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引发了很多争议，还是应当承认，2006年中国税收增长21.9％、创下37636亿元的新纪录，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一年毕竟已经过去，税收已经发生，而今天正是通往未来的起点。与其为当前税收超GDP增长正常与否、税负是否过重争得面红耳赤，莫如认真思考在新起点上能做些什么：既然税收形势乐观，则加速财税领域的相关改革更不应迟疑。
　　相关改革中居首位的是税制改革，关系到税收与GDP的协调与可持续增长。
　　在当前企业所得税改革方案已经落定之后，增值税改革就是税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增值税是中国的主体税种，其收入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一半。但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在购进机器设备时缴纳了进项增值税之后，不能从企业销售产品的销项增值税中得以抵扣。这种重复征税不仅加大了企业负担，而且对企业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形成负激励。因此，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在销售产品后，从所获销项税中抵扣当初购买机器设备的进项税，已经是势在必然。
　　然而，增值税改革自2004年在东北八大行业（石油化工，冶金，装备制造，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农产品加工，高科技，军品）试点起步后，至今无法全面推开。2006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关于“中部崛起”战略的部署，增值税转型总算即将迈出东北，可能被施用于中部地区若干“老工业城市”。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分区实施更多的是一种“税收优惠”，于税制改革全局积极作用有限。因为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和主体税种，必须在全国统一实施，长期搞差异化只会割裂税收链条，加大税收征管成本和纳税成本，导致市场不公平。这与改革的初衷已经离得太远。
　　增值税转型举步不前甚至路径偏移，直接原因就是担心税收减少。是项改革在东北试点第一年，税收即减少了40亿元。有分析据此推算，认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后，仅八大行业就可能使财政收入减少400亿元。这一测算在专家中虽有争议，却已然在相当范围内引起了震动，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财政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潜在减收风险。不过，掂量2006年税收总额37636亿元、增收6770亿元的数字，得知中国近些年来税收超GDP一倍左右的增速，应当承认，在当前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改革总有最佳时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相当有限，曾被认为是增值税改革成本较低的良机。种种机缘巧合，这一时机已经错过。今天，中国税收已创历史记录，应被看成增值税改革成本支付能力较强的良机。如果不存幻想，则应当承认这一次亦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如果说税制改革属于收入方向的改革，那么支出方向的改革也已迫在眉睫。在这一指向财政体制的改革中，我们最关心的是财政体制转型和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亦即钱花在何处与怎么花。很显然，这关系到税收的合理性与使用效率。
　　中国从1998年即宣布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但八年来公共支出所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升反降，而政府投资与行政性支出占比双双提高。当前，借财政收入再度大增之机，必须防止各级政府主导型投资升温，避免财政无端为政府和利益团体的经营失误埋单，并进一步加快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的转型。这意味着应当尽快归还本应由政府支付的、属于公共支出范畴的经年“欠账”，逐步加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支出。与此同时，因为经济周期终难避免，整体财政安排仍应量入为出、居安思危，避免在短期内增加过多刚性支出，为未来埋下隐患。
　　财政支出还必须考虑效率提高，否则税收收入超GDP增长只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中国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早已全面启动，如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正是把预算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轨道而进行的制度建设。但近几年国家审计署报告中，预算资金使用中的违法违规现象频频发生，显示出执行者距最基本的合法合规使用财政资金尚有距离。
　　2007年开始正式运行的预算科目改革，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建设型财政”的管理框架。从新科目体系，可以看出政府的每一笔钱从何处来、每一笔支出由哪个部门花、做了什么事以及如何做，社会公众也可以清楚地读懂政府预算。这就为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和科学化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些技术性举措不能等同于制度变革本身。新科目体系的改革带动性如何，社会公众能否真正参与预算过程，还取决于制度变革的深度推进。
　　税收丰盈，百端待举，最忌忘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多一些对税负的质疑正是好事。批评者都是纳税人并会影响更多的纳税主体，他们对财税体制的关注与审视会带来改革的压力，而且会成为改革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