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福克纳和莫言一个是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一个是当代中国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二人虽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度，却在有限的创作空间中构建了各自无限的地域精神。他们的创作源于他们所处的地区和时代，同时也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本论文选取了两位作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喧哗与骚动》和《红高粱家族》进行对比和比较，从而探讨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笔下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判断。
【关键词】 威廉姆·福克纳、莫言、地方情结、地域文化
福克纳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是在他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背景下展开的。他曾说过，"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1]无独有偶，中国作家莫言也怀有相似的地方情结，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成了一块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故乡对于这两位文坛泰斗来说不仅仅是创作的土壤，更是情感的来源和文化的依托。
一、社会历史比较
福克纳出生在南方一个没落的庄园主家庭，经历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社会巨变。传统的南方贵族不再被人视为尊荣和财富的象征，工业化的北方逐渐成了主导。20世纪初期的美国人终日陷于社会动荡的不安和新旧交替的恐慌中，南北对峙、种族歧视、奴隶制度、战争等敏感问题都构成了作家的创作动机。
《喧哗与骚动》就是围绕一个没落的南方贵族家庭展开的。康普生先生嗜酒成性、无所事事，康普生太太则整日怨天尤人、冷酷自私。这样两个毫无责任感可言的父母造成了孩子们的畸形成长。长子昆丁博学多识却固守成规；次子杰生视财如命，贪婪无情；小儿子班吉则是个只有三岁小孩儿智商的白痴。家里唯一有爱心的是小女儿凯迪，然而，她却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南方淑女形象，风流放荡，自我堕落。家族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际和不同品质，却无一逃脱悲剧的命运。[2]福克纳所要表达的悲剧性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是禁锢在人们身上的枷锁，一切的抗争在残酷的自然面前都成了徒劳。作家塑造了一家子性格迥异的人物，分别影射了现实社会中不同状态的人们，从而唤起读者的反思。
同福克纳相似，莫言出生在中国社会动荡的60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的浪潮。他用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中国纷乱而复杂的农村生活，带着强烈的故乡情结将自己的笔触深深地埋进了宁静而宽广的土地。极左路线从50年代末期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贫困，莫言的家庭是中上農成分，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父亲的严厉教育也对他构成了心理约束。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今后的文学创作。
《红高粱家族》呈现了抗日战争年代，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壮怀激烈的英雄故事。围绕着爷爷、奶奶、父亲等先辈们，两条线索同时展开。一条是他们奋起反抗侵略者的事迹历程，另一条则是余占鳌和戴凤莲的爱恨情仇。故事突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展现了乡土人情中饱满而又旺盛的生命力。莫言将鲜活的人物植入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方背景之下，塑造了全新的英雄形象，表达了对苦难和压迫的不满与反抗。
二、表现方式比较
福克纳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叙事技巧。《喧哗与骚动》通过四个不同的叙事视角，呈现出了康普生一家三十年来的是非曲折。而时序倒错和意识流的使用让读者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品的文学性和美学距离。此外，每个叙述者都因智力、精神以及道德上不同程度的缺陷而存在不可靠性。福克纳借助这样的表达方式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混乱。[3]小说的叙述也好，现实的社会也罢都不过是一场混乱的闹剧，充满了喧嚣与骚动。
莫言的表现方式增加了许多大胆而新奇的元素。在时序的处理上，《红高粱家族》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顺序和叙事逻辑，采用自由散漫的叙述节奏，通过第一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娓娓道来。此外，莫言对比喻和通感等修辞方法驾驭娴熟。在比喻的衬托下，粗鄙丑恶的社会以及残酷杀戮的场面跃然纸上。作者对人物的细致刻画以及对场面的逼真描写将自己的艺术理想通过刺激的暴力传递出来，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
三、地域文化比较
民间传说是乡土情怀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乡土作家，福克纳和莫言都成功地将乡土的材料和色彩同人的本质和人类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作品超越了地域性，获得了更为普适的效果。[4]但两个人在作品主题的处理上又有所不同，甚至有背道而驰的迹象。福克纳的故事虽然聚焦美国的南方社会，但其主题意义却与全世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他笔下的南方俨然成了全社会的缩影，引发人们对生命这个永恒哲学命题的思考。相反，莫言将自己的高密故乡当作了一个开放的背景和熔炉。他吸纳了天南地北的事件，将这些五花八门的素材都拿到高密土地上来加工。莫言笔下的高密更像是中国的缩影，诉说着人们的痛苦和欢乐。
在两位作家的修饰之下，故乡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承载着社会意义的文学幻境。
