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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历来有着不同的观点。本文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了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及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政府经营许可干预对企业绩效有阻碍作用，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2）市场环境能够负向调节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即当市场环境变好时，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的促进作用会减弱。并提出关于完善我国政府微观干预的思考：（1）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遏制权力寻租；（2）促进市场合理有序发展，为企业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为企业之间建立关系搭建良好的平台；（3）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所不同，在正确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政府 微观干预 企业绩效
引言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也难以定论的话题。理论界对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观点。尽管理论界没有同意定论，但是现实中政府逐渐意识到对企业过多干预会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决策者往往会倾向于简政放权、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政府干预从范围上可以划分为宏观干预和微观干预。宏观干预的常见方式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政府微观干预的常见方式有：经营许可審批、税务管理、价格规制。关于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多数的学者关注政府宏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影响问题的关注较少。本文针对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且在探究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时考虑了在市场环境的作用，即把市场环境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市场环境变化的调剂作用。
理论基础及假说
国外内外学者关于政府干预对企业不同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如：古志辉（2012）认为政府干预可能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和冗余雇员增加，最终导致企业利润水平下降。而且，随着行政干预程度的增加企业投人到行政联系中的资源在增加，这意味着行政联系是政府干预企业运营的结果。王文甫等（2014）模拟分析发现，为了追求GDP和税收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干预（如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进一步加强，并向大企业、重点企业倾斜，但在促使其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投资过度，从而导致了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张前程等（2016）研究了政府干预对行业投资配置效率的影响，他认为总体而言金融深化能显著提高行业投资配置效率，政府干预则削弱了金融深化对行业投资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李丰团（2016）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的动机较强，而干预研发投资的动机较弱。师博（2013）研究发现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预和环境治理的“搭便车”倾向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能源效率与表征区域聚集的城市密度呈U型变动特征。
关于政企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研究文献中，同时存在如下几类观点。第一，政企关系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的文献如：学者唐林霞等（2015）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政治关联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并取得更有利的效果，民营企业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比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更能提高企业绩效。第二，政企关系对企业绩效具有阻碍作用。如：国内学者毛剑峰等（2015）认为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绩效越差，在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表现的更为显著，同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其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第三，其他观点。如：企业绩效与政府干预程度呈现了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学者徐雷等（2014）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1）的企业数据为样本，发现辽宁沿海六市企业绩效与应对政府程度呈现了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1 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
政企关系对企业绩效同时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是由于政企关系的具体形式不同导致的，有些形式的政府干预对企业的正常经营决策施加了影响，从而降低了企业绩效，另一些形式的政府干预使得企业获取了资源偏袒，从而促进了企业绩效。本文考虑两种政府微观干预的形式，即经营许可干预和索取非正式支付两种形式。并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1政府经营许可干预对企业绩效有阻碍作用。
假说1.2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影响力的强弱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 市场环境能够负向调节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即当市场环境变好时，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研究框架设计
（1）样本与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了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该数据涵盖了25个大中城市和2700家企业，共包含了食品、纺织、零售、批发及餐饮等多类行业。该调查反映的是企业微观层面的状态，且样本数据较为全面，因而便于对中国企业的整体状况进行研究。
对于数据中的A.16问题“对于本问卷中的回答是否可信”，提供了三个选择项，即可信、一定程度上可信和不可信，本文在处理数据时首先删除了“不可信”的数据。2011年绩效（PERFORMANCE2011）以2011年总销售与当年员工数之比表示，即2011年人均销售额。
政府微观干预的形式分两种：其一：经营许可（BLP）。以企业感知到获得经营许可的难度系数表示，共分为四个等级，即无障碍、轻微障碍、严重障碍和非常严重障碍，并依次以0-4的数值表示障碍的从轻到重的程度，取值为0时障碍最轻，取值为4时障碍最严重。其二，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PAY）。以企业在与政府税务官员打交道时是否被索取礼物或者非正式支付表示，如果企业被索取礼物或者非正式支付，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调剂变量市场关系（B2B）的测度指标是以企业与供给者（原料供应商）和需求者（顾客）的关系紧密程度。具体包括企业是否与供货商共享需求预测、共享原材料存货，是否与顾客共享生产与补给计划、共享产成品存货四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企业是与供货商共享需求预测、共享原材料存货，是与顾客共享生产与补给计划、共享产成品存货，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将四个观测值之和除以4，取平均值。控制变量分别为：企业经营年限（AGE）、企业规模（SIZE）、产权特征（FOR）。 （2）模型设计
