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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是一部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其中的女主角海斯特·白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影响。她不同于一般浪漫主义小说的女主人公的“纯洁无瑕”，白兰一出来就是一个“通奸犯”。小说不觉使读者往女性现世的境遇与困境去靠。本文就从女性主义文学十个问题中的三个入手，同时联系如西蒙娜·波伏娃、费尔史东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和论述，来分析《红字》中对女性主义的体现。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红字》是其代表作之一。它是一部以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1642年至1649年发生在波士顿的爱情悲剧。对霍桑《红字》的文学分析与评述的文章或者专著很多，如运用弗洛伊德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观点、新文化论等理论来进行分析。同时，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这篇小说，如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主流女性主义分析。
女性主义的理论很多，女性主义哲学概括起来，对各类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应用主要表现在10个方面：（1）女性境遇的考察；（2）女性存在感的缺失；（3）女性权利的实践；（4）女性的安全毫无保障；（5）女性创造力遭受压制和被无视；（6）女性自觉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的确立，女性的解放和自由发展；（7）女性的人道主义；（8）女性的组织建设；（9）女性话语权利；（10）女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本篇文章主要从（1）、（8）、（10）三个方面联系霍桑《红字》展开论述。
一、女性境遇的考察
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写道：“定义和区别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别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就被其他人视为她丈夫的附庸品，即使他们之间的婚姻并无爱情可言，她丈夫几年都没有消息，可是人们认为，海斯特·白兰就像是一件东西、一座房屋一样，是“有主”的。甚至她连这些东西都不如，物件与房屋善有易主之日，她却再无自由之时了。费尔史东在他写的《性的辨证论》中指出，父权制度的历史基础是“物质的”，即男女生理事实。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生殖功能的不同。在小说《红字》中，海斯特·白兰之所以被镇上其他人发现她“通奸”（Adultery）的事实，是因为她怀上了珠儿。若不是女性天生的生理，使白兰的肚子一天天变大，她也许就不会被抓出来示众。如果像年轻牧师丁梅斯戴尔一样没有任何生理上的显示，她也许就能像丁梅斯戴尔一样“苟且偷生”七年（虽然他也遭受了精神上的折磨）。激进派女性主义者提倡“体外受孕”也许的确是一种女性的解放，至少女性不用再遭受身体上的痛苦。但如果单纯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的功能差异，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生理性别是如何变成社会性别的？接下来笔者就分析一下女性的社会组织。
二、女性的组织建设
女性主义认为，现时社会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之上。在霍桑描绘的波士顿小镇上，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贵族官员，都是男性。实际上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从维多利亚到希拉里，她们代表了144年间历代美国女性所冲击的“最高玻璃板”。在美国历史上，曾宣称要竞选总统的女性有两百多名，而第一位被提名的女性总统候选人是来自俄亥俄州小镇的维多利亚·伍德胡尔。即使是号称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也是到了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九次修正案后，妇女才有权参加选举。红字文中其实有隐晦地不断提到“女巫”这样一个神秘组织。她们出现在人群中、夜晚和森林里，她们也时常与黑人一同出现（黑人也是受歧视的人群）。一方面，霍桑是为自己祖父曾经对女巫所作的残忍的判决而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女巫”这样的群体诞生在小说中，是一种女性组织的形式。女性在社会中没有话语权，她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组织建设为自己发言。而基于女性原本的弱势，她们只能搞一些“歪门邪道”，“假装”神秘，来唬住别人。另一个出现在《红字》中的女性组织就是家庭妇女茶话会。她们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一开始，白兰从监狱中走出来，抱着当时仍在襁褓中的珠儿，这时传来了周围“茶话会妇女”尖酸刻薄的话语。称她们为“茶话会妇女”，是因为她们通常在社会上没有工作，主要是家庭主妇，就为自己的男人和孩子洗衣煮饭。她们也会有自己的聲音，但她们不敢在自己的男人面前和社会其他组织里出声，于是就组成了这样的茶话会妇女组织，在一天忙碌的洗衣做饭后，与其他家庭主妇一起抱怨一下或者议论一下别人“不耻”的行为。她们甚至比白兰和女巫们更可怜，因为她们是完全受控于男性社会并毫无想要推翻他们的统治的想法的人，就如奴隶一般，任劳任怨，并在男性建立的利己主义的道德观下甘心为奴为婢。