四、价值伦理比较
在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伦理价值观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模式--直接颂扬和间接抨击。这两种模式分别在本文所探讨的两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福克纳和莫言在价值论理层面都对故乡表现出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前者在作品中充分揭露了南方社会中为人所耻的恶面，后者则通过小人物表现出对自由奔放的人性的赞美。
福克纳的小说充满了痛苦和不安，希望的幻灭。现实的社会同他价值理念中对奴隶制、种族主义、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是相悖的。他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怨恨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依旧试图用精妙的语言展现家乡的山水和风俗。可以说，福克纳看似在描写堕落的南方人的性格缺陷，实际是想要展示给读者的是南方人积极自信的生活态度，忠诚勇敢的品性特质以及正义的骑士精神等传统的价值观。
而莫言对故乡的爱恨交织则更为复杂。他一方面感念养育了他的故乡热土给予他的无尽财富，另一方面又不满这片土地的愚昧落后。怀着这样的情绪，他一度想要逃离故乡，可是却无法摆脱，因此，逃离成了另一种回归。他在创作过程中为故乡增添了许多不曾存在的东西。山川河流，五谷杂粮，沙漠沼泽，野生动物……他都信手拈来。他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构成了创作的基础。而他对性欲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也是对伦理价值的直观反映。在对故乡的反复书写中，莫言表达了对人们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顽强生命力的由衷赞美。
五、结语
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产物，承载着文化的价值也反映着文化的本质。莫言和福克纳作为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影响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的作品源于故乡却又超越故乡。其中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作品的表现手法归根结底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任何人都是他所处的时代及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传统的产物。两位作家都通过家族盛衰各异的图景，书写了历史的无情，从而上升到对人性的诠释和拷问。这是两方水土养育下不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两种文化背景下共同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莫言（Mo， Yan）. 红高粱家族[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 Faulkner， William. The Sound and the Fury.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1987.
[3] 李园（Li， Yuan）. 混乱下的清晰--从叙事时间、聚焦和叙事话语解读《喧哗与骚动》[D].华北电力大学，2009.
[4] 李实明 （Li， Shiming）. 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情结[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10）.
【关键词】 威廉姆·福克纳、莫言、地方情结、地域文化
福克纳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是在他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背景下展开的。他曾说过，"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1]无独有偶，中国作家莫言也怀有相似的地方情结，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成了一块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故乡对于这两位文坛泰斗来说不仅仅是创作的土壤，更是情感的来源和文化的依托。
一、社会历史比较
福克纳出生在南方一个没落的庄园主家庭，经历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社会巨变。传统的南方贵族不再被人视为尊荣和财富的象征，工业化的北方逐渐成了主导。20世纪初期的美国人终日陷于社会动荡的不安和新旧交替的恐慌中，南北对峙、种族歧视、奴隶制度、战争等敏感问题都构成了作家的创作动机。
《喧哗与骚动》就是围绕一个没落的南方贵族家庭展开的。康普生先生嗜酒成性、无所事事，康普生太太则整日怨天尤人、冷酷自私。这样两个毫无责任感可言的父母造成了孩子们的畸形成长。长子昆丁博学多识却固守成规；次子杰生视财如命，贪婪无情；小儿子班吉则是个只有三岁小孩儿智商的白痴。家里唯一有爱心的是小女儿凯迪，然而，她却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南方淑女形象，风流放荡，自我堕落。家族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际和不同品质，却无一逃脱悲剧的命运。[2]福克纳所要表达的悲剧性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是禁锢在人们身上的枷锁，一切的抗争在残酷的自然面前都成了徒劳。作家塑造了一家子性格迥异的人物，分别影射了现实社会中不同状态的人们，从而唤起读者的反思。
同福克纳相似，莫言出生在中国社会动荡的60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的浪潮。他用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中国纷乱而复杂的农村生活，带着强烈的故乡情结将自己的笔触深深地埋进了宁静而宽广的土地。极左路线从50年代末期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贫困，莫言的家庭是中上農成分，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父亲的严厉教育也对他构成了心理约束。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今后的文学创作。
