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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0年章含之随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分管外事处（对外称外事办公室，1994年更名为国际合作部，章先后任副主任、负责人）。1992年我调任办公厅主任，与童含之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和联系。
章含之对工作尽职尽责，非常认真，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记得.199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云南省政府联合组织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我和章含之带一个小组先行赴昆明筹备，章负责会议具体筹备工作，我负责中心协调与配合。在与云南的联席会上，章含之提出了大大小小的问题，从议题到代表遴选，从日程到住宿，从会场布置到茶歇方案，从翻译选聘到同声传译设备等等。云南方面一一答复，并对不足提出了弥补或替代方案。会后，我们还窦地检查了会场和驻地，并比较了其他备选会址。至此，会议筹备应该说已大体就绪，没想到章含之又邀我们同逛昆明商场，重点是看各种小食品。对每一个商店的每一种感兴趣商品，章含之都仔细挑选、品尝。开始我以为她爱吃零食，想挑一些昆明特产，但细看后感觉又不太像。直到后来她郑重决定：会议茶歇用的咖啡和食品从北京采购运来，我才明白她的真实意图。更意外的是，章含之甚至提出，她在昆明没有找到理想的咖啡壶，也想从北京买来，不行就用她家的。精心的准备换来会议的巨大成功，云南省十分满意。意外的是，四川省政府听说后，派专人执函到中心洽谈，要求开一个同样的会，以推动四川的对外开放。
工作中，童含之常常显得急躁，有时甚至让人感到霸道。记得1996年中心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我报到后刚进入房间，就听到楼道里人声嗜杂。出门就看到章含之正恼怒地训斥几个助手：怎么可以这么干，我撤你们的职！由于愤怒，童含之的嗓子都岔了声。几个部下也红着脸顶撞：你撤吧，这活没法千了。我费好大劲把章含之拉回房间，才知道事情源于座位名签摆放。事情不大，也不难纠正，但章含之容不得一点差错，也听不进解释。几个小伙子忙得没日没夜，辛苦加委屈，一件小事酿成了大吵。但章含之对工作完美的追求，不能不让人叹服。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外事工作无小事”。现在想起来，那次会议称得上中心最成功的国际会议之一，两个“明星”相映成辉。一个是当时的中心主任孙尚清，一身帅气、潇洒、睿智，可惜会后不久突然病逝，这次出场竟然成为“绝唱”。另一个是章含之，主持闭幕酒会时，表现优雅、从容、风趣，使我想起一句话：工作中的女人是美丽的。
章含之在中心做了不少工作，想起这些往事，不由猜想：章含之工作如此尽心尽力，如此在意工作的完美和理想，甚至不惜争吵、暴怒，动力来自何处？我想，除了外交部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锻炼，以及由此培育的使命感外，恐怕在章含之的潜意识里，每一次外事活动都不由自主地当作了展示个人理念、抱负、风采的舞台。即使早已退出了中国外交大舞台，还是习惯性地把中心当作了外交战场，恰如穿上了“红舞鞋”的舞者。童含之的努力和执著，帮助中心党组实现了外事工作转型的设想：从过去消极被动的“外事工作”升华为积极主动的“国际合作”，使中心外事工作上档次、上規模，在国际合作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这种理念和目标的巨大飞跃，使国际合作成为中心工作的一大亮点，并进而发展成中心工作的重要一翼，上升为中心的全局性工作。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心还没有专项外事经费，章含之不仅要认真组织具体大小活动，还要利用老关系和老渠道筹集资金，这些成绩的取得弥显珍贵。
二
