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天就是小平同志的百年诞辰，我的心情实在难以平静。作为一个亲历了小平同志“南巡”全过程的人，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南巡讲话是老人家留给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政治遗嘱”。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局面异常复杂。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苏联解体，东欧国家易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迷;国内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形式出现，致使经济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思潮死灰复燃，1990年至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批判风潮，大批市场经济，有些人提出“以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人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
　　改革开放，孰功孰过？中国命运，向明向暗？人民需要有人站出来讲话了，中国需要有人站出来指明方向了。这个人，只能是小平同志！
　　而小平同志就在这关键时刻出来了。
　　1992年的元旦，当时我是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正到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打来的电话，讲了一句只有我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接待警卫工作。”我一听，明白小平同志要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我曾荣幸地见过他，如今事隔8年又能再见到他老人家，聆听他的教诲，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表达。我马上向南海市委书记、市长辞别。他们问:“有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我抱歉地说:“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我顾不得吃中午饭，马上赶回广州。
　　我拿起中央办公厅给省委的绝密电报一看，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省委接到电报后，我身边不少的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就不这样认为。老人家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一切摆设都按照他平常的生活习惯。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仅仅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我预感到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身边发生，我可能会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于是，我马上找几个人来研究巡视方案。
　　1月3日，一个由3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见了面，他们还是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因此，他们提出，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小平同志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不要过于劳累。他们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上海。让老人家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巡视就可以了。我认为小平同志不会是来休息那么简单，因此，在选点上我要说服先遣组这三位同志。因过去工作关系，我与他们都很熟。我说，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然后坐专列到上海。一定要看看珠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很大。他们问:“那些路怎么能走？”我说:你们也有八年没来了，最好也陪同去看一看。现在的公路都是水泥路，过江桥也修通了，很好走。看完珠海，途经珠江三角洲，到中山、顺德等地看一看，然后回到广州火车东站。我们省的领导班子，还有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都在那里等着，他们希望跟老人家见见面，合照张相，然后再登程，好不好？最好，将我提出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他方案一起上报。结果，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确定采用这一路线方案。这样，先遣组和我们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小平同志这次视察广东，出京前就让工作人员通知: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我向王瑞林同志说:我拍内部片，不公开报道总可以吧！这样，经过争取，广东电视台去了两位同志，南方日报社去了一位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广东分社去了一位副社长。将小平同志在车上、路上、在接见时谈话的内容，尽最大的努力记录下来。
　　1992年1月17日深夜，小平同志乘专列离京，开始了世人瞩目的第二次南巡。19日上午8时许，我随省市负责人在深圳火车站迎来了北京专列，看到老人家身穿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步履稳健地走出车厢，泪水顿时涌出我的眼眶，敬爱的小平同志，您的足迹终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这块热土上！
　　直到1月29日上午，整整11天，我几乎一直紧随伟人身旁。聆听了老人家振聋发聩的声音，目睹了老人家慈祥的笑容，我还见过老人家若有所思、沉默不语。可以说，在那终生难忘的11天里，我分享了老人家由衷的快乐，也感受到老人家若隐若现的忧虑……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在国内外交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拨正了中国革命航船的航向。可以这样说，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共十四大精神，就没有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
　　小平同志是时代的伟人。有一份杂志评论说，伟人的伟大之处往往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些大家心里都明白的道理，大家都立即接受并付诸实施。而伟人之伟大也往往是过了更长时间之后，他告诉我们的道理还需要我们慢慢地去咀嚼、去品味、去感受。南方谈话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哲理思考。
　　的确是这样。南方谈话使中国冲出姓“社”姓“资”的怪圈，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滚滚热潮;港澳新闻媒介和世界各地的舆论也发出大量消息，纷纷发表评论，对南方谈话给予高度评价。海外舆论纷纷把邓小平的南巡活动和谈话称为“邓旋风”，认为在“邓旋风”的推动下，中国必将出现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海外反应的热烈程度，真是令人意外。就连我出访外国，也有人介绍我是当年陪邓小平南巡广东一直陪到底的人。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我有时对自己说，中国有6000多万名共产党员，我是最幸运的一个，因为在这11天里，我亲眼目睹了小平同志这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怎样深情地爱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庄严政治交代，也可以说是他老人家的历史性的“政治嘱咐”。南方谈话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确实是压卷之作，意义是很深远的。
　　小平同志跟英国记者谈话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以前听这两句话，没体会得那么深。老人家第二次南巡，我从他的言行举止中，体会到他那种深厚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那种强烈的、高尚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同国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崇高思考境界，使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爱国主义，使我个人灵魂得到净化。我在广州市政府任职和到广西百色扶贫的时候，有人说，你怎么那么拼命啊！我说，这是小平同志南巡给我的动力，现在有这么好的工作条件，如果不拼命把现代化建设搞好，能对得住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期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