矩，国家是方，王艮“后挚矩”度量的结果，方之不正是由于矩之不正，明王朝的腐败是由于当权统治者不正的结果。因此，要使明王朝这个“方”正，首先是要封建统治者这个“矩”正。否则，“矩之不正，则方之不正”。王艮这种把国家命运系于个人“矩”正的思想固然有着“英雄史观”的历史局限，但其由此引发的从维护平民的利益出发，把主体性、人本论摆在首要的突出位置，要求尊重个人价值的“尊身”、“安身”、“保身”和“修身”等“四身”之说，无论经受多少历史风雨的涤荡，总也掩不去其闪耀的人性光辉。
一、尊身而行道，努力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
王艮强调身与道同属一体的至尊地位，将尊道尊身归于“至善”的范畴。他在《答问补遗》中说：
“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
王艮用以支撑这一观点的是上面所引《孟子·尽心上》的一段话，意思是说，天下有道，君子现身彰道；天下无道，君子隐身守道，但却从未听说有君子以道屈从于世俗显贵。王艮对此话深以为然，并不止一次加以引申：“以道殉人，妾妇之道也。”指出如果牺牲道而逢迎世俗显贵，就无异是下贱小人之作为。
不过，王艮虽然认为道与身“一也”，但在“尊身”“尊道”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他更重视“尊身”。他认为“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他说：“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王心斋先生遗集—语录）
循着王艮这种既尊身又尊道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其重要而又反传统的积极思想，就是充分肯定人的感性欲望。儒家要求人人抑制感性欲求，如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而欲是恶的。所以欲望多的人，就难以保持和培养其善心。因此，孟子认为，养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寡欲”。
由此可知，在传统儒家那里，要想合乎“天理”，达到“仁”，就必须去“欲”。而王艮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欲，都是自然所赋予的禀性，有天然的合理性，所以人欲就是天理，人欲应该首先得到满足。引申开去，就是强调人要尊身，即满足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这和尊道一样重要。
从先秦以来，思想家们就一直强调尊道，他们把“道”看成是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认为普通人与之无缘。而王艮却把人身看作是和神圣的道一样重要、一样尊贵。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破天荒地第一次。（林子秋《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王艮》）这是一种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提高人的地位的思想。
二、安身而存道，保存实现人生价值的生命之本
王艮将“安身”看作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和最高境界，他说：“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王艮：《语录》，《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王艮的“安身”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周易·系辞下》云：“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天地人世的运转，都是有屈有往才有伸有来，但尺蠖、龙蛇是凭其本能而生存，人则是自觉地精研义到入神（屈），以便为进入社会发挥作用（伸）打下坚实的根基。屈伸相感是宇宙的普遍过程和规律，表现在人则是内思义而外利用，以使身心安顿而德行得以弘扬。可以说，屈伸内外交相发明，已涵盖了儒者全部的德行和事业。至于穷神妙通变化，则是德盛仁熟的圣人的境界。
三、保身而弘道，达到更远的人生目标
在王艮不多的专论中，有一篇题为《明哲保身论》，专门论述了“保身”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其尊身论的题中之义。“明哲保身”之说出自《诗经·大雅·（ 民》，原文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所谓“保身”，比起“尊身”、“修身”、“安身”来，程度要来得更深，面对的境遇要来得更恶劣，它是在人处于重大变故乃至生死关头时对于己身与外物之关系作出的明智选择，那就是在保全身体、延续生命的前提下进一步达到更加高远的人生目标，而不是轻率、莽撞地舍弃自己的生命，使身体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如此行事最终反而不能达到目标。中国人历来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且把成仁取义和杀身舍生看成感天地、泣鬼神的美德和壮举。王艮并不反对这样做，却认为这只是审时度势应急权变的特例，而不是人人必须恪守的常规，因为道理很简单，“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总之，在存身与成仁、全生与取义之间发生尖锐矛盾、二者必须择一之时，毫无疑问应以弘扬仁义之精神为尚，但如若不是这样，那么在保身全生的情况下为天下国家多作贡献，总要比无谓地牺牲更有价值。
这一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今天的不少人由于受了不健康的教育，以自我为中心，一旦自己的利益受了侵犯，就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报复，甚至杀人，从不考虑后果，到头来将自己送上绝路。这就是不珍视自己的生命，更认识不到保存自己对社会的意义。
