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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时长27分钟、名为“科尼2012”的视频，如病毒一般席卷YouTube、Vimeo、“脸谱”、推客等社交平台，短短一周，点击率超过7600万人次，创造了网络传播奇迹。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美国偶像》主持人瑞安·西克瑞斯特、爱尔兰U2乐队主唱博诺·沃克斯等一众知名人士纷纷予以关注。
几乎是一夜之间，全世界都知道了，在遥远的非洲小国乌干达，有一个“世界上最坏最坏的坏蛋”，他的名字叫“约瑟夫·科尼”。
“阻止他！”
视频中，杰森·拉塞尔问他4岁的儿子盖文：“你知道我做什么工作？”
“阻止坏蛋。”盖文回答。
“坏蛋是谁？”拉塞尔又问。
“《星球大战》里的坏家伙，”盖文有些兴奋。
“我今天要告诉你他的名字。”
拉塞尔拿出两幅照片，一幅是他们的非洲朋友雅各布，另一幅是一张陌生的脸。“他叫科尼，手里有一支部队，他把孩子从父母身边抢走，给他们枪，让他们去杀人。”盖文的脸上露出恐惧和悲伤。
“你觉得我们该做点什么？”拉塞尔问儿子。
“阻止他！”
这正是拉塞尔制作这个视频的目的。
9年前，他和另外两名大学生前往苏丹，希望做一部关于达尔富尔的纪录片。来自乌干达方向的枪声改变了他们的行程。在乌干达北部地区，他们遇到从叛乱武装圣灵抵抗军逃出来的孩子雅各布。从他口中，拉塞尔知道了科尼这个恶魔。二十多年来，他绑架了3万名儿童，女孩成为性奴，男孩成为童子军。
亲眼目睹弟弟被杀的雅各布泪流满面，他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把我杀了，如果你能杀了我，就杀了我吧。那是结束我痛苦最快捷的办法。”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拉塞尔，他承诺，要竭尽全力阻止科尼。
接下来的9年，他一直在为誓言而努力。他认为，科尼之所以常年逍遥法外，就是因为世界上99%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如果知道，他早就被阻止了。于是，拉塞尔创建了一个名为“隐形的孩子”的组织，向世人揭露科尼的真面目。至今，该组织已吸引世界各地数万名年轻人，每年筹款近千万美元。
2012年，“是我们实现诺言的时刻。”拉塞尔号召人们，只要捐3美元，就可以获得一个“行动盒”，在4月20日这天，将关于科尼的传单、贴纸、海报、标语张贴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把他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他臭名远扬，让他无处躲藏。
科尼是谁？
这个被拉塞尔称为“世界第一恶人”的科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他1961年出生在乌干达北部乡村欧德克，父亲在当地教堂工作，他跟着做了几年祭童，15岁辍学，后来做了村里的巫医。据小学同学回忆，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友善的孩子，喜欢踢足球，舞跳得很好，可一旦发生争执，会立即诉诸武力，报复心强。
1986年，为抗议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推翻北部领导人密尔顿·奥伯特，科尼的表姐爱丽丝·拉克维纳代表北方阿乔利人，发起“圣灵运动”，1988年遭镇压。拉克维纳逃往肯尼亚，酗酒、流浪。
科尼接过表姐的大旗，组建圣灵抵抗军，主要由他绑架来的孩子组成。他在绑架孩子时，逼他们杀死自己的父母、邻居，或将其毁容，以绝后路，死心塌地追随他。抢来的女孩被逼为性奴。据传，科尼有88个妻子，育有42个孩子。
他主张用《摩西十诫》取代宪法，在乌干达建立神权政治。他自称“先知”，可以不用电话，通过圣灵与穆塞韦尼交流。作战前，他让战士将油涂抹在胸口、额头、双肩，并对着枪画十字，称这样可以刀枪不入。
在圣灵抵抗军嚣张的岁月里，上万人死于战火和屠戮，近两百万人无家可归。2005年10月6日，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通缉令，将其列为第一号起诉对象，罪名是反人类罪。如今，圣灵抵抗军已撤出乌干达，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地带活动，人数锐减至两三百人。
六宗“罪”
视频的疯狂传播，让科尼在短短几天内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拉塞尔成功了。但很快，质疑声四起，尤其是外交家、学者、观察员，包括不少乌干达人。
