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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曾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毛泽东出生时（1893年），离曾国藩去世（1872年）不过20年，曾氏“中兴名臣”的声名也尚未褪色，在韶山乡土文化中，曾国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生于湖南，长于湖南，自然受到了曾国藩思想的熏陶，他甚至还主动地从曾国藩那里吸收“营养”。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早年受过父辈良好的伦理教育。因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军而声名显赫，深得清廷信任，清政府赞扬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死后谥号“文正”。其一生治国、齐家、平天下自有见解，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后人集其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近代李鸿章、张之洞、梁启超、袁世凯、陈独秀、蒋介石等，无不对之顶礼膜拜，也深受其影响。
毛泽东的外婆家就在湘乡，8岁以前他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提到了毛泽东，对他称赞有加，以为他出自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两位老师的引导下，青年毛泽东下功夫读过曾国藩的著作，尤其是《家书》、《日记》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和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做法，都给他以很大启发。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曾国藩的一些见解观点毛泽东都有引述，如“反省内求”、“磨砺意志”、“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除此之外，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也时常出现有关曾国藩的文字。1915年8月，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写道：“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显然，毛泽东把曾氏列入圣哲之位，推崇“讷言敏行”的修养之道。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体育与研究》中，阐述锻炼身体的重要意义时，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公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推崇曾国藩，在他看来，曾国藩是既有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又有“外王”之效的人，不仅建立了非凡事功，而且曾氏的思想足以为后世效法。曾氏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完全与他的治学之道有关。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可见，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已经超过他在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等人了。
令青年毛泽东佩服并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收拾洪、杨一役”，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曾国藩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争。洪秀全起义时为动员群众创立的“拜上帝教”在中国并无根基，曾国藩正是抓住这一点才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当毛泽东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识到了这一点，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是他站在同情太平天国起义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学识甚至于方式、方法都深深地烙下了曾国藩的印痕。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27年8月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后来，毛泽东的最高原则“阶级斗争”学说基本上同于曾国藩的“大本大源”思想。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革命的根本方法。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正义斗争，曾国藩自然就成了维护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刽子手。毛泽东说过：“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士。”曾国藩的思想显然在心理和思想上影响了毛泽东。以至于后来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都与曾国藩的“笃实”和自我反省思想有着关联。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国歌》如出一辙。
历史学家唐浩明说，1995年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期间，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曾任史学家范文澜的秘书)在双峰跟他讲过一件事：1967年，范文澜病重住院，毛泽东派女儿去医院看望范先生，转达他讲的两件事：一是要范先生安心养病；二是《中国通史》下卷能写完否？其中对曾国藩的评价可重新商榷。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曾国藩的重视程度。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过：“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早年受过父辈良好的伦理教育。因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军而声名显赫，深得清廷信任，清政府赞扬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死后谥号“文正”。其一生治国、齐家、平天下自有见解，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后人集其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近代李鸿章、张之洞、梁启超、袁世凯、陈独秀、蒋介石等，无不对之顶礼膜拜，也深受其影响。
毛泽东的外婆家就在湘乡，8岁以前他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提到了毛泽东，对他称赞有加，以为他出自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两位老师的引导下，青年毛泽东下功夫读过曾国藩的著作，尤其是《家书》、《日记》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和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做法，都给他以很大启发。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曾国藩的一些见解观点毛泽东都有引述，如“反省内求”、“磨砺意志”、“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除此之外，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也时常出现有关曾国藩的文字。1915年8月，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写道：“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显然，毛泽东把曾氏列入圣哲之位，推崇“讷言敏行”的修养之道。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体育与研究》中，阐述锻炼身体的重要意义时，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公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推崇曾国藩，在他看来，曾国藩是既有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又有“外王”之效的人，不仅建立了非凡事功，而且曾氏的思想足以为后世效法。曾氏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完全与他的治学之道有关。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可见，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已经超过他在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等人了。
令青年毛泽东佩服并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收拾洪、杨一役”，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曾国藩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争。洪秀全起义时为动员群众创立的“拜上帝教”在中国并无根基，曾国藩正是抓住这一点才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当毛泽东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识到了这一点，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是他站在同情太平天国起义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学识甚至于方式、方法都深深地烙下了曾国藩的印痕。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27年8月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后来，毛泽东的最高原则“阶级斗争”学说基本上同于曾国藩的“大本大源”思想。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革命的根本方法。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正义斗争，曾国藩自然就成了维护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刽子手。毛泽东说过：“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士。”曾国藩的思想显然在心理和思想上影响了毛泽东。以至于后来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都与曾国藩的“笃实”和自我反省思想有着关联。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国歌》如出一辙。
历史学家唐浩明说，1995年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期间，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曾任史学家范文澜的秘书)在双峰跟他讲过一件事：1967年，范文澜病重住院，毛泽东派女儿去医院看望范先生，转达他讲的两件事：一是要范先生安心养病；二是《中国通史》下卷能写完否？其中对曾国藩的评价可重新商榷。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曾国藩的重视程度。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过：“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