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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荀子是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稷下学宫最后一位大师。稷下学宫是战国中后期的学术文化中心，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荀子久居齐国，曾在稷下“三为祭酒”，为他批判总结先秦学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关键词 稷下学宫 稷下学说 黄老学说 人性论
荀子是先秦学术的集大成者，曾在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是公认的稷下大师。他站在儒家的角度对先秦学术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从多方面丰富发展了儒家思想。其中，隆礼重法思想的提出，可谓先秦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大创举。荀子大力发展了礼学，同时又主张礼法并重，作为儒家学说的继承人，他以礼义为基础，融合了性恶论作为法术的倡导者，他又强调以礼为本。萧公权言：“虽不与孔孟尽同，然其欲以礼义之言易强暴诡诈之术，则强聒不舍，始终如一，实不愧为儒家之后劲。”
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荀子对于稷下学说采取的是批判和吸收的方针。荀子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批判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荀子培养的弟子中最著名的的代表人物是韩非、李斯，韩、李二人扬弃荀子以礼为核心的社会规范，而侧重礼的另一端——法与刑。
荀子在批判百家的基础上，融合了百家之精华，创建了荀学体系。韩非子在总结先秦学术时提到的“儒分为八”之一的“孙氏之儒”即指荀子一派的儒家。稷下学说主要集中在王霸之辩、义利之辨、人性善恶、天人之辩等方面。荀子在这些方面也有自己的建树。
一、天人关系
儒家的思孟学派认为“天”往往具有人格的意义和道德的属性，并以此与人相通，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自然属性，而老庄及黄老学派则强调自然属性。
《荀子·天论》是先秦自然观的重要文献，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是先秦自然观的最高成就。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基于两个论点，合而为一句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天论》） 一是天道运行有其规律（“常”），二是既有其规律，它就非主宰之天，而是物质之天、自然之天，“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可以胜天，“制天命而用之”，是逻辑结果。因为既然自然之天、物质之天按自己的规律运行变化，那么掌握这种规律，利用这种规律，就可以做到“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第一次把天与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加以明确区分，并以逻辑的必然性证明人定胜天，这在先秦哲学史上、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二、人性论
稷下学士对于人性的讨论可以分为五派：第一派以周人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为代表，主张“人性有善有恶”；第二派以孟子为代表，主张人性善；第三派以告子为代表，主张人性无分善恶；第四派以公都子为代表，主张“人性有善与不善”；第五派以荀子为代表，主张人性恶。
荀子的人性理论由于吸取了稷下学的合理内容而与传统儒家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传统儒家认为，人性中包括有“好利”和“善”两方面，对于人性中好利的一面，孔、孟皆持鄙视态度。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孟子也反对言利，他说：“何必曰利” ，（ 《孟子·梁惠王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同上《尽心下》）。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性固有的，追求物质利益会使人失去善性，加强道德修养可以限制人的物质欲望而巩固和扩张人心中固有的善性，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善性不断克服物欲的过程。可见传统儒家对待人皆好利的本性虽然承认其存在，但实质上是作为“善”的对立面而从道德上予以否定的。荀子则认为人性中只有“好利恶害”的本能而无先天的善性，善乃是后天人为造成的，他称之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 对于这样的人性，他不仅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道德上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这从他对“礼”的作用的论述可以得到证明。《礼论》中说：“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故礼者养也”，礼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取消人的欲求，而是首先要“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满足人性的基本要求，在此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调节物与欲的矛盾，否则，讲“礼”就是一句空话。
三、礼法观
礼治法治之争是先秦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儒家以提倡礼治为基本特征而与主法张治的法家相抵触。在传统儒家孔、孟那里，礼治与法治基本上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而在荀子这里，二者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受了稷下学术的影响。荀子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稷下学礼法结合的思想，创造性的提出了以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模式理论。
礼法结合的政治模式理论发端于稷下，成熟于稷下。由慎到經尹文、《管子》到荀子乃是一条连续的线索。荀子援法入礼，吸收了法治思想作为礼治的补充，提出一套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等于为儒家的政治理论进行了一次大换血，使之活力大增。经荀子改造后的儒家学说最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采用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论，稷下学说是荀子学说的重要的、直接的理论来源。荀子之所以成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同他对稷下学术的批判、吸取和改造分不开的，稷下之学为荀子总结先秦学术做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可以说，没有稷下之学便没有荀子之学。稷下学和荀学都是庞杂的，稷下学对荀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要了解荀子我们必须把他和稷下学联系子一起，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荀子的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1]魏玮.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对稷下学术的吸收[J]. 焦作大学学报， 2012.9＼4.
[2]安小兰译著.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3]王弼.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 1972.
