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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实体写生，无论中西方绘画，还是古代当下，都是绘画学习以及创作的一项重要形式。古今中外，关于写生意义的论述不胜枚举，亦是绝大多数画家接受并践行的重要学习和创作手段。
在中国画领域，自宋元之后，文人画成为主导，发展至清代，写生之风，式微之至，画家居于书斋，有法帖画谱，便可陈陈相因，家山自造，“家家一峰，个个大痴”。将中国绘画带入形式老套，笔墨僵化，面貌雷同，了无生机的窄胡同。时至当下，仍有画家高举继承传统的大旗，只知临习前人，照搬今人，全无自我。在艺术修行的路途上不知也不会另辟一段有自我印记的蹊径，哪怕是羊肠小道。
一个优秀画家在自我笔墨图式的形成过程中，对前辈先贤及当代画家的学习吸收是必不可少的，即“师古人”。这不仅是中国画学习的前提和重要法门，也是继承传统、具古以化的重要途径。应该有“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的精神和实践。但在此基础上，当需“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意识和魄力，这时的“打出来”，便是对自我图式的发现、发展和发扬，是一个画家形成个人风格的重要途径，这同样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且更不易把握。在临习传统、师法前人的学习中，有个人天性、老师指导、审美取向等因素影响，对学习方向方法都较为明确，又有前人的高度作参照，便易于探寻中国画的门径，吸收传统精华。虽然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感，但毕竟“天涯有路”。而在“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艰苦修持、更进一步的积累探索中，许多画家便茫然了。对于一位并非刻意打造自我面貌、简单粘贴个人标签的画家来说，把自己绘画语言、笔墨图式探索凸显，锤炼成熟，且形成一定的高度，更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艺术实践过程，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作为中国画核心的笔墨体系，渊远流长，博大精深，要很好地承接，已是不易，更遑论创新。而在这种委实不易的探索自觉中，对照实体（景、人、物）写生的训练，是一条重要且必要的路子。
在面对面的写生过程中，我们对着鲜活的物象，首先是感性的交流，一切技法的锤炼和经验的积累是不及思考的，不管山川、花鸟还是人物，给予自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生动，这种“不一样”便是自我发现、自我照应的发端，也是绘画语言个体化的萌生。相同的物象，对于不同的画家，感受是不同的。同样的山，有人看到的是浑厚，有人看到的是苍凉，或是神秘，同样的人物，有人因形象而激动，有人因动态而心动，有人或许被一个瞬间表情而打动。故而一切物象，在每一位画家笔下，便是与众不同的心象，这种关注点的不同，感受性的独特，情景化的差异，直接影响笔墨形式的独特性、多样性，由此，更易帮助个性化笔墨语言的催生。
古人论师法，指出既要“师古人”更要“师造化”，对景写生便是非常直接的“师造化”，面对自然物象，画家不仅仅对造型、构图、色彩、观察方式等方面的训练，同时是一个笔墨生发、笔墨转换的过程，画家在已有的表现手段基础上，催生与古人不同、与他人不同、与自己不同，而是此时此景一种全新的状态与心境下的笔墨样式，是适合此境的新的艺术符号。而许多笔墨图式便是在情境“启发”之下形成并日渐成熟、丰富起来的。同时，写生过程也是对先贤笔墨图式在实境中的印证，对于先贤已有表现的物象，我们可以对照其取舍转化的方式，參循其心迹，领悟先贤“师造化”的态度、方法与精神，也是自己对“师古人”的一种实践，是对自己已有之笔墨经验和技法技巧的积累锤炼和升华，是对传统活的继承。
在写生的过程中，画家原有的笔墨经验和情感兴奋被充分调动，尊崇并保留最初始最强烈的感受，在纷繁的自然物象中，寻找给予这种感受的客观元素，并把这种元素提炼概括，甚至是强化升华，充分恰当地将这些元素幻化成艺术语言，既中国画中的笔墨，此刻的用笔用墨，充分发挥书写性和抒情性，用墨用线既合法度，又能表现山水、人物、花鸟的形象特征，气质神韵，以形传神，通过造型与笔墨的结合，完成形与神的统一。