针对前述的假说，本文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数据的分析：
LNPERF 2011=α+β1BLP+β2PAY+β3B2B+β4AGE+β5SIZE+β6FOR+ε （1）
LNPERF 2011=α+β1BLP+β2PAY+β3B2B+β4B2B*PAY+β5AGE+β6SIZE+β7FOR+ε （2）
LNPERF 2011=α+β1BLP+β2PAY+β3B2B+β4B2B*BLP+β5AGE+β6SIZE+β7FOR+ε （3）
其中，α表示截距，β1-β7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ε表示残差。模型中的因变量是企业绩效，以2011年企业人均销售额取对数表示；自变量包括：政府微观干预的两种形式，即经营许可（BLP）、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PAY）即市场环境（B2B）。企业经营年限（AGE）、企业规模（SIZE）、产权特征（FOR）都为控制变量。
所有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法见表1：
计量分析及检验
（1）描述性统计
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的处理之后，变量特征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对企业2011年人均销售额取对数之后的指标观测值有2652个，均值为12.52，标准差1.06，最小值为10.53，最大值为15.14，标准差较小，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奇异值问题。企业获取经营许可的难度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标准差0.41，说明同样不存在严重的奇异值问题。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的观测值相对较少，但总体来看不对估计构成太大影响。其他变量均无异常值严重的情况出现。
（2）相关性分析
由表3可知，模型中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微小，相关系数最大的为非正式支付与经营许可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10，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1。相关系数为负的值总共4个，且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可以推论各个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微弱，不会因相关性问题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3）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获取经营许可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获取经营许可的难度越大时，企业的绩效会更低。这说明政府部门（工商部门）对企业进入或者退出行业的经营许可审批不利于企业的绩效的提高，企业进入或者退出一个行业应当由市场决定。当某个行业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的时候，必然会吸引经营者投入，这是由资本的趋利性决定的，如果此时政府不恰当地限制了经营者进入，不予发放经营拍照或者给经营者设置进入障碍，就会影响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影响资本获取利润，降低企业绩效。政府官员向企业索取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给政府官员提供了非正式支付比没有提供非正式支付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取高绩效，这说明在企业对政府官员进行了非正式支付之后，获取到政府给予的“偏袒性”资源，使企业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提高企业绩效。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非正式支付有利于企业提高绩效，但这并不因为这这种提高绩效的方式值得提倡。企业对政府官员进行非正式支付致使以企业拥有的资本满足某些寻租集团的利益，并不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会扭曲资源配置机制，从而破坏市场整体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这验证了假说1，即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政府经营许可干预对企业绩效有阻碍作用，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
引入市场环境调节变量，分别考察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如表4中第二列估计结果所示，市场环境与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的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环境负向调节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即当市场换进变好的时候，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会减弱。联系实际，可以合理推论，当市场环境变好时，企业可以与供应者和需求者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合作，共享更多市场资源，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此时，企业不必再对政府官员进行非正式支付来获取“偏袒性”资源来提高企业绩效。表4中第四列估计结果所示，市场环境与经营许可的交乘项的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即在经营许可干预对企业绩效的阻碍作用问题上，市场环境几乎不起作用。这验证了假说2，即市场环境能够负向调节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即当市场环境变好时，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为检验回归方程的共线性，本文利用方差膨胀因子来观测，表4中第一列估计方程的VIF值最大的为1.60，第二列VIF最大值为1.94，第三列VIF最大值为1.60，第，四列VIF最大值为2.51，最大值均未超过10，故不存在方程的共线性问题。
关于完善我国政府微观干预的思考
政府宏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历来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而对政府微观干预的讨论较少，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对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证实了如下假说：（1）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政府经营许可干預对企业绩效有阻碍作用。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2）市场环境能够负向调节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即当市场环境变好时，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的促进作用会减弱。由于政府微观干预的形式多种多样，所以，不同形式的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并不矛盾。由此，提出关于完善我国政府微观干预的思考。
第一，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遏制权力寻租。政府官员向企业索取非正式支付，必将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需要减少企业与政府间不必要的牵连关系，充分由企业自行决定生产行为，以促提高企业绩效。
第二，促进市场合理有序发展，为企业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为企业之间建立关系搭建良好的平台。构建有利于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需要从法制、经济、监督等多方面入手，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顺畅和交易安全。
第三，对政府微观干预的影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所不同，在正确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政府的微观干预形式多种多样，在具体分析政府微观干预的作用机理之后，再思考相应的对策才能对症下药。
作者简介：蒋冬冬（1992.5—），女，广西大学商学院15级研究生，专业：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企业创新、政府与市场
[1] 夏力，杨德才.“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政府干预与企业政治关联文献综述[J].学海，2012，03：69-74.
