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汉时期玉器纹饰名称讨论

来源 :收藏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31714556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玉器研究者而言,器物的纹饰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考察方面,它不仅是玉器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研究器物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的重要切入点。因而,对于纹饰的认识,不可流于表面,浅尝辄止。战汉时期玉器纹饰丰富,纹饰命名不统一、同名不同纹、同纹不同名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在多数早期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中都没有足够清晰的图片,容易造成对器物本身信息的误读。下面,笔者将五组战汉时期常用的有关联而易混淆、同纹不同名的纹饰进行讨论,以期找到处理混乱的可行办法。
  一、谷纹、乳钉纹、云纹、涡纹、卧蚕纹
  殷志强、张敏等学者称阴线刻っ状纹饰为阴刻谷纹(图1.1),浮雕凸起的类似纹饰为谷纹(图1.2、图1.3)①。古方在《中国古玉器图典》中称阴刻旋转纹饰为涡纹,凸起旋转带尾纹饰为谷纹,而称不带阴刻出芽凸起圆点纹饰为乳钉纹(图2.1)②。全洪称蒲格内加凸起带尾纹饰为篱格形凸起涡纹(图1.4)③。
  贾峨、卢兆荫等学者则称类似的旋转阴刻线为阴勾卷云纹或阴线卷云纹(图1.5),称浮雕凸起的类似纹饰为卧蚕纹(图1.6),而将只有圆点凸起没有阴刻出芽的纹饰称为谷纹(图2.2)④。
  例如,同样是对河北平山中山国6号墓陪葬墓出土的这件青玉璧(图3)的描述,《中国古玉器图典》是这样描述的:谷纹玉璧,战国晚期装饰用玉。玉质青色,半透明,温润光泽,局部已经白化。扁平体,正圆形。内外缘都有阴刻轮廓线,两面碾琢减地谷纹。此璧器形规整,纹饰密集,是战国时期玉璧的常见形制⑤。而《中国玉器全集》则是这样描述的:玉料呈青色,半透明,有光泽。体扁圆,肉大于好。内外两缘皆雕出突起的宽边。通身卧蚕纹,两面纹饰相同,尚属精工⑥。
  关于谷纹与乳钉纹之间的关系以及云纹、雷纹、涡纹之间的关系,俞美霞在《战国玉器研究》 -书中有过详细阐述。谷纹,是指在凸起的半球状圆心上,依形琢出一圆线,尾端尖细,有如谷物生芽滋长,是战汉时期玉器上的主流纹饰,不见于其他质地器物之上。乳丁纹,则为半球状凸起之纹饰,有如乳房之形,自商周以来,于青铜器上即大量见此纹饰,玉器上较少见,东汉玉璧上稍多。俞文中指出,“谷纹与乳丁纹,就其纹饰造型而言,谷纹是在乳丁纹上琢线纹为饰;就其音韵、象征意义而言,谷纹、乳丁纹实为一体同源之发展,唯因后世‘谷、乳’二字使用愈见歧异,谷纹与乳丁纹也各自区分,有如不同纹饰之演化,是以难窥原貌。”但其认为谷纹只饰于玉器上,而乳丁纹盛行于商周铜器而不见于玉器,这明确地表示纹饰本身与器物材质间特殊的意义和关系,是不可任意为其他纹饰、材质所取代;而此二纹饰有时代性前后接续之演化,相互消长且又彼此影响⑦。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东汉玉璧和明代玉圭上较为常见的乳丁纹,说明纹饰与材质之间似乎没有绝对的组合关系,乳丁纹与谷纹的早晚消长关系也并不是单线的。
  但从考古资料来看,战国与西汉盛行谷纹而罕见乳丁纹,东汉则多见乳丁纹而少见谷纹,这种玉器纹饰上的消长关系是明确的。单就谷纹而言,也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1.短芽谷纹。2.长芽伸展。3.长芽反折。4.长芽屈曲。战国早期的谷纹排列较随意,大小、方向、长短无固定规则。战国晚期和汉代谷纹则排列整齐,有的还保留了打底的蒲格。
  云纹,是模拟自然现象而产生的纹饰,图案呈圆弧形卷曲线条,形如浮动舒卷的云朵。新石器时代玉器上就出现云纹,殷商时期已出现鸡心云纹、双头云纹等不同表现形式。战国云纹造型日趋稳定而成熟,并成为当时重要纹饰之一。战国时期云纹在绝大多数不同形制的玉器上都有出现,并呈现出单云头、双云头、三云头、S形、勾连等多种表现形式。
  涡纹也模仿自然之形而生,如水流涡旋状。因为它也具有回转之意,因此常有将阴刻云纹与涡纹混用或合称涡云纹的。涡纹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上就已大放异彩,商周时的陶器铜器上形式简单,日趋势微,战国玉器上也仍有涡纹,但数量较少。