质疑一：从这段视频，你完全看不出眼下的科尼其实已是强弩之末，而且早在6年前就已经离开乌干达。在拉塞尔煽情的描述下，你会以为他至今仍是乌干达的头号敌人。这难免有为博眼球刻意夸大、隐瞒事实之嫌，对受众是一种误导。乌干达知名社会评论家迪莫斯·卡尔耶吉拉说：“此事割裂了历史，看起来更像是作秀。”
但支持者认为，你不能因为科尼成了“落水狗”就不痛打之，更何况，他依然在中部非洲制造血案。据联合国难民署资料显示，今年以来，圣灵抵抗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动了二十多起袭击，杀死1人，绑架17人，三千多人沦为难民。
质疑二：“有形的孩子”论坛刊登博文，称“隐形的孩子”去年总支出约为868万美元，其中只有32%直接用于实际事务，其余经费多流向员工工资、差旅交通和影片制作。对于一个不止步于关注、更致力于实际援助的组织来说，这样的比例构成显然不尽人意。由于缺乏审计，慈善监督机构“慈善导航”对其评级只有两颗星。
面对财务不透明的质疑，“隐形的孩子”特意制作了一个8分钟视频，澄清去年开支中，80.46%用于项目运作，16.24%用于行政管理，3.22%用于直接筹款，财务报告、纳税申报单和年报均可在网上查询。目前，尚无权威机构对此进行核实。
质疑三：“隐形的孩子”募捐来的善款将用于支持各国政府军平乱，但无论是乌干达人民国防军还是苏丹人民解放军，都长期饱受暴力、强奸、洗劫、屠杀等指责，人权记录劣迹斑斑。“隐形的孩子”却对此视而不见，依然选择与之合作，它所宣扬的正义和原则何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实用主义，以道德的名义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
对此，拉塞尔在接受CNN采访时说，结束当地暴力、维护地区和平是“隐形的孩子”的远大目标，科尼只是一个关注焦点。“我们需要一个敌人，我们需要知道谁是最坏的那一个。”
那么，当最坏的那个被干掉之后，他们的矛头会指向曾经的合作者——比较坏的那一个吗？无论回答是与否，“隐形的孩子”都会陷于尴尬之境。
质疑四：绝大多数人都赞同阻止科尼，可如何阻止却是个难题。“有形的孩子”论坛上公布了一张照片，是“隐形的孩子”3名创始人全副武装与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合影。显然，他们主张直接军事干预。可是，这样做的首要顾虑是，科尼的士兵大都是儿童，任何抓捕行动都可能导致众多儿童伤亡。以暴制暴，不是一个好选择。
而且，乌干达北部地区动荡源于阿乔利部落对穆塞韦尼的不信任，远非视频所言“阻止科尼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在杜克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的路易莎·罗姆巴德认为，“科尼2012”将一个复杂问题过度简化，“把科尼打造成世界头号敌人、新的本·拉登，只会令乌干达问题的解决偏离寻求长远方案的轨道”，视频的效果“弊大于利”。
质疑五：《科尼2012》看起来像一部纪录片，实际上是一部宣传片。它并未尝试让观众了解圣灵抵抗军的历史，或者有诚意地探讨最佳解决途径，而是直接向受众“灌输”它的结论：科尼是魔鬼，必须阻止他。按我说的去做：买一个“行动盒”，每月捐几美元，你就可以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一分子。这种“简单粗暴”的态度，与视频中拉塞尔告诉儿子“谁是坏蛋”如出一辙，而如果对象是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愿意独立思考的成年人，简直可以说是“侮辱”，有一种“受操纵”的感觉。
质疑六：“隐形的孩子”在视频中说，由于它的不懈努力，奥巴马于去年10月下令向中部非洲派遣100名军事顾问，协助当地部队打击圣灵抵抗军，“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因为人们渴望而做出的决定，不是为了自卫，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且不说美国政府是否真的如此高尚、毫无私心，“隐形的孩子”显然认为自己占据了道德高点。
耶鲁大学政治学家克里斯·布拉特曼撰文指出，“拯救非洲儿童的概念，本身就带有误导性，是幼稚甚至危险的。它令人不安地暗示了‘白人天赋使命’的观点。事实上，‘隐形的孩子’已经不是停留在‘暗示’层面，这种救世主的态度弥漫在整个宣传中，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整个行动，使其走向更大误区。”