作为同事，章含之绝不属于随和谦恭、温良可亲、人缘甚好一类，也不属于心机无常、城府难测、锱铢必较的一种。生活中、同事间，章含之不乏热情、率直、简单，甚至不时显出一些天真。有几件小事：
章含之喜欢热闹，喜欢聊天（准确地说是“侃”）。还是1993年在昆明，我和筹备小组下午抵达，她晚上由曼谷飞抵昆明。晚上我去看她，发现外事办的几个人都在房间，桌上摆满了由泰国带回的小食品。等我进屋，稍加寒喧，章含之继续侃。章含之喜欢的聊天，更多的是她侃别人听，其势如票友花钱请亲朋捧场。当晚主题是泰国之行的见闻和遭遇，章含之甩掉鞋，全身兴奋，手舞足蹈，至晚不显倦意，执意不许别人早退。
有一年外事办一位同事结婚，章含之热心代为操办。我受邀参加，第一次进入那个著名的四合院。参加婚礼的有五六十人，除了一般程式外，不同的是请来大饭店厨师，采用西式冷餐会的形式。在仪式上，章含之进进出出，忙里忙外，招呼来宾，布置千活，不使任一来宾感到冷落，不让任一环节出现疏忽。我是第一次来，章含之特意带我参观四合院，对房间里的一些物品和照片，包括乔冠华的照片，她都简略介绍背后的故事。这时的章含之更像一个大家主妇，殷勤、得体、周到。
1993年刘中一由农业部部长调任中心党组书记，章含之不认识中一。不久，新书记召开司局长会，开会的会议室沿墙布置一圈沙发。章含之那天迟到，进门一扫会场，只有一个大沙发还有空位，就急忙一屁股坐下。没想到旁边的老头突然开口主持会议，这才发现自己和会议主席坐在了同一个沙发上，大概此时才明白为什么只有这个沙发有空位。只见耄含之状如触电，腾地站起来，嚅嗫着道歉：我不知道您是中一。看到年近六十、体态微胖的章含之如同新上岗的小姑娘，显得如此局促，全体一场爆笑。中一笑言：这个座位就是留给你的。见过多少大场面，接触过多少伟人的章含之，应对一个突发小尴尬竟成小女人状，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和奇怪。
1992年中心职称评定，章含之代表外事办任评委。会上一申报人答非所问，会议主持人见大家没有异议，就宣布结束答辩。中间我有事出来碰上章含之，她心急火燎地拉着我说：我这个外行都听出那个人答不出来，怎么你们都不吱声，就这么通过了？我说：评委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选票，不是表态，干嘛点明了让人难堪。章含之恍然大悟，笑说：看来是我傻。后来那个申报人没有通过评定。
章含之换肾成功后，我去医院探视。手术后的章含之大大咧咧，谈笑风生。依然是她侃我听，主题是换肾的过程和细节，包括怎么住院、什么肾源、如何手术、什么医生主刀、术后效果以及住院期间听到的奇闻轶事。印象深的两点：一是她由衷的高兴，谈话中多次用夸张的神态谈到如何“运气”、“幸运”、“凑巧”，显得非常满足。这时的章含之对生命充满了自信和期望，大谈出院后的工作设想和生活安排。二是章含之郑重地对我谈起大病后的体会，大意是：过去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能阻挡我的事情，这场大病让我懂得了还有疾病无法抗拒。如此“大彻大悟”的体会真令我有些意外。但凡到奈何桥转悠一趟，差点喝碗孟婆汤后，绝大多数人的体会，或是感慨命运的无常，或是更加珍惜生命，或是更加宽容大度，或是更加超然出世。而章含之不同，竟然是感慨生命潜力有限，感慨终究不是超人、超自然人。联系章含之一生细想这句话，我隐约感到，也许这就是她一生坚持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模式。用这句话揣摩她的一生，对章含之可能会认识得更深一层。循着这条线索，体察她的为人处世，也许会更多一些理解。由此推及她的同时代人，也许认识会更立体、更丰满，也更真实一些。 三
1990年章含之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14年，乔冠华已去世7年。中国远离了
“风雨”，章含之来到中心脱离了各种漩涡，有了安享“风雨”后平静的可能。纵观章含之一生，在中心的18年，可以说是她一生中相对最宁静的日子。在中心这个超脱的平静港湾里，章含之得以静心写出了四本著作。如果说有什么例外的话，章含之被推荐为政府特殊津贴候选人可算一次。不过，这次不是她招惹“政治”，而是“政治”还没忘记她。