  笔者以为,从便于辨别和描述的角度出发,宜将这组纹饰做如下界定:谷纹为圆形突起带阴刻谷芽的纹饰;乳丁纹则为不带阴刻线之圆形突起纹饰;阴刻旋涡状纹饰宜称为涡纹;双头旋转或不规则旋转纹饰宜称为云纹。将阴刻旋涡状纹饰称为阴刻谷纹或云纹的做法容易造成误导,不建议采纳。而卧蚕纹则是谷纹的一种变体形式,近些年学者已较少使用,多直接称为谷纹。
  二、三联(连)谷纹、勾连谷纹、阴线勾连卧蚕纹、谷丁勾连云纹等
  杨建芳、杨立新等学者称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龙首玉珩(图4.1、图4.2)上的阴线连接三个凸起圆点的纹饰为三联(连)谷纹⑥。贾峨、李德文等学者称这种用阴线连接三个凸点的纹饰称为阴线勾连卧蚕纹⑨。
  王长启描述类似高足杯腹壁纹饰为谷丁勾连云纹(图5.1)⑩。陈善钰描述湖北云梦大坟头一号墓出土玉剑彘,表面饰三排勾连谷纹(图5.2)?。孙庆伟则称此类纹饰为V字形连线乳丁纹(图5.3),并举同类纹饰的南越王墓出土玉剑彘为例,证明此类剑彘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流行的器物?。
  这组纹饰之间的区别与上一组本质是一致的,仅是多了一个连接方式的描述。因而,宜采用三连谷纹或三连乳丁纹这种不会造成歧义又简单明了的名称。
  三、勾连涡纹、勾连谷纹、阶梯式连线乳丁纹、勾连云纹、丁字形云纹
  全洪称阴线连接凸点的纹饰为勾连涡纹(图6.1)?,而喻燕姣则称为勾连谷纹(图6.2)?。孙庆伟称这种用阴线连接的凸起圆点纹为阶梯式连线乳丁纹(图6.3)?。
  孙庆伟称类似阴刻勾卷连接的纹饰为丁字形云纹(图7.1)?,而全洪、殷志强、张敏、喻燕姣等学者则称这种纹饰为勾连云纹(图7.2)?。
  这组其实包含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纹饰,一种是阴线T字形连接凸圆点,宜统称为勾连谷纹;另一种是纯阴线刻的T字形連接卷云纹,宣统称为勾连云纹。
  四、心形纹、三联涡纹、对称卷云纹、桃形卷云纹、勾云纹、如意云纹
  杨建芳称安徽长丰杨公战国晚期楚墓出土玉鎏(玉条形饰)い状纹饰为阴刻心形纹(图8.1)?,但他又称南越王墓出土龙首珩上的い状纹饰为三联涡纹(图8.2)?。两者其实十分相似,只是前者线条圆转无棱角,显得饱满,而后者顶部转折点略为明显。古方称此纹饰为对称的卷云纹(图8.3)?,刘云辉则将其称作桃形卷云纹(图8.4)?。   贾峨等学者则将此纹饰称为勾云纹(图8.5)?,孙庆伟为台北震旦艺术博物馆编写《战国玉器》一书时称此类纹饰为如意云纹:“龙身上饰如意云纹,龙首四周饰网格纹,是战国中晚期流行的纹饰风格”(图8.6)?。
  本组不同纹饰名称其实指的是同一种纹饰,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细微差异。有的阴刻,有的浅浮雕;有的顶端尖一点,有的顶端圆弧一些。桃形纹、心形纹或如意云纹都能概括其基本特征,且不易与其他形态的云纹相混淆,均可采用。
  五、兽面纹、夔龙纹、同首异体龙纹、双尾龙纹、双体龙纹
  周建军描述山东巨野县红土山汉墓出土玉璧,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涡纹,外区饰四组兽面纹(图9.1)?。欧阳摩壹也称这种玉璧外圈纹饰为兽面纹?。孙明描述河南永城芒山西汉墓出土玉璧,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外区为夔龙纹,内区为卧蚕纹,两区之间以绚索纹相隔(图9.2)?。殷志强、张敏等描述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璧(图9.3),中间以细绳纹将花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谷纹,外区系4组8条同首异体夔龙纹,呈对称状分布?。
  全洪描述南越王墓出土玉璧(图9.4),有绚纹把纹饰分为三区,中区为凸起蒲格涡纹;内、外区同为双体龙纹,分别是三组和六组,龙纹之间有连弧相隔@。王金环描述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52号墓出土玉璧(图9.5),肉上纹饰分为三层,内外两层饰双尾龙纹,中层饰卧蚕纹?。
  笔者以为,此类玉璧外圈图案与商周时常见的兽面纹差异甚大,每个独立单元纹饰并非两条龙共用一个头,而是刻画了两条侧面形象的龙一同升上天门的场景。因而还是称为两两对称的夔龙纹较妥。
  小结
  上述战国汉代时期玉器常见纹饰名称上的混乱,究其原因,既有工匠之间表达同一纹饰的细微差别,也有不同研究者对于同一纹饰的认知差异,甚至不排除同一类纹饰在较短的时期内的变化趋势使然,可能正处于量变还未形成质变的阶段。本文就此类混乱状况做了简要梳理,并提出自己粗浅的认识,至于同类纹饰不同命名对应纹样的细微差别能否与其时代演变趋势或地域特点相匹配,则有待进一步细致深入的研究。