[2] 古志辉，李竑.行政联系、政府干预与企业决策：一个概念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12，S1：257-262.
[3] 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J].管理世界，2014，10：17-36+46.
[4] 张前程，龚刚.政府干预、金融深化与行业投资配置效率[J].经济学家，2016，02：60-68.
[5] 李丰团.政府干预下的企业资本投向及其效率[J].财会月刊，2016，01：14-16.
[6] 师博，沈坤荣.政府干预、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J].管理世界，2013，10：6-18+187.
[7]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93，“Corruption”，NBER Working Paper.
[8] Eitan Goldman，Jorg Rocholl and Jongil So，2011，“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 allocation of procurement contracts”，Working Paper.
[9] Thomas Ferguson，Hans-Joachim Voth， 2008，“Betting on Hitler-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Nazi German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1）： 101-137.
[10] 李津津，余红心.简政放权、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J].当代经济科学，2016，01：86-96+127.
[11] 唐林霞，苏宁.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研究[J].财会通讯，2015，13：22-24.
政府 微观干预 企业绩效
引言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也难以定论的话题。理论界对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观点。尽管理论界没有同意定论，但是现实中政府逐渐意识到对企业过多干预会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决策者往往会倾向于简政放权、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政府干预从范围上可以划分为宏观干预和微观干预。宏观干预的常见方式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政府微观干预的常见方式有：经营许可審批、税务管理、价格规制。关于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多数的学者关注政府宏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影响问题的关注较少。本文针对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且在探究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时考虑了在市场环境的作用，即把市场环境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市场环境变化的调剂作用。
理论基础及假说
国外内外学者关于政府干预对企业不同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如：古志辉（2012）认为政府干预可能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和冗余雇员增加，最终导致企业利润水平下降。而且，随着行政干预程度的增加企业投人到行政联系中的资源在增加，这意味着行政联系是政府干预企业运营的结果。王文甫等（2014）模拟分析发现，为了追求GDP和税收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干预（如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进一步加强，并向大企业、重点企业倾斜，但在促使其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投资过度，从而导致了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张前程等（2016）研究了政府干预对行业投资配置效率的影响，他认为总体而言金融深化能显著提高行业投资配置效率，政府干预则削弱了金融深化对行业投资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李丰团（2016）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的动机较强，而干预研发投资的动机较弱。师博（2013）研究发现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预和环境治理的“搭便车”倾向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能源效率与表征区域聚集的城市密度呈U型变动特征。
关于政企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研究文献中，同时存在如下几类观点。第一，政企关系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的文献如：学者唐林霞等（2015）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政治关联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并取得更有利的效果，民营企业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比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更能提高企业绩效。第二，政企关系对企业绩效具有阻碍作用。如：国内学者毛剑峰等（2015）认为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绩效越差，在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表现的更为显著，同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其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第三，其他观点。如：企业绩效与政府干预程度呈现了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学者徐雷等（2014）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1）的企业数据为样本，发现辽宁沿海六市企业绩效与应对政府程度呈现了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1 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