事情发生在1992年。由于当时的中心党组意见分歧，政府特殊津贴推荐已经连续三年流产。党组决心改变这种莫名现象，并采取了多项关键措施，其中首次采用的民主评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即初选由副研究员以上全体成员无记名、无候选人投票，按得票顺序报党组审批。这次评选顺利产生了中心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人选，章含之按得票数排在最后一名，过程和结果都获得满堂彩。意外的是，在名单公布前夕，人事部突然通知，接到举报说章含之等三人有严重政治问题，人事部决定取消三人资格。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拿掉三个同志，有违民心和党组权威，還会影响中心诚信，波及以后的推荐，何况事涉三人的政治结论。既然被逼在角落，只有彻底说清三人情况，才能还三人清白，还中心清白。为此，我陪孙尚清副主任两访人事部，感谢人事部的体谅和理解，终于争取到了“说明情况，再行复议”的转机和余地。为此，我调阅了章含之等三人的档案，整理成报告送人事部。最后的结果是：三人当年不再推荐，作为次年名额重新提出。章含之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获得了政府特殊津贴。我估计，她至死也不知道这些幕后的故事。历史证明这样处理是明智的，避免留下一大笑柄——另两位同志，一位是当今中国农业政策的有数权威，一位是有影响的外经外资泰斗。
奇怪的是，现在怎么也想不起章含之档案里的只言片语，脑子里真正一片空白。现在分析，有几种可能：一是当时的注意力主要是筛选材料说明问题，目标是择要拷贝给人事部，其他都不在关心之列。二是我亲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荒唐年代发生的一切尚历历在目，没有新鲜感，很难进入记忆。三是章含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是是非非都与中心无关，没有兴趣多看一眼。
章含之一生喜欢风光，不耐寂寞。令人意外的是她的遗愿：最后的归宿要回到养父膝下。在女人一生的三个角色（女儿、妻子和母亲）中，章含之最终选择了女儿。我不知道这是冥冥中的巧合，还是她潜意识中的清醒。因为，只有作为女儿，才可能是女人一生中最为安全、最为恬静的时光。只有呵护，没有惊扰，只有温情，没有风雨。
1990年章含之随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分管外事处（对外称外事办公室，1994年更名为国际合作部，章先后任副主任、负责人）。1992年我调任办公厅主任，与童含之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和联系。
章含之对工作尽职尽责，非常认真，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记得.199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云南省政府联合组织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我和章含之带一个小组先行赴昆明筹备，章负责会议具体筹备工作，我负责中心协调与配合。在与云南的联席会上，章含之提出了大大小小的问题，从议题到代表遴选，从日程到住宿，从会场布置到茶歇方案，从翻译选聘到同声传译设备等等。云南方面一一答复，并对不足提出了弥补或替代方案。会后，我们还窦地检查了会场和驻地，并比较了其他备选会址。至此，会议筹备应该说已大体就绪，没想到章含之又邀我们同逛昆明商场，重点是看各种小食品。对每一个商店的每一种感兴趣商品，章含之都仔细挑选、品尝。开始我以为她爱吃零食，想挑一些昆明特产，但细看后感觉又不太像。直到后来她郑重决定：会议茶歇用的咖啡和食品从北京采购运来，我才明白她的真实意图。更意外的是，章含之甚至提出，她在昆明没有找到理想的咖啡壶，也想从北京买来，不行就用她家的。精心的准备换来会议的巨大成功，云南省十分满意。意外的是，四川省政府听说后，派专人执函到中心洽谈，要求开一个同样的会，以推动四川的对外开放。