《红高粱家族》呈现了抗日战争年代，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壮怀激烈的英雄故事。围绕着爷爷、奶奶、父亲等先辈们，两条线索同时展开。一条是他们奋起反抗侵略者的事迹历程，另一条则是余占鳌和戴凤莲的爱恨情仇。故事突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展现了乡土人情中饱满而又旺盛的生命力。莫言将鲜活的人物植入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方背景之下，塑造了全新的英雄形象，表达了对苦难和压迫的不满与反抗。
二、表现方式比较
福克纳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叙事技巧。《喧哗与骚动》通过四个不同的叙事视角，呈现出了康普生一家三十年来的是非曲折。而时序倒错和意识流的使用让读者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品的文学性和美学距离。此外，每个叙述者都因智力、精神以及道德上不同程度的缺陷而存在不可靠性。福克纳借助这样的表达方式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混乱。[3]小说的叙述也好，现实的社会也罢都不过是一场混乱的闹剧，充满了喧嚣与骚动。
莫言的表现方式增加了许多大胆而新奇的元素。在时序的处理上，《红高粱家族》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顺序和叙事逻辑，采用自由散漫的叙述节奏，通过第一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娓娓道来。此外，莫言对比喻和通感等修辞方法驾驭娴熟。在比喻的衬托下，粗鄙丑恶的社会以及残酷杀戮的场面跃然纸上。作者对人物的细致刻画以及对场面的逼真描写将自己的艺术理想通过刺激的暴力传递出来，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
三、地域文化比较
民间传说是乡土情怀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乡土作家，福克纳和莫言都成功地将乡土的材料和色彩同人的本质和人类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作品超越了地域性，获得了更为普适的效果。[4]但两个人在作品主题的处理上又有所不同，甚至有背道而驰的迹象。福克纳的故事虽然聚焦美国的南方社会，但其主题意义却与全世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他笔下的南方俨然成了全社会的缩影，引发人们对生命这个永恒哲学命题的思考。相反，莫言将自己的高密故乡当作了一个开放的背景和熔炉。他吸纳了天南地北的事件，将这些五花八门的素材都拿到高密土地上来加工。莫言笔下的高密更像是中国的缩影，诉说着人们的痛苦和欢乐。
在两位作家的修饰之下，故乡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承载着社会意义的文学幻境。
四、价值伦理比较
在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伦理价值观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模式--直接颂扬和间接抨击。这两种模式分别在本文所探讨的两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福克纳和莫言在价值论理层面都对故乡表现出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前者在作品中充分揭露了南方社会中为人所耻的恶面，后者则通过小人物表现出对自由奔放的人性的赞美。
福克纳的小说充满了痛苦和不安，希望的幻灭。现实的社会同他价值理念中对奴隶制、种族主义、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是相悖的。他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怨恨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依旧试图用精妙的语言展现家乡的山水和风俗。可以说，福克纳看似在描写堕落的南方人的性格缺陷，实际是想要展示给读者的是南方人积极自信的生活态度，忠诚勇敢的品性特质以及正义的骑士精神等传统的价值观。
而莫言对故乡的爱恨交织则更为复杂。他一方面感念养育了他的故乡热土给予他的无尽财富，另一方面又不满这片土地的愚昧落后。怀着这样的情绪，他一度想要逃离故乡，可是却无法摆脱，因此，逃离成了另一种回归。他在创作过程中为故乡增添了许多不曾存在的东西。山川河流，五谷杂粮，沙漠沼泽，野生动物……他都信手拈来。他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构成了创作的基础。而他对性欲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也是对伦理价值的直观反映。在对故乡的反复书写中，莫言表达了对人们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顽强生命力的由衷赞美。
五、结语
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产物，承载着文化的价值也反映着文化的本质。莫言和福克纳作为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影响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的作品源于故乡却又超越故乡。其中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作品的表现手法归根结底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任何人都是他所处的时代及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传统的产物。两位作家都通过家族盛衰各异的图景，书写了历史的无情，从而上升到对人性的诠释和拷问。这是两方水土养育下不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两种文化背景下共同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莫言（Mo， Yan）. 红高粱家族[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 Faulkner， William. The Sound and the Fury.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1987.
[3] 李园（Li， Yuan）. 混乱下的清晰--从叙事时间、聚焦和叙事话语解读《喧哗与骚动》[D].华北电力大学，2009.
[4] 李实明 （Li， Shiming）. 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情结[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