政企关系对企业绩效同时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是由于政企关系的具体形式不同导致的，有些形式的政府干预对企业的正常经营决策施加了影响，从而降低了企业绩效，另一些形式的政府干预使得企业获取了资源偏袒，从而促进了企业绩效。本文考虑两种政府微观干预的形式，即经营许可干预和索取非正式支付两种形式。并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1政府经营许可干预对企业绩效有阻碍作用。
假说1.2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影响力的强弱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 市场环境能够负向调节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即当市场环境变好时，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研究框架设计
（1）样本与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了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该数据涵盖了25个大中城市和2700家企业，共包含了食品、纺织、零售、批发及餐饮等多类行业。该调查反映的是企业微观层面的状态，且样本数据较为全面，因而便于对中国企业的整体状况进行研究。
对于数据中的A.16问题“对于本问卷中的回答是否可信”，提供了三个选择项，即可信、一定程度上可信和不可信，本文在处理数据时首先删除了“不可信”的数据。2011年绩效（PERFORMANCE2011）以2011年总销售与当年员工数之比表示，即2011年人均销售额。
政府微观干预的形式分两种：其一：经营许可（BLP）。以企业感知到获得经营许可的难度系数表示，共分为四个等级，即无障碍、轻微障碍、严重障碍和非常严重障碍，并依次以0-4的数值表示障碍的从轻到重的程度，取值为0时障碍最轻，取值为4时障碍最严重。其二，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PAY）。以企业在与政府税务官员打交道时是否被索取礼物或者非正式支付表示，如果企业被索取礼物或者非正式支付，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调剂变量市场关系（B2B）的测度指标是以企业与供给者（原料供应商）和需求者（顾客）的关系紧密程度。具体包括企业是否与供货商共享需求预测、共享原材料存货，是否与顾客共享生产与补给计划、共享产成品存货四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企业是与供货商共享需求预测、共享原材料存货，是与顾客共享生产与补给计划、共享产成品存货，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将四个观测值之和除以4，取平均值。控制变量分别为：企业经营年限（AGE）、企业规模（SIZE）、产权特征（FOR）。 （2）模型设计
针对前述的假说，本文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数据的分析：
LNPERF 2011=α+β1BLP+β2PAY+β3B2B+β4AGE+β5SIZE+β6FOR+ε （1）
LNPERF 2011=α+β1BLP+β2PAY+β3B2B+β4B2B*PAY+β5AGE+β6SIZE+β7FOR+ε （2）
LNPERF 2011=α+β1BLP+β2PAY+β3B2B+β4B2B*BLP+β5AGE+β6SIZE+β7FOR+ε （3）
其中，α表示截距，β1-β7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ε表示残差。模型中的因变量是企业绩效，以2011年企业人均销售额取对数表示；自变量包括：政府微观干预的两种形式，即经营许可（BLP）、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PAY）即市场环境（B2B）。企业经营年限（AGE）、企业规模（SIZE）、产权特征（FOR）都为控制变量。
所有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法见表1：
计量分析及检验
（1）描述性统计
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的处理之后，变量特征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对企业2011年人均销售额取对数之后的指标观测值有2652个，均值为12.52，标准差1.06，最小值为10.53，最大值为15.14，标准差较小，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奇异值问题。企业获取经营许可的难度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标准差0.41，说明同样不存在严重的奇异值问题。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的观测值相对较少，但总体来看不对估计构成太大影响。其他变量均无异常值严重的情况出现。
（2）相关性分析
由表3可知，模型中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微小，相关系数最大的为非正式支付与经营许可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10，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1。相关系数为负的值总共4个，且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可以推论各个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微弱，不会因相关性问题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3）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获取经营许可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获取经营许可的难度越大时，企业的绩效会更低。这说明政府部门（工商部门）对企业进入或者退出行业的经营许可审批不利于企业的绩效的提高，企业进入或者退出一个行业应当由市场决定。当某个行业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的时候，必然会吸引经营者投入，这是由资本的趋利性决定的，如果此时政府不恰当地限制了经营者进入，不予发放经营拍照或者给经营者设置进入障碍，就会影响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影响资本获取利润，降低企业绩效。政府官员向企业索取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给政府官员提供了非正式支付比没有提供非正式支付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取高绩效，这说明在企业对政府官员进行了非正式支付之后，获取到政府给予的“偏袒性”资源，使企业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提高企业绩效。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非正式支付有利于企业提高绩效，但这并不因为这这种提高绩效的方式值得提倡。企业对政府官员进行非正式支付致使以企业拥有的资本满足某些寻租集团的利益，并不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会扭曲资源配置机制，从而破坏市场整体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这验证了假说1，即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政府经营许可干预对企业绩效有阻碍作用，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