工作中，童含之常常显得急躁，有时甚至让人感到霸道。记得1996年中心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我报到后刚进入房间，就听到楼道里人声嗜杂。出门就看到章含之正恼怒地训斥几个助手：怎么可以这么干，我撤你们的职！由于愤怒，童含之的嗓子都岔了声。几个部下也红着脸顶撞：你撤吧，这活没法千了。我费好大劲把章含之拉回房间，才知道事情源于座位名签摆放。事情不大，也不难纠正，但章含之容不得一点差错，也听不进解释。几个小伙子忙得没日没夜，辛苦加委屈，一件小事酿成了大吵。但章含之对工作完美的追求，不能不让人叹服。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外事工作无小事”。现在想起来，那次会议称得上中心最成功的国际会议之一，两个“明星”相映成辉。一个是当时的中心主任孙尚清，一身帅气、潇洒、睿智，可惜会后不久突然病逝，这次出场竟然成为“绝唱”。另一个是章含之，主持闭幕酒会时，表现优雅、从容、风趣，使我想起一句话：工作中的女人是美丽的。
章含之在中心做了不少工作，想起这些往事，不由猜想：章含之工作如此尽心尽力，如此在意工作的完美和理想，甚至不惜争吵、暴怒，动力来自何处？我想，除了外交部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锻炼，以及由此培育的使命感外，恐怕在章含之的潜意识里，每一次外事活动都不由自主地当作了展示个人理念、抱负、风采的舞台。即使早已退出了中国外交大舞台，还是习惯性地把中心当作了外交战场，恰如穿上了“红舞鞋”的舞者。童含之的努力和执著，帮助中心党组实现了外事工作转型的设想：从过去消极被动的“外事工作”升华为积极主动的“国际合作”，使中心外事工作上档次、上規模，在国际合作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这种理念和目标的巨大飞跃，使国际合作成为中心工作的一大亮点，并进而发展成中心工作的重要一翼，上升为中心的全局性工作。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心还没有专项外事经费，章含之不仅要认真组织具体大小活动，还要利用老关系和老渠道筹集资金，这些成绩的取得弥显珍贵。
二
作为同事，章含之绝不属于随和谦恭、温良可亲、人缘甚好一类，也不属于心机无常、城府难测、锱铢必较的一种。生活中、同事间，章含之不乏热情、率直、简单，甚至不时显出一些天真。有几件小事：
章含之喜欢热闹，喜欢聊天（准确地说是“侃”）。还是1993年在昆明，我和筹备小组下午抵达，她晚上由曼谷飞抵昆明。晚上我去看她，发现外事办的几个人都在房间，桌上摆满了由泰国带回的小食品。等我进屋，稍加寒喧，章含之继续侃。章含之喜欢的聊天，更多的是她侃别人听，其势如票友花钱请亲朋捧场。当晚主题是泰国之行的见闻和遭遇，章含之甩掉鞋，全身兴奋，手舞足蹈，至晚不显倦意，执意不许别人早退。
有一年外事办一位同事结婚，章含之热心代为操办。我受邀参加，第一次进入那个著名的四合院。参加婚礼的有五六十人，除了一般程式外，不同的是请来大饭店厨师，采用西式冷餐会的形式。在仪式上，章含之进进出出，忙里忙外，招呼来宾，布置千活，不使任一来宾感到冷落，不让任一环节出现疏忽。我是第一次来，章含之特意带我参观四合院，对房间里的一些物品和照片，包括乔冠华的照片，她都简略介绍背后的故事。这时的章含之更像一个大家主妇，殷勤、得体、周到。
1993年刘中一由农业部部长调任中心党组书记，章含之不认识中一。不久，新书记召开司局长会，开会的会议室沿墙布置一圈沙发。章含之那天迟到，进门一扫会场，只有一个大沙发还有空位，就急忙一屁股坐下。没想到旁边的老头突然开口主持会议，这才发现自己和会议主席坐在了同一个沙发上，大概此时才明白为什么只有这个沙发有空位。只见耄含之状如触电，腾地站起来，嚅嗫着道歉：我不知道您是中一。看到年近六十、体态微胖的章含之如同新上岗的小姑娘，显得如此局促，全体一场爆笑。中一笑言：这个座位就是留给你的。见过多少大场面，接触过多少伟人的章含之，应对一个突发小尴尬竟成小女人状，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和奇怪。
1992年中心职称评定，章含之代表外事办任评委。会上一申报人答非所问，会议主持人见大家没有异议，就宣布结束答辩。中间我有事出来碰上章含之，她心急火燎地拉着我说：我这个外行都听出那个人答不出来，怎么你们都不吱声，就这么通过了？我说：评委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选票，不是表态，干嘛点明了让人难堪。章含之恍然大悟，笑说：看来是我傻。后来那个申报人没有通过评定。
