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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因执政者而改头换面，不免受统治阶层的意识影响。但民俗的“民”，具有历史性、大众性、约定俗成的契约性，对统冶的专制性具有相应的对抗力量。民俗是民族心理、民族语言文字、民族习惯的承载体。反民俗的逆流，常会体现在教育改革的官学和私学行为之中。
【关键词】民俗；教育变革；西化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教育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出现了。起初的动机，是满足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氏族公社后期，学校教育产生了，人类社会有了阶级专政后，教育逐渐专门化、阶级化。
凡是与人类社会、生活、工作、娱乐相关的活动，都属于民俗的范畴。教育从萌芽时期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到今天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业，“为每一位受教育者提供同样的机会和服务，努力做到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实际上的公平。”可是教育无法做到真正的大众化，废除等级性和特权性。远古的教育没有专门的教师和学校，但涉及婚姻、家庭制度及道德规范、生活习惯和生活能力的教育、保卫氏族的军事教育等方面。教育主要采用口日相传，由此形成歌谣、谚语、故事、神话、游戏、舞蹈、雕刻（如岩洞壁画）。这些文化结果构成了人类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原始社会消失了，人类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一系列的专制社会，教育必然具有阶级性。本文侧重观察近现代教育变革对中国民俗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重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个方面从古到今一直蕴含在中国传统民俗之中。古代教育文武并重、诸学兼具的教学方式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以此来判断，教育，尤其是中国传统教育是构成中国民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现代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民俗变迁史，这一百年的沧海桑田，教育变革也随历史浪潮起伏。那些弄潮儿：维新派、顽固派、洋务派都希望通过教育的改变来挽救危机四伏的民族。洋务教育，只学习西方办新式学校，派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这恰恰是顽固派害怕又坚决反对的，这也是洋务派、维新派欢迎的。国家资源开办新式学堂，但目的是为了巩固帝权。维新派人士只好创办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为代表的民间私学，达到宣传主张，培养变法人才的目标。在维新派人士的影响下，清代光绪帝下诏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创办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宗旨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既管理自身，又有统辖各省学堂的大权，规定所有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西学开始通过合法的途径出现在中国文人的视野里。这促使影响城镇居民风俗的改变。由最初的“有伤风化”到不得不适应西方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的冲刷。
八国联军侵华后，1900年被迫关闭的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恢复。这缘于清政府认为不得不实行“新政”，“企图通过变法以维持朝政”。“‘新政’改革中还兴办了其他新式学堂，并形成了新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1903年，由张之洞等人重新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在1904年1月颁布执行。这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法令正式公布的，并在全国实行的学校教育体系，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将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纳入学制中，在教育内容安排上增加了大量近代西学，但重视传统经学课程，轻视女子教育。这一重大改革，改变了官绅对子女的教育理念，既影响了民俗的根基，又改变了民俗的外在形式。例如，中国人开始过圣诞节；女教师虽然被准许在学校教书，但仍然被称呼为“先生”。
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开始大肆涌入中国，这既不是，清皇室的期盼，也不是地方官绅所希望看到的改变。西方的民俗，影响了中国文人雅士的接人待物的礼节，改变了他们的饮食衣着习惯。官员、绅士、商贾的子女有的留学，有的进新式学堂，这导致民俗变化愈演愈烈。“中国封建教育”被蚕食，以封建礼教为基础的民俗开始摇摇欲坠。
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与法令，文化、教育也随之改变。1912年1月19儿教育部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中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这两条在封建学究眼里，已经是数典忘祖、伤风败俗之举措，自然像民国时期剪男人头上的长辫子、女子穿开衩到大腿肱骨处的旗袍那样令人不齿。中国几十年年年战乱，妇女的衣着习俗和世界服装定律背道而驰（和平时代，欧美女装越短越暴露；战争时期，越穿越保守）。虽然西式服装，方便干练，但却与国民之传统有些不搭配。然而中国历经半殖民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民俗也西化，就如同中国封建帝王有意识无意识地让汉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大杂居小聚居，在求同存异之时很多少数民族的民俗习惯已经无法流转汉化的趋势。孙文先生发明中山装，大概和民国时代的旗袍那样，中西璧合，能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实属不易。《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具体规定初等小学的学习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可以兼学图画，一科或数科，女子加设裁缝”。同年9月3日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又称“壬子学制”。次年，又陆续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学制系统——“壬子·癸丑学制”。无声电影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成为皮影戏之后的民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男女平等受教育权的确立”。这改变了中国三千多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俗，开创了女子进学堂的新风尚，以此让中国民间开始重视女儿学校教育。