如此多的质疑，那么请回到问题的原点：到底该如何阻止科尼？“有形的孩子”论坛有一篇博文写道：“我有更好的主意吗？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支持《科尼2012》，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方案。有方案不一定比没有强，有时更糟。如果你想继续关注，请关注约瑟夫·科尼，而不是《科尼2012》。”
几乎是一夜之间，全世界都知道了，在遥远的非洲小国乌干达，有一个“世界上最坏最坏的坏蛋”，他的名字叫“约瑟夫·科尼”。
“阻止他！”
视频中，杰森·拉塞尔问他4岁的儿子盖文：“你知道我做什么工作？”
“阻止坏蛋。”盖文回答。
“坏蛋是谁？”拉塞尔又问。
“《星球大战》里的坏家伙，”盖文有些兴奋。
“我今天要告诉你他的名字。”
拉塞尔拿出两幅照片，一幅是他们的非洲朋友雅各布，另一幅是一张陌生的脸。“他叫科尼，手里有一支部队，他把孩子从父母身边抢走，给他们枪，让他们去杀人。”盖文的脸上露出恐惧和悲伤。
“你觉得我们该做点什么？”拉塞尔问儿子。
“阻止他！”
这正是拉塞尔制作这个视频的目的。
9年前，他和另外两名大学生前往苏丹，希望做一部关于达尔富尔的纪录片。来自乌干达方向的枪声改变了他们的行程。在乌干达北部地区，他们遇到从叛乱武装圣灵抵抗军逃出来的孩子雅各布。从他口中，拉塞尔知道了科尼这个恶魔。二十多年来，他绑架了3万名儿童，女孩成为性奴，男孩成为童子军。
亲眼目睹弟弟被杀的雅各布泪流满面，他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把我杀了，如果你能杀了我，就杀了我吧。那是结束我痛苦最快捷的办法。”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拉塞尔，他承诺，要竭尽全力阻止科尼。
接下来的9年，他一直在为誓言而努力。他认为，科尼之所以常年逍遥法外，就是因为世界上99%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如果知道，他早就被阻止了。于是，拉塞尔创建了一个名为“隐形的孩子”的组织，向世人揭露科尼的真面目。至今，该组织已吸引世界各地数万名年轻人，每年筹款近千万美元。
2012年，“是我们实现诺言的时刻。”拉塞尔号召人们，只要捐3美元，就可以获得一个“行动盒”，在4月20日这天，将关于科尼的传单、贴纸、海报、标语张贴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把他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他臭名远扬，让他无处躲藏。
科尼是谁？
这个被拉塞尔称为“世界第一恶人”的科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他1961年出生在乌干达北部乡村欧德克，父亲在当地教堂工作，他跟着做了几年祭童，15岁辍学，后来做了村里的巫医。据小学同学回忆，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友善的孩子，喜欢踢足球，舞跳得很好，可一旦发生争执，会立即诉诸武力，报复心强。
1986年，为抗议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推翻北部领导人密尔顿·奥伯特，科尼的表姐爱丽丝·拉克维纳代表北方阿乔利人，发起“圣灵运动”，1988年遭镇压。拉克维纳逃往肯尼亚，酗酒、流浪。
科尼接过表姐的大旗，组建圣灵抵抗军，主要由他绑架来的孩子组成。他在绑架孩子时，逼他们杀死自己的父母、邻居，或将其毁容，以绝后路，死心塌地追随他。抢来的女孩被逼为性奴。据传，科尼有88个妻子，育有42个孩子。
他主张用《摩西十诫》取代宪法，在乌干达建立神权政治。他自称“先知”，可以不用电话，通过圣灵与穆塞韦尼交流。作战前，他让战士将油涂抹在胸口、额头、双肩，并对着枪画十字，称这样可以刀枪不入。
在圣灵抵抗军嚣张的岁月里，上万人死于战火和屠戮，近两百万人无家可归。2005年10月6日，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通缉令，将其列为第一号起诉对象，罪名是反人类罪。如今，圣灵抵抗军已撤出乌干达，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地带活动，人数锐减至两三百人。
六宗“罪”
视频的疯狂传播，让科尼在短短几天内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拉塞尔成功了。但很快，质疑声四起，尤其是外交家、学者、观察员，包括不少乌干达人。
质疑一：从这段视频，你完全看不出眼下的科尼其实已是强弩之末，而且早在6年前就已经离开乌干达。在拉塞尔煽情的描述下，你会以为他至今仍是乌干达的头号敌人。这难免有为博眼球刻意夸大、隐瞒事实之嫌，对受众是一种误导。乌干达知名社会评论家迪莫斯·卡尔耶吉拉说：“此事割裂了历史，看起来更像是作秀。”