  附记:本文为南京博物院2019年青年课题《南京博物院藏战国秦汉玉器的整理和初步研究》(项目编码:08052019103)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殷志强、张敏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7.江苏、上海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②⑤?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③??全洪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1.广东、福建等),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④⑥⑨??贾峨主编《中国玉器全集3·春秋——战国》,河北美术出版社,1995年;卢兆荫主编《中国玉器全集4.秦汉》,河北美术出版社,1995年。
  ⑦俞美霞《战国玉器研究》,台北南天书局,1995年,156 - 166页。
  ⑧?杨建芳《楚式玉器的特点》,《玉文化论丛.1》,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182,124页;杨立新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6.安徽》,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⑩???卢兆荫主编《中国玉器全集4.秦汉》,河北美术出版社,1995年。
  ????孙庆伟《战国玉器》,台北市震旦文教基金会出版,2007年。
  ?张昌平、郭伟民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湖北、湖南》,科学出版社,2005年,195页。
  ?全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1.广东、福建等),科学出版社,2005年,1引页;殷志强、张敏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7.江苏》,科学出版社,2005年,97页;张昌平、郭伟民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湖北、湖南》,科学出版社,2005年,193页。
  ?杨建芳《南越王墓玉器——楚、漢、越文化交汇、融合的见证》,《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辑),2012年。
  ?刘云辉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4.陕西》,科学出版社,2005年,1 28页。
  ?欧阳摩壹《中国玉器通史·战国卷》,海天出版社,201 4年,85页。
  (责任编辑:郭彤)
其他文献
“吴门画派”源起苏州地区,曾在历史上盛况一时。苏州博物馆经研究和梳理,创意策划了“吴门画派”四大家系列学术展览,今次推出的是系列之首展“石田大穰——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展览时间:2012年11月6日至2013年1月5日,展览地点:苏州博物馆。据悉,此次展览汇聚了瑞士苏黎世莱特堡博物馆、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海内外14家博物馆收藏的5
期刊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整个欧洲艺术进入巴洛克时代。巴洛克源自葡萄牙语(Barrocco),意思是畸形的珍珠。厌恶它的人将它定义为扭曲、怪诞和不整齐,喜爱它的人认为它充满了宏伟生动、热情奔放的强烈艺术效果,各种动感强烈的多变线条、夸张豪迈的尺度以及过度渲染的富丽堂皇都让人印象深刻。  18世纪初期以后,巴洛克风格逐渐被洛可可风格所取代,然而它对欧洲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可磨灭的,它是华丽、多姿多彩以及
期刊
随着“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超有机:首届CAFAM泛主题展”等一个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展的举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成为近几年来北京乃至中国最为耀眼的美术馆。在艺术市场高速发展,国际化程度日渐深入的今天,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所走出的道路值得思考。作为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的王璜生从事美术馆工作十余年,期间曾任职广东美术馆馆长,创办和策划过“广州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等展览,2009年