引入市场环境调节变量，分别考察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如表4中第二列估计结果所示，市场环境与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的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环境负向调节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即当市场换进变好的时候，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会减弱。联系实际，可以合理推论，当市场环境变好时，企业可以与供应者和需求者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合作，共享更多市场资源，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此时，企业不必再对政府官员进行非正式支付来获取“偏袒性”资源来提高企业绩效。表4中第四列估计结果所示，市场环境与经营许可的交乘项的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即在经营许可干预对企业绩效的阻碍作用问题上，市场环境几乎不起作用。这验证了假说2，即市场环境能够负向调节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即当市场环境变好时，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为检验回归方程的共线性，本文利用方差膨胀因子来观测，表4中第一列估计方程的VIF值最大的为1.60，第二列VIF最大值为1.94，第三列VIF最大值为1.60，第，四列VIF最大值为2.51，最大值均未超过10，故不存在方程的共线性问题。
关于完善我国政府微观干预的思考
政府宏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历来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而对政府微观干预的讨论较少，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对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证实了如下假说：（1）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政府经营许可干預对企业绩效有阻碍作用。政府索取非正式支付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2）市场环境能够负向调节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即当市场环境变好时，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的促进作用会减弱。由于政府微观干预的形式多种多样，所以，不同形式的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并不矛盾。由此，提出关于完善我国政府微观干预的思考。
第一，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遏制权力寻租。政府官员向企业索取非正式支付，必将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需要减少企业与政府间不必要的牵连关系，充分由企业自行决定生产行为，以促提高企业绩效。
第二，促进市场合理有序发展，为企业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为企业之间建立关系搭建良好的平台。构建有利于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需要从法制、经济、监督等多方面入手，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顺畅和交易安全。
第三，对政府微观干预的影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形式的政府微观干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所不同，在正确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政府的微观干预形式多种多样，在具体分析政府微观干预的作用机理之后，再思考相应的对策才能对症下药。
作者简介：蒋冬冬（1992.5—），女，广西大学商学院15级研究生，专业：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企业创新、政府与市场
[1] 夏力，杨德才.“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政府干预与企业政治关联文献综述[J].学海，2012，03：69-74.
[2] 古志辉，李竑.行政联系、政府干预与企业决策：一个概念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12，S1：257-262.
[3] 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J].管理世界，2014，10：17-36+46.
[4] 张前程，龚刚.政府干预、金融深化与行业投资配置效率[J].经济学家，2016，02：60-68.
[5] 李丰团.政府干预下的企业资本投向及其效率[J].财会月刊，2016，01：14-16.
[6] 师博，沈坤荣.政府干预、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J].管理世界，2013，10：6-18+187.
[7]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93，“Corruption”，NBER Working Paper.
[8] Eitan Goldman，Jorg Rocholl and Jongil So，2011，“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 allocation of procurement contracts”，Working Paper.
[9] Thomas Ferguson，Hans-Joachim Voth， 2008，“Betting on Hitler-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Nazi German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1）： 101-137.
[10] 李津津，余红心.简政放权、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J].当代经济科学，2016，01：86-96+127.
[11] 唐林霞，苏宁.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研究[J].财会通讯，2015，13：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