同时，古人亦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论，当面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和活泼泼的生命时，画家是动情的，是充满情感和激情的，是和自我生活感受与人生体验互动的，因面前物象与当下心境相碰撞的独特感触而产生的笔墨将是新鲜的、灵活的，是富含生命感悟和情感印记的，这样的写生训练本身就是审美创造，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这样的写生作品，无论表现的形象，还是笔墨语言都充分融入和明确了自己的主观情愫，是自“心源”而来，既具独特的精神内涵，又有强烈现场感的创作，是富含“生意”的。是“师造化”基础上“师心源”的一种有效践行方式。
只有在“古人”“造化”“心源”三者互为基础、互为补益、互为提升的反复探索实践中，个人的笔墨体验才逐渐深刻，其笔墨图式才自然呈现，因为真正的独具个人风格的艺术语言并不是有意识设计出来的，而是长期反复的审美实践和生活体验以及学识素养综合修炼的结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亦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
写生对于丰富个人笔墨图式的帮助是突出而明显的，现当代中国画家多受其惠，人们公认的传统派大师齐白石、黄宾虹，无不从写生中吸收营养，丰富自我，终为一代画坛高峰，白石对草虫花卉、寻常器物都悉心观察，留意揣摩，意笔工写，皆成经典。宾翁足行万里，留下写生粉本无数，采十炼一，而成自家面貌。山水画家傅抱石、陆俨少、李可染等先生重视写生精神，践行写生之路，结合自己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力，终成有独特面貌的大师。在人物画领域更是如此，徐悲鸿、蒋兆和、黄胄及浙派各家，无不是因写生而使自我笔墨表现力丰富成熟，自成大家，进而促使中国人物画在现当代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延承一脉，名家辈出，佳作纷呈。作为当下画家，更需要继承先辈写生精神，践行写生之道，提升自我艺术修养。
当然，写生对于自我笔墨丰富、调整的训练是应该有正确的态度和明晰的思路及全新的状态，应摒弃偏执的训练方式和写生习惯，比如面对物象，为自然表象吸引，以描形画像为能事，为形所役，为形所累，所谓写实，实是照抄自然，李可染讲“不与照相机争功”，便是针对这类问题而言；或者对眼前物象，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无论春夏，不管南北，既无个人感受也无物象特征，尽是前人技巧、他人笔法，所谓写意，实则套用古人。石涛语“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精彩论述了彰显自我与师法他人之关系。故而似与不似之妙，尽在形（造化）、神（心源）、法（古人）三者之间度的适宜把握。当然对待写生训练方式的偏执，与突出个性化的艺术主张并非一回事，应有所区别。
这样，画家在对着实物写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创作经验，将不同的审美体验转化为笔墨符号，必将逐渐丰富自我笔墨语言，充实自我笔墨表现，完善自我笔墨图式，成就自我笔墨风格。此时的笔墨既非眼前之象，也非他人之象，而是个人心象。
郭峰
甘肃陇西人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甘肃中国画学会理事
著名画家李宝峰先生入室弟子
中国艺术研究院杜滋龄人物画工作室画家
陈钰铭水墨创作室画家
陇西书画院专职画师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展览并获奖
在中国画领域，自宋元之后，文人画成为主导，发展至清代，写生之风，式微之至，画家居于书斋，有法帖画谱，便可陈陈相因，家山自造，“家家一峰，个个大痴”。将中国绘画带入形式老套，笔墨僵化，面貌雷同，了无生机的窄胡同。时至当下，仍有画家高举继承传统的大旗，只知临习前人，照搬今人，全无自我。在艺术修行的路途上不知也不会另辟一段有自我印记的蹊径，哪怕是羊肠小道。
一个优秀画家在自我笔墨图式的形成过程中，对前辈先贤及当代画家的学习吸收是必不可少的，即“师古人”。这不仅是中国画学习的前提和重要法门，也是继承传统、具古以化的重要途径。应该有“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的精神和实践。但在此基础上，当需“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意识和魄力，这时的“打出来”，便是对自我图式的发现、发展和发扬，是一个画家形成个人风格的重要途径，这同样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且更不易把握。在临习传统、师法前人的学习中，有个人天性、老师指导、审美取向等因素影响，对学习方向方法都较为明确，又有前人的高度作参照，便易于探寻中国画的门径，吸收传统精华。虽然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感，但毕竟“天涯有路”。