章含之换肾成功后，我去医院探视。手术后的章含之大大咧咧，谈笑风生。依然是她侃我听，主题是换肾的过程和细节，包括怎么住院、什么肾源、如何手术、什么医生主刀、术后效果以及住院期间听到的奇闻轶事。印象深的两点：一是她由衷的高兴，谈话中多次用夸张的神态谈到如何“运气”、“幸运”、“凑巧”，显得非常满足。这时的章含之对生命充满了自信和期望，大谈出院后的工作设想和生活安排。二是章含之郑重地对我谈起大病后的体会，大意是：过去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能阻挡我的事情，这场大病让我懂得了还有疾病无法抗拒。如此“大彻大悟”的体会真令我有些意外。但凡到奈何桥转悠一趟，差点喝碗孟婆汤后，绝大多数人的体会，或是感慨命运的无常，或是更加珍惜生命，或是更加宽容大度，或是更加超然出世。而章含之不同，竟然是感慨生命潜力有限，感慨终究不是超人、超自然人。联系章含之一生细想这句话，我隐约感到，也许这就是她一生坚持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模式。用这句话揣摩她的一生，对章含之可能会认识得更深一层。循着这条线索，体察她的为人处世，也许会更多一些理解。由此推及她的同时代人，也许认识会更立体、更丰满，也更真实一些。 三
1990年章含之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14年，乔冠华已去世7年。中国远离了
“风雨”，章含之来到中心脱离了各种漩涡，有了安享“风雨”后平静的可能。纵观章含之一生，在中心的18年，可以说是她一生中相对最宁静的日子。在中心这个超脱的平静港湾里，章含之得以静心写出了四本著作。如果说有什么例外的话，章含之被推荐为政府特殊津贴候选人可算一次。不过，这次不是她招惹“政治”，而是“政治”还没忘记她。
事情发生在1992年。由于当时的中心党组意见分歧，政府特殊津贴推荐已经连续三年流产。党组决心改变这种莫名现象，并采取了多项关键措施，其中首次采用的民主评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即初选由副研究员以上全体成员无记名、无候选人投票，按得票顺序报党组审批。这次评选顺利产生了中心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人选，章含之按得票数排在最后一名，过程和结果都获得满堂彩。意外的是，在名单公布前夕，人事部突然通知，接到举报说章含之等三人有严重政治问题，人事部决定取消三人资格。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拿掉三个同志，有违民心和党组权威，還会影响中心诚信，波及以后的推荐，何况事涉三人的政治结论。既然被逼在角落，只有彻底说清三人情况，才能还三人清白，还中心清白。为此，我陪孙尚清副主任两访人事部，感谢人事部的体谅和理解，终于争取到了“说明情况，再行复议”的转机和余地。为此，我调阅了章含之等三人的档案，整理成报告送人事部。最后的结果是：三人当年不再推荐，作为次年名额重新提出。章含之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获得了政府特殊津贴。我估计，她至死也不知道这些幕后的故事。历史证明这样处理是明智的，避免留下一大笑柄——另两位同志，一位是当今中国农业政策的有数权威，一位是有影响的外经外资泰斗。
奇怪的是，现在怎么也想不起章含之档案里的只言片语，脑子里真正一片空白。现在分析，有几种可能：一是当时的注意力主要是筛选材料说明问题，目标是择要拷贝给人事部，其他都不在关心之列。二是我亲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荒唐年代发生的一切尚历历在目，没有新鲜感，很难进入记忆。三是章含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是是非非都与中心无关，没有兴趣多看一眼。
章含之一生喜欢风光，不耐寂寞。令人意外的是她的遗愿：最后的归宿要回到养父膝下。在女人一生的三个角色（女儿、妻子和母亲）中，章含之最终选择了女儿。我不知道这是冥冥中的巧合，还是她潜意识中的清醒。因为，只有作为女儿，才可能是女人一生中最为安全、最为恬静的时光。只有呵护，没有惊扰，只有温情，没有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