[4]白奚.荀子对稷下学术的吸取和改造[M].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18（4）.
[5]白奚.稷下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8.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
关键词 稷下学宫 稷下学说 黄老学说 人性论
荀子是先秦学术的集大成者，曾在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是公认的稷下大师。他站在儒家的角度对先秦学术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从多方面丰富发展了儒家思想。其中，隆礼重法思想的提出，可谓先秦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大创举。荀子大力发展了礼学，同时又主张礼法并重，作为儒家学说的继承人，他以礼义为基础，融合了性恶论作为法术的倡导者，他又强调以礼为本。萧公权言：“虽不与孔孟尽同，然其欲以礼义之言易强暴诡诈之术，则强聒不舍，始终如一，实不愧为儒家之后劲。”
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荀子对于稷下学说采取的是批判和吸收的方针。荀子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批判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荀子培养的弟子中最著名的的代表人物是韩非、李斯，韩、李二人扬弃荀子以礼为核心的社会规范，而侧重礼的另一端——法与刑。
荀子在批判百家的基础上，融合了百家之精华，创建了荀学体系。韩非子在总结先秦学术时提到的“儒分为八”之一的“孙氏之儒”即指荀子一派的儒家。稷下学说主要集中在王霸之辩、义利之辨、人性善恶、天人之辩等方面。荀子在这些方面也有自己的建树。
一、天人关系
儒家的思孟学派认为“天”往往具有人格的意义和道德的属性，并以此与人相通，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自然属性，而老庄及黄老学派则强调自然属性。
《荀子·天论》是先秦自然观的重要文献，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是先秦自然观的最高成就。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基于两个论点，合而为一句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天论》） 一是天道运行有其规律（“常”），二是既有其规律，它就非主宰之天，而是物质之天、自然之天，“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可以胜天，“制天命而用之”，是逻辑结果。因为既然自然之天、物质之天按自己的规律运行变化，那么掌握这种规律，利用这种规律，就可以做到“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第一次把天与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加以明确区分，并以逻辑的必然性证明人定胜天，这在先秦哲学史上、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二、人性论
稷下学士对于人性的讨论可以分为五派：第一派以周人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为代表，主张“人性有善有恶”；第二派以孟子为代表，主张人性善；第三派以告子为代表，主张人性无分善恶；第四派以公都子为代表，主张“人性有善与不善”；第五派以荀子为代表，主张人性恶。
荀子的人性理论由于吸取了稷下学的合理内容而与传统儒家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传统儒家认为，人性中包括有“好利”和“善”两方面，对于人性中好利的一面，孔、孟皆持鄙视态度。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孟子也反对言利，他说：“何必曰利” ，（ 《孟子·梁惠王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同上《尽心下》）。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性固有的，追求物质利益会使人失去善性，加强道德修养可以限制人的物质欲望而巩固和扩张人心中固有的善性，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善性不断克服物欲的过程。可见传统儒家对待人皆好利的本性虽然承认其存在，但实质上是作为“善”的对立面而从道德上予以否定的。荀子则认为人性中只有“好利恶害”的本能而无先天的善性，善乃是后天人为造成的，他称之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 对于这样的人性，他不仅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道德上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这从他对“礼”的作用的论述可以得到证明。《礼论》中说：“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故礼者养也”，礼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取消人的欲求，而是首先要“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满足人性的基本要求，在此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调节物与欲的矛盾，否则，讲“礼”就是一句空话。
三、礼法观
礼治法治之争是先秦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儒家以提倡礼治为基本特征而与主法张治的法家相抵触。在传统儒家孔、孟那里，礼治与法治基本上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而在荀子这里，二者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受了稷下学术的影响。荀子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稷下学礼法结合的思想，创造性的提出了以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模式理论。
礼法结合的政治模式理论发端于稷下，成熟于稷下。由慎到經尹文、《管子》到荀子乃是一条连续的线索。荀子援法入礼，吸收了法治思想作为礼治的补充，提出一套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等于为儒家的政治理论进行了一次大换血，使之活力大增。经荀子改造后的儒家学说最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采用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论，稷下学说是荀子学说的重要的、直接的理论来源。荀子之所以成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同他对稷下学术的批判、吸取和改造分不开的，稷下之学为荀子总结先秦学术做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可以说，没有稷下之学便没有荀子之学。稷下学和荀学都是庞杂的，稷下学对荀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要了解荀子我们必须把他和稷下学联系子一起，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荀子的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1]魏玮.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对稷下学术的吸收[J]. 焦作大学学报， 2012.9＼4.
[2]安小兰译著.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3]王弼.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 1972.
[4]白奚.荀子对稷下学术的吸取和改造[M].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18（4）.
[5]白奚.稷下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8.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