三、女性的身份认同
女性的解放、自由和发展，是女性主义发展的三部曲。首先，要解放自己，就要从男性社会的统治下走出来。比如：白兰彻底脱离男性统治的社会（并非提倡这一行为），只有脱身，才能不再受对女性不公的制度的约束，之后才能获得自由。白兰虽然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小镇，但是她并非被拴在这里，她是自愿留下的，一是她对自己的救赎；二是她性倔强。这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单纯是逃避，那说明她并没有放下，她就是要活在这个地方，好好地生活下去。最后，白兰获得了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她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和女儿换来了面包，靠自己的善良为自己换来了别人对她的尊重。这是白兰成了雌雄同体，她既是珠儿的母亲，生育她；又是珠儿的父亲，赚钱抚养她长大。而霍桑更不吝啬将白兰刻画为一个比一般男性还要强大的女性。首先，她比牧师丁梅斯戴尔勇敢，她为他们俩一同犯下的罪承担了全部来自外界的舆论压力。虽然丁梅斯戴尔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特别是为自己是一个懦夫而悔恨，甚至有了心魔，可是一直到了他被奇灵渥斯逼迫得奄奄一息，都没有勇气站出来与白兰一起面对。在故事的尾声，白兰对丁梅斯戴尔的一席话，才给了他勇气。而另一个男性角色，奇灵渥斯，白兰的丈夫，则是被自己的恨逼迫成了“魔鬼”。他无法像白兰一样拿起放下，穷其一生就想折磨丁梅斯戴尔至死。但实际上他也没有放过自己，他的内心没有一刻停止接受煎熬。妇女本位论认为，女性的生理与心理是妇女解放力量的来源。白兰坚强的内心世界支撑她在困难中继续生活下去，而她的缝纫技术又为她提供了生活下去的物质条件。上文说过，如果单纯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的功能差异，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因此，小说并没有剥夺白兰的生育权和抚养权，珠儿的出生和被抚养长大并最后嫁为人妻都证实了这一点。
四、结语
本文先从法国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创作的社会学著作《第二性》和费尔史东的《性的辨证论》为起点，分析了霍桑《红字》中以白兰为代表的女性在社会中的境遇，然后谈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雌雄同体”在《红字》中的体现，最后在女性的心理和生理中找到妇女解放力量的源泉。女性只有走出男性给她的牢笼，不做“房中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真正实现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才能剥除“他者”的禁锢，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品。
（昆明民族干部学院）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红字》是其代表作之一。它是一部以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1642年至1649年发生在波士顿的爱情悲剧。对霍桑《红字》的文学分析与评述的文章或者专著很多，如运用弗洛伊德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观点、新文化论等理论来进行分析。同时，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这篇小说，如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主流女性主义分析。
女性主义的理论很多，女性主义哲学概括起来，对各类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应用主要表现在10个方面：（1）女性境遇的考察；（2）女性存在感的缺失；（3）女性权利的实践；（4）女性的安全毫无保障；（5）女性创造力遭受压制和被无视；（6）女性自觉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的确立，女性的解放和自由发展；（7）女性的人道主义；（8）女性的组织建设；（9）女性话语权利；（10）女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本篇文章主要从（1）、（8）、（10）三个方面联系霍桑《红字》展开论述。
一、女性境遇的考察
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写道：“定义和区别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别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就被其他人视为她丈夫的附庸品，即使他们之间的婚姻并无爱情可言，她丈夫几年都没有消息，可是人们认为，海斯特·白兰就像是一件东西、一座房屋一样，是“有主”的。甚至她连这些东西都不如，物件与房屋善有易主之日，她却再无自由之时了。费尔史东在他写的《性的辨证论》中指出，父权制度的历史基础是“物质的”，即男女生理事实。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生殖功能的不同。在小说《红字》中，海斯特·白兰之所以被镇上其他人发现她“通奸”（Adultery）的事实，是因为她怀上了珠儿。若不是女性天生的生理，使白兰的肚子一天天变大，她也许就不会被抓出来示众。如果像年轻牧师丁梅斯戴尔一样没有任何生理上的显示，她也许就能像丁梅斯戴尔一样“苟且偷生”七年（虽然他也遭受了精神上的折磨）。激进派女性主义者提倡“体外受孕”也许的确是一种女性的解放，至少女性不用再遭受身体上的痛苦。但如果单纯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的功能差异，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生理性别是如何变成社会性别的？接下来笔者就分析一下女性的社会组织。