新文化运动过程中，191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提案。1920年北京大学开始招女生入校。192年的新学制，取消了男女中学之间的差别。男生女生同校，甚至可以同班。以上改变，促进学校管理中男女生的交往方式的改变，也改变了社会上男尊女卑的不良民俗，确立尊重女子的社会性的新民俗。“社会上的每个人，不分阶级、贫富、性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些变革，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只为贵族和特殊阶层人士服务的本质。由之发生相应改变，贫苦大众尝试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期望改变整个家庭的前途。“穷文富武”的习惯也有所改观。 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 1916年在法国巴黎和中国成立了“华法教育会”；1919年到1923年，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京汉铁路工场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这些教育活动带有明显的新民主主义色彩。1922年到1923年，澎湃组织举办的农民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人才基础，又改变民俗中的农耕习气，不断激励国人奋起，形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风尚。民俗的变革，既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又能改变民族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利局面。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教育宗旨经历了“党化教育”到“三民主义教育”的转变。1929年4月26日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了当时中国的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这个政令，顺应历史潮流，保存中华民族的民俗本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堪称最科学、最合理的教育改革。但由于中国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而失去实际效用，令人扼腕叹息。
民俗因执政者而改头换面，不免受统治阶层的意识的影响。但民俗的“民”，具有历史性、大众性、约定俗成的契约性，对统冶的专制性具有相应的对抗力量。民俗是民族心理、民族语言文字、民族习惯的承载体。反民俗的逆流，常会体现在教育改革的官学和私学行为之中。中国的有志之士、各级政府必须高度警惕教育改革的西化暗流。中华数千年的民俗，常常因为外族从文化、经济、政冶、娱乐、教育等方面逐步渗透而不断消逝。没有懂民俗的人，没有可以保存民俗的社会环境，没有民俗继承人，没有包容民俗独特历史特征的政策，教育就无法改变民俗消亡的悲剧。
海关能抵抗“生物入侵者”，却对“民俗入侵者”束手无策。这是对教育的担忧，对民俗传承的深切忧虑。对于外来民俗，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教育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教育中，更好地培养出我国民俗的优秀传承人。
参考文献：
[1]刘垚玥，卢致俊主编.中外教育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民俗；教育变革；西化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教育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出现了。起初的动机，是满足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氏族公社后期，学校教育产生了，人类社会有了阶级专政后，教育逐渐专门化、阶级化。
凡是与人类社会、生活、工作、娱乐相关的活动，都属于民俗的范畴。教育从萌芽时期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到今天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业，“为每一位受教育者提供同样的机会和服务，努力做到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实际上的公平。”可是教育无法做到真正的大众化，废除等级性和特权性。远古的教育没有专门的教师和学校，但涉及婚姻、家庭制度及道德规范、生活习惯和生活能力的教育、保卫氏族的军事教育等方面。教育主要采用口日相传，由此形成歌谣、谚语、故事、神话、游戏、舞蹈、雕刻（如岩洞壁画）。这些文化结果构成了人类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原始社会消失了，人类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一系列的专制社会，教育必然具有阶级性。本文侧重观察近现代教育变革对中国民俗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重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个方面从古到今一直蕴含在中国传统民俗之中。古代教育文武并重、诸学兼具的教学方式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以此来判断，教育，尤其是中国传统教育是构成中国民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现代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民俗变迁史，这一百年的沧海桑田，教育变革也随历史浪潮起伏。那些弄潮儿：维新派、顽固派、洋务派都希望通过教育的改变来挽救危机四伏的民族。洋务教育，只学习西方办新式学校，派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这恰恰是顽固派害怕又坚决反对的，这也是洋务派、维新派欢迎的。国家资源开办新式学堂，但目的是为了巩固帝权。维新派人士只好创办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为代表的民间私学，达到宣传主张，培养变法人才的目标。在维新派人士的影响下，清代光绪帝下诏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创办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宗旨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既管理自身，又有统辖各省学堂的大权，规定所有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西学开始通过合法的途径出现在中国文人的视野里。这促使影响城镇居民风俗的改变。由最初的“有伤风化”到不得不适应西方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的冲刷。
