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中共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的目标，这标志着党内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共识。
　　1980年代已经为“一心一意搞建设”做足了铺垫，民间的赚钱冲动得到了充分的调动，知识分子也为现代化的理念做了充分的宣传。但到底如何表述改革的目标是引起巨大争议的话题，市场经济还不大敢提，只好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
　　十四大之后，市场经济的旗帜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出来了。但这个市场经济之前还有一个定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应该如何调和？决策者当年曾经部署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市场经济怎么搞，这个问题在之前的建设经验中是寻觅不到的，于是便把目光转向了西方。留学海外研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纷纷回国，并迅速在朝野上下取得了影响力，加入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当中。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从芝加哥学派到奥地利学派，似乎都在中国找到了归宿。不同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开始汗牛充栋，各级政府也有了自己的经济学家智囊，用越来越专业的手段进行经济建设。
　　在大众话语中，经济学成为显学，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经济软着陆等词汇在媒体高频率出现，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2001年，电影《美丽心灵》把博弈论带入大众文化，纳什均衡、囚徒困境等等新鲜词汇再次刷新普罗大众对经济学的认识，又给经济学蒙上了一层魅力的面纱。
　　在经济学家的轮番轰炸之下，普通民众懂得了供需理论，学会了考虑机会成本，不再对用投入和产出计算感情和生育感到惊奇。经济学拜物教出现了，经济学思维方式被应用到各个领域，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触角更是伸向四面八方，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似乎都被经济学的光芒掩盖了。而中国这架经济大车也不负众望地在经济的快车道上一路疾驰，成就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但终究，一枝独秀不是春。经济学思维的泛滥带来了它的副产品，那就是中国从市场经济走向了市场社会，道德滑坡、社会失序的问题凸现。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在透支大众对他们的信任，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学不过和政治、哲学、历史一样，是一门学科，经济学家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不仅如此，有时候他们正是问题本身。
　　西姆斯和萨金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美国一些电视台如CNN去采访他们。当被问到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时，这两位平时专心做学问的大经济学家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当把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时候，根本无法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简单地表达观点。
　　中国面临种种非经济问题的堆积，靠经济学家已经无法解决。转型社会面临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表面的、个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思想根源，它们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涉及传统文化、民族性、社會哲学基础等等很多东西，布尔迪厄可以说出“支配者的主要特权，或许就是在结构上免于怨恨”这样的话，经济学家不能。
　　是时候摘去经济学家头上的光环了，复杂的时代需要综合的思考，当下的中国呼唤复合型思想家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