期刊
中国古代玉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以其功能广泛、造型丰富、装饰多样、工艺独特、风格各异而闻名遐迩。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玉器制作的高峰时期,而以动物为造形的佩饰更是西周时期玉器制作的一个主题题材,玉燕就是此时期动物造型佩饰中的作品之一。这里介绍8件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国君虢仲墓出土的燕形玉佩,以供读者鉴赏。  1
期刊
18世纪的著作家们,比其前辈更少提到中国画。因为当时欧洲流行着瓷器和屏风,对这类舶来品和纯装饰艺术,他们似乎感到心里有数了,这种十分浅薄的认识,最后在查尔斯·兰姆有名的散文里得到了概括,认为画在中国茶杯上的这些玩意,是个“透视学之前的世界”。  ——苏立文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苏立文,西方会如何认识20世纪中国美术。当苏立文的展览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亲耳听一听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带给我们的
期刊
玉,以其细密的质地、鲜明的色泽,温润的质感,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玉器被赋予了广泛的精神内涵,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就开始制作和使用玉器。进入汉代,继承先秦儒家“贵玉”的思想观念,人们认为玉有“仁、义、智、勇、洁”五德,爱玉、佩玉成为社会贵族阶层的时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地域上,都远远超过前代。玉器的功能多样化,被广泛用于礼仪、装饰、丧葬、陈设等各方面。  
期刊
大河村遗址自1972年发现以来,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彩陶,色彩绚丽,造型端庄典雅,为大河村文化彩陶的典型代表,尤其是2014年在博物馆院内发掘出土的白衣彩陶盆,更是引人注目,现将情况简述如下:  2014年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升级改造时,在位于T1工地发掘出土了一件白衣彩陶盆(图1),依据彩陶盆出土的层位等相关资料和信息,我们可以推定此件彩陶盆应为大河村三期即仰韶文化晚期的
期刊
2012年巴黎古董双年展潮流涌动,带给文物艺术品前沿交易的最新信息。本刊从本期开始,以《看巴黎》系列专题的形式,走入潮流深处,将主流的艺术、审美、格调,一一呈现,与读者分享。  2012年巴黎古董双年展中,位于G18展位的马约拉尔画廊展出了4件作品。这4件作品都是世界现当代艺术中十分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巴斯奎亚特的《棉花的起源》,罗伯特·印第安纳的《LOVE》,考尔德的《几乎是个三角形》,米
期刊
见到廖姐之前,我已看了她的博客,她写女儿和老栗,写恩师和朋友,写艺术家艺术事,大都是生活感受,大都写于宋庄……文笔蕴藉而畅达,平白而有致,字里行间满溢着温情、才情和豪情。廖姐说,人过中年,越来越觉得“伟大”的命题都有虚假性,累人累己,而动人的记忆往往在平凡的人和事中。有情所以动人,人始于情,最终要归于情,艺术、生活、人生同理。2012年仲夏的一个午后,在西安曲江见到廖姐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到,这样的
期刊
新近出版的刘跃进主编《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影印了一部明乔缙刻本《贾长沙集>,该本有傅增湘题跋,称其与“宋本同珍可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傅增湘是从此乔缙本存世稀见的角度立论,重在文物层面的版本价值。其实,不惟版本价值之珍贵,文献价值亦足可相颉颃,甚至具有印证学术史的标本意义。因为,该本虽名为“集”,实际正文十卷是贾谊的《新书》,故而是现存最早的《新书》版本,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表现在两方面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