八国联军侵华后，1900年被迫关闭的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恢复。这缘于清政府认为不得不实行“新政”，“企图通过变法以维持朝政”。“‘新政’改革中还兴办了其他新式学堂，并形成了新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1903年，由张之洞等人重新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在1904年1月颁布执行。这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法令正式公布的，并在全国实行的学校教育体系，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将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纳入学制中，在教育内容安排上增加了大量近代西学，但重视传统经学课程，轻视女子教育。这一重大改革，改变了官绅对子女的教育理念，既影响了民俗的根基，又改变了民俗的外在形式。例如，中国人开始过圣诞节；女教师虽然被准许在学校教书，但仍然被称呼为“先生”。
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开始大肆涌入中国，这既不是，清皇室的期盼，也不是地方官绅所希望看到的改变。西方的民俗，影响了中国文人雅士的接人待物的礼节，改变了他们的饮食衣着习惯。官员、绅士、商贾的子女有的留学，有的进新式学堂，这导致民俗变化愈演愈烈。“中国封建教育”被蚕食，以封建礼教为基础的民俗开始摇摇欲坠。
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与法令，文化、教育也随之改变。1912年1月19儿教育部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中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这两条在封建学究眼里，已经是数典忘祖、伤风败俗之举措，自然像民国时期剪男人头上的长辫子、女子穿开衩到大腿肱骨处的旗袍那样令人不齿。中国几十年年年战乱，妇女的衣着习俗和世界服装定律背道而驰（和平时代，欧美女装越短越暴露；战争时期，越穿越保守）。虽然西式服装，方便干练，但却与国民之传统有些不搭配。然而中国历经半殖民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民俗也西化，就如同中国封建帝王有意识无意识地让汉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大杂居小聚居，在求同存异之时很多少数民族的民俗习惯已经无法流转汉化的趋势。孙文先生发明中山装，大概和民国时代的旗袍那样，中西璧合，能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实属不易。《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具体规定初等小学的学习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可以兼学图画，一科或数科，女子加设裁缝”。同年9月3日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又称“壬子学制”。次年，又陆续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学制系统——“壬子·癸丑学制”。无声电影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成为皮影戏之后的民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男女平等受教育权的确立”。这改变了中国三千多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俗，开创了女子进学堂的新风尚，以此让中国民间开始重视女儿学校教育。
新文化运动过程中，191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提案。1920年北京大学开始招女生入校。192年的新学制，取消了男女中学之间的差别。男生女生同校，甚至可以同班。以上改变，促进学校管理中男女生的交往方式的改变，也改变了社会上男尊女卑的不良民俗，确立尊重女子的社会性的新民俗。“社会上的每个人，不分阶级、贫富、性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些变革，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只为贵族和特殊阶层人士服务的本质。由之发生相应改变，贫苦大众尝试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期望改变整个家庭的前途。“穷文富武”的习惯也有所改观。 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 1916年在法国巴黎和中国成立了“华法教育会”；1919年到1923年，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京汉铁路工场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这些教育活动带有明显的新民主主义色彩。1922年到1923年，澎湃组织举办的农民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人才基础，又改变民俗中的农耕习气，不断激励国人奋起，形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风尚。民俗的变革，既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又能改变民族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利局面。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教育宗旨经历了“党化教育”到“三民主义教育”的转变。1929年4月26日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了当时中国的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这个政令，顺应历史潮流，保存中华民族的民俗本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堪称最科学、最合理的教育改革。但由于中国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而失去实际效用，令人扼腕叹息。
民俗因执政者而改头换面，不免受统治阶层的意识的影响。但民俗的“民”，具有历史性、大众性、约定俗成的契约性，对统冶的专制性具有相应的对抗力量。民俗是民族心理、民族语言文字、民族习惯的承载体。反民俗的逆流，常会体现在教育改革的官学和私学行为之中。中国的有志之士、各级政府必须高度警惕教育改革的西化暗流。中华数千年的民俗，常常因为外族从文化、经济、政冶、娱乐、教育等方面逐步渗透而不断消逝。没有懂民俗的人，没有可以保存民俗的社会环境，没有民俗继承人，没有包容民俗独特历史特征的政策，教育就无法改变民俗消亡的悲剧。
海关能抵抗“生物入侵者”，却对“民俗入侵者”束手无策。这是对教育的担忧，对民俗传承的深切忧虑。对于外来民俗，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教育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教育中，更好地培养出我国民俗的优秀传承人。
参考文献：
[1]刘垚玥，卢致俊主编.中外教育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