王艮有此引申开来，认为“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我身保矣。”（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明哲保身论》）
四、修身而立本，人人都可成为圣人和君子
最后，修身是个体立本之功夫。为了更好地做到“尊身”、“安身”、“保身”，王艮进一步提出了修身的要求。王艮认为天子庶人皆要修身，而修身则要“‘志于道’，立志于圣人之道也，‘据于德’，据仁、义、礼、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于仁’，仁者善之长，义、礼、智、信皆仁也，此学之主脑也；‘游于艺’，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在内容上“诚意、忠恕、强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王艮离开我们已有470年了，他的“离经叛道”的“四身”说思想也招来了众多的后人评说，褒贬有之，积极和消极影响亦有之。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艮的“离经叛道”思想，是其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被儒家学说所“奴役”，耳闻目睹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同时也是16世纪中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新兴的小市民阶层利益在思想上的反映，他们要求人我平等，要求尊重“人”的价值，要求个性解放，这在当时是新时代潮流的先声，直到今天，仍具有进步意义。
作者简介：
张剑，男，1969年生，江苏泰州人，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地方历史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SJD840006）
（作者单位：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
关键词 王艮 四身说 身本论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1483—1540），古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学者称他为心斋先生。他出生于煮盐的“灶丁”家庭，十一岁辍学加入盐丁行列，由于不甘盐丁的终年辛苦，十九岁便开始往山东贩卖私盐，也由于“措置得宜”，几年间便“家道日裕”。二十三岁又专门去山东学了医术，二十五岁上拜谒孔庙，顿悟“孔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于是“奋然有任道之志”，开始自学《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二十七岁时“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期于有得”。王艮出生于社会下层，接近平民百姓，而他所处的时代，传统理学受到冲击，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地区依稀出现，这一切给王艮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以巨大的影响。
王艮生活的明代中后期，明王朝封建统治已陷入瘫痪崩溃的境地。皇帝多年不上朝，官僚们倾轧排挤，结党营私，贪污成风。军事上边防空虚，财政上山穷水尽，但统治者自己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王艮提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是矩，国家是方，王艮“后挚矩”度量的结果，方之不正是由于矩之不正，明王朝的腐败是由于当权统治者不正的结果。因此，要使明王朝这个“方”正，首先是要封建统治者这个“矩”正。否则，“矩之不正，则方之不正”。王艮这种把国家命运系于个人“矩”正的思想固然有着“英雄史观”的历史局限，但其由此引发的从维护平民的利益出发，把主体性、人本论摆在首要的突出位置，要求尊重个人价值的“尊身”、“安身”、“保身”和“修身”等“四身”之说，无论经受多少历史风雨的涤荡，总也掩不去其闪耀的人性光辉。
一、尊身而行道，努力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
王艮强调身与道同属一体的至尊地位，将尊道尊身归于“至善”的范畴。他在《答问补遗》中说：
“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
王艮用以支撑这一观点的是上面所引《孟子·尽心上》的一段话，意思是说，天下有道，君子现身彰道；天下无道，君子隐身守道，但却从未听说有君子以道屈从于世俗显贵。王艮对此话深以为然，并不止一次加以引申：“以道殉人，妾妇之道也。”指出如果牺牲道而逢迎世俗显贵，就无异是下贱小人之作为。
不过，王艮虽然认为道与身“一也”，但在“尊身”“尊道”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他更重视“尊身”。他认为“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他说：“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王心斋先生遗集—语录）
循着王艮这种既尊身又尊道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其重要而又反传统的积极思想，就是充分肯定人的感性欲望。儒家要求人人抑制感性欲求，如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而欲是恶的。所以欲望多的人，就难以保持和培养其善心。因此，孟子认为，养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寡欲”。