但支持者认为，你不能因为科尼成了“落水狗”就不痛打之，更何况，他依然在中部非洲制造血案。据联合国难民署资料显示，今年以来，圣灵抵抗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动了二十多起袭击，杀死1人，绑架17人，三千多人沦为难民。
质疑二：“有形的孩子”论坛刊登博文，称“隐形的孩子”去年总支出约为868万美元，其中只有32%直接用于实际事务，其余经费多流向员工工资、差旅交通和影片制作。对于一个不止步于关注、更致力于实际援助的组织来说，这样的比例构成显然不尽人意。由于缺乏审计，慈善监督机构“慈善导航”对其评级只有两颗星。
面对财务不透明的质疑，“隐形的孩子”特意制作了一个8分钟视频，澄清去年开支中，80.46%用于项目运作，16.24%用于行政管理，3.22%用于直接筹款，财务报告、纳税申报单和年报均可在网上查询。目前，尚无权威机构对此进行核实。
质疑三：“隐形的孩子”募捐来的善款将用于支持各国政府军平乱，但无论是乌干达人民国防军还是苏丹人民解放军，都长期饱受暴力、强奸、洗劫、屠杀等指责，人权记录劣迹斑斑。“隐形的孩子”却对此视而不见，依然选择与之合作，它所宣扬的正义和原则何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实用主义，以道德的名义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
对此，拉塞尔在接受CNN采访时说，结束当地暴力、维护地区和平是“隐形的孩子”的远大目标，科尼只是一个关注焦点。“我们需要一个敌人，我们需要知道谁是最坏的那一个。”
那么，当最坏的那个被干掉之后，他们的矛头会指向曾经的合作者——比较坏的那一个吗？无论回答是与否，“隐形的孩子”都会陷于尴尬之境。
质疑四：绝大多数人都赞同阻止科尼，可如何阻止却是个难题。“有形的孩子”论坛上公布了一张照片，是“隐形的孩子”3名创始人全副武装与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合影。显然，他们主张直接军事干预。可是，这样做的首要顾虑是，科尼的士兵大都是儿童，任何抓捕行动都可能导致众多儿童伤亡。以暴制暴，不是一个好选择。
而且，乌干达北部地区动荡源于阿乔利部落对穆塞韦尼的不信任，远非视频所言“阻止科尼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在杜克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的路易莎·罗姆巴德认为，“科尼2012”将一个复杂问题过度简化，“把科尼打造成世界头号敌人、新的本·拉登，只会令乌干达问题的解决偏离寻求长远方案的轨道”，视频的效果“弊大于利”。
质疑五：《科尼2012》看起来像一部纪录片，实际上是一部宣传片。它并未尝试让观众了解圣灵抵抗军的历史，或者有诚意地探讨最佳解决途径，而是直接向受众“灌输”它的结论：科尼是魔鬼，必须阻止他。按我说的去做：买一个“行动盒”，每月捐几美元，你就可以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一分子。这种“简单粗暴”的态度，与视频中拉塞尔告诉儿子“谁是坏蛋”如出一辙，而如果对象是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愿意独立思考的成年人，简直可以说是“侮辱”，有一种“受操纵”的感觉。
质疑六：“隐形的孩子”在视频中说，由于它的不懈努力，奥巴马于去年10月下令向中部非洲派遣100名军事顾问，协助当地部队打击圣灵抵抗军，“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因为人们渴望而做出的决定，不是为了自卫，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且不说美国政府是否真的如此高尚、毫无私心，“隐形的孩子”显然认为自己占据了道德高点。
耶鲁大学政治学家克里斯·布拉特曼撰文指出，“拯救非洲儿童的概念，本身就带有误导性，是幼稚甚至危险的。它令人不安地暗示了‘白人天赋使命’的观点。事实上，‘隐形的孩子’已经不是停留在‘暗示’层面，这种救世主的态度弥漫在整个宣传中，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整个行动，使其走向更大误区。”
如此多的质疑，那么请回到问题的原点：到底该如何阻止科尼？“有形的孩子”论坛有一篇博文写道：“我有更好的主意吗？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支持《科尼2012》，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方案。有方案不一定比没有强，有时更糟。如果你想继续关注，请关注约瑟夫·科尼，而不是《科尼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