二、女性的组织建设
女性主义认为，现时社会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之上。在霍桑描绘的波士顿小镇上，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贵族官员，都是男性。实际上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从维多利亚到希拉里，她们代表了144年间历代美国女性所冲击的“最高玻璃板”。在美国历史上，曾宣称要竞选总统的女性有两百多名，而第一位被提名的女性总统候选人是来自俄亥俄州小镇的维多利亚·伍德胡尔。即使是号称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也是到了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九次修正案后，妇女才有权参加选举。红字文中其实有隐晦地不断提到“女巫”这样一个神秘组织。她们出现在人群中、夜晚和森林里，她们也时常与黑人一同出现（黑人也是受歧视的人群）。一方面，霍桑是为自己祖父曾经对女巫所作的残忍的判决而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女巫”这样的群体诞生在小说中，是一种女性组织的形式。女性在社会中没有话语权，她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组织建设为自己发言。而基于女性原本的弱势，她们只能搞一些“歪门邪道”，“假装”神秘，来唬住别人。另一个出现在《红字》中的女性组织就是家庭妇女茶话会。她们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一开始，白兰从监狱中走出来，抱着当时仍在襁褓中的珠儿，这时传来了周围“茶话会妇女”尖酸刻薄的话语。称她们为“茶话会妇女”，是因为她们通常在社会上没有工作，主要是家庭主妇，就为自己的男人和孩子洗衣煮饭。她们也会有自己的聲音，但她们不敢在自己的男人面前和社会其他组织里出声，于是就组成了这样的茶话会妇女组织，在一天忙碌的洗衣做饭后，与其他家庭主妇一起抱怨一下或者议论一下别人“不耻”的行为。她们甚至比白兰和女巫们更可怜，因为她们是完全受控于男性社会并毫无想要推翻他们的统治的想法的人，就如奴隶一般，任劳任怨，并在男性建立的利己主义的道德观下甘心为奴为婢。
三、女性的身份认同
女性的解放、自由和发展，是女性主义发展的三部曲。首先，要解放自己，就要从男性社会的统治下走出来。比如：白兰彻底脱离男性统治的社会（并非提倡这一行为），只有脱身，才能不再受对女性不公的制度的约束，之后才能获得自由。白兰虽然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小镇，但是她并非被拴在这里，她是自愿留下的，一是她对自己的救赎；二是她性倔强。这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单纯是逃避，那说明她并没有放下，她就是要活在这个地方，好好地生活下去。最后，白兰获得了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她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和女儿换来了面包，靠自己的善良为自己换来了别人对她的尊重。这是白兰成了雌雄同体，她既是珠儿的母亲，生育她；又是珠儿的父亲，赚钱抚养她长大。而霍桑更不吝啬将白兰刻画为一个比一般男性还要强大的女性。首先，她比牧师丁梅斯戴尔勇敢，她为他们俩一同犯下的罪承担了全部来自外界的舆论压力。虽然丁梅斯戴尔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特别是为自己是一个懦夫而悔恨，甚至有了心魔，可是一直到了他被奇灵渥斯逼迫得奄奄一息，都没有勇气站出来与白兰一起面对。在故事的尾声，白兰对丁梅斯戴尔的一席话，才给了他勇气。而另一个男性角色，奇灵渥斯，白兰的丈夫，则是被自己的恨逼迫成了“魔鬼”。他无法像白兰一样拿起放下，穷其一生就想折磨丁梅斯戴尔至死。但实际上他也没有放过自己，他的内心没有一刻停止接受煎熬。妇女本位论认为，女性的生理与心理是妇女解放力量的来源。白兰坚强的内心世界支撑她在困难中继续生活下去，而她的缝纫技术又为她提供了生活下去的物质条件。上文说过，如果单纯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的功能差异，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因此，小说并没有剥夺白兰的生育权和抚养权，珠儿的出生和被抚养长大并最后嫁为人妻都证实了这一点。
四、结语
本文先从法国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创作的社会学著作《第二性》和费尔史东的《性的辨证论》为起点，分析了霍桑《红字》中以白兰为代表的女性在社会中的境遇，然后谈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雌雄同体”在《红字》中的体现，最后在女性的心理和生理中找到妇女解放力量的源泉。女性只有走出男性给她的牢笼，不做“房中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真正实现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才能剥除“他者”的禁锢，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品。
（昆明民族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