由此可知，在传统儒家那里，要想合乎“天理”，达到“仁”，就必须去“欲”。而王艮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欲，都是自然所赋予的禀性，有天然的合理性，所以人欲就是天理，人欲应该首先得到满足。引申开去，就是强调人要尊身，即满足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这和尊道一样重要。
从先秦以来，思想家们就一直强调尊道，他们把“道”看成是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认为普通人与之无缘。而王艮却把人身看作是和神圣的道一样重要、一样尊贵。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破天荒地第一次。（林子秋《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王艮》）这是一种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提高人的地位的思想。
二、安身而存道，保存实现人生价值的生命之本
王艮将“安身”看作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和最高境界，他说：“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王艮：《语录》，《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王艮的“安身”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周易·系辞下》云：“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天地人世的运转，都是有屈有往才有伸有来，但尺蠖、龙蛇是凭其本能而生存，人则是自觉地精研义到入神（屈），以便为进入社会发挥作用（伸）打下坚实的根基。屈伸相感是宇宙的普遍过程和规律，表现在人则是内思义而外利用，以使身心安顿而德行得以弘扬。可以说，屈伸内外交相发明，已涵盖了儒者全部的德行和事业。至于穷神妙通变化，则是德盛仁熟的圣人的境界。
三、保身而弘道，达到更远的人生目标
在王艮不多的专论中，有一篇题为《明哲保身论》，专门论述了“保身”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其尊身论的题中之义。“明哲保身”之说出自《诗经·大雅·（ 民》，原文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所谓“保身”，比起“尊身”、“修身”、“安身”来，程度要来得更深，面对的境遇要来得更恶劣，它是在人处于重大变故乃至生死关头时对于己身与外物之关系作出的明智选择，那就是在保全身体、延续生命的前提下进一步达到更加高远的人生目标，而不是轻率、莽撞地舍弃自己的生命，使身体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如此行事最终反而不能达到目标。中国人历来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且把成仁取义和杀身舍生看成感天地、泣鬼神的美德和壮举。王艮并不反对这样做，却认为这只是审时度势应急权变的特例，而不是人人必须恪守的常规，因为道理很简单，“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总之，在存身与成仁、全生与取义之间发生尖锐矛盾、二者必须择一之时，毫无疑问应以弘扬仁义之精神为尚，但如若不是这样，那么在保身全生的情况下为天下国家多作贡献，总要比无谓地牺牲更有价值。
这一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今天的不少人由于受了不健康的教育，以自我为中心，一旦自己的利益受了侵犯，就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报复，甚至杀人，从不考虑后果，到头来将自己送上绝路。这就是不珍视自己的生命，更认识不到保存自己对社会的意义。
王艮有此引申开来，认为“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我身保矣。”（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明哲保身论》）
四、修身而立本，人人都可成为圣人和君子
最后，修身是个体立本之功夫。为了更好地做到“尊身”、“安身”、“保身”，王艮进一步提出了修身的要求。王艮认为天子庶人皆要修身，而修身则要“‘志于道’，立志于圣人之道也，‘据于德’，据仁、义、礼、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于仁’，仁者善之长，义、礼、智、信皆仁也，此学之主脑也；‘游于艺’，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在内容上“诚意、忠恕、强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王艮离开我们已有470年了，他的“离经叛道”的“四身”说思想也招来了众多的后人评说，褒贬有之，积极和消极影响亦有之。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艮的“离经叛道”思想，是其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被儒家学说所“奴役”，耳闻目睹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同时也是16世纪中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新兴的小市民阶层利益在思想上的反映，他们要求人我平等，要求尊重“人”的价值，要求个性解放，这在当时是新时代潮流的先声，直到今天，仍具有进步意义。
作者简介：
张剑，男，1969年生，江苏泰州人，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地方历史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SJD840006）
（作者单位：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