而在“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艰苦修持、更进一步的积累探索中，许多画家便茫然了。对于一位并非刻意打造自我面貌、简单粘贴个人标签的画家来说，把自己绘画语言、笔墨图式探索凸显，锤炼成熟，且形成一定的高度，更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艺术实践过程，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作为中国画核心的笔墨体系，渊远流长，博大精深，要很好地承接，已是不易，更遑论创新。而在这种委实不易的探索自觉中，对照实体（景、人、物）写生的训练，是一条重要且必要的路子。
在面对面的写生过程中，我们对着鲜活的物象，首先是感性的交流，一切技法的锤炼和经验的积累是不及思考的，不管山川、花鸟还是人物，给予自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生动，这种“不一样”便是自我发现、自我照应的发端，也是绘画语言个体化的萌生。相同的物象，对于不同的画家，感受是不同的。同样的山，有人看到的是浑厚，有人看到的是苍凉，或是神秘，同样的人物，有人因形象而激动，有人因动态而心动，有人或许被一个瞬间表情而打动。故而一切物象，在每一位画家笔下，便是与众不同的心象，这种关注点的不同，感受性的独特，情景化的差异，直接影响笔墨形式的独特性、多样性，由此，更易帮助个性化笔墨语言的催生。
古人论师法，指出既要“师古人”更要“师造化”，对景写生便是非常直接的“师造化”，面对自然物象，画家不仅仅对造型、构图、色彩、观察方式等方面的训练，同时是一个笔墨生发、笔墨转换的过程，画家在已有的表现手段基础上，催生与古人不同、与他人不同、与自己不同，而是此时此景一种全新的状态与心境下的笔墨样式，是适合此境的新的艺术符号。而许多笔墨图式便是在情境“启发”之下形成并日渐成熟、丰富起来的。同时，写生过程也是对先贤笔墨图式在实境中的印证，对于先贤已有表现的物象，我们可以对照其取舍转化的方式，參循其心迹，领悟先贤“师造化”的态度、方法与精神，也是自己对“师古人”的一种实践，是对自己已有之笔墨经验和技法技巧的积累锤炼和升华，是对传统活的继承。
在写生的过程中，画家原有的笔墨经验和情感兴奋被充分调动，尊崇并保留最初始最强烈的感受，在纷繁的自然物象中，寻找给予这种感受的客观元素，并把这种元素提炼概括，甚至是强化升华，充分恰当地将这些元素幻化成艺术语言，既中国画中的笔墨，此刻的用笔用墨，充分发挥书写性和抒情性，用墨用线既合法度，又能表现山水、人物、花鸟的形象特征，气质神韵，以形传神，通过造型与笔墨的结合，完成形与神的统一。
同时，古人亦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论，当面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和活泼泼的生命时，画家是动情的，是充满情感和激情的，是和自我生活感受与人生体验互动的，因面前物象与当下心境相碰撞的独特感触而产生的笔墨将是新鲜的、灵活的，是富含生命感悟和情感印记的，这样的写生训练本身就是审美创造，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这样的写生作品，无论表现的形象，还是笔墨语言都充分融入和明确了自己的主观情愫，是自“心源”而来，既具独特的精神内涵，又有强烈现场感的创作，是富含“生意”的。是“师造化”基础上“师心源”的一种有效践行方式。
只有在“古人”“造化”“心源”三者互为基础、互为补益、互为提升的反复探索实践中，个人的笔墨体验才逐渐深刻，其笔墨图式才自然呈现，因为真正的独具个人风格的艺术语言并不是有意识设计出来的，而是长期反复的审美实践和生活体验以及学识素养综合修炼的结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亦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
写生对于丰富个人笔墨图式的帮助是突出而明显的，现当代中国画家多受其惠，人们公认的传统派大师齐白石、黄宾虹，无不从写生中吸收营养，丰富自我，终为一代画坛高峰，白石对草虫花卉、寻常器物都悉心观察，留意揣摩，意笔工写，皆成经典。宾翁足行万里，留下写生粉本无数，采十炼一，而成自家面貌。山水画家傅抱石、陆俨少、李可染等先生重视写生精神，践行写生之路，结合自己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力，终成有独特面貌的大师。在人物画领域更是如此，徐悲鸿、蒋兆和、黄胄及浙派各家，无不是因写生而使自我笔墨表现力丰富成熟，自成大家，进而促使中国人物画在现当代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延承一脉，名家辈出，佳作纷呈。作为当下画家，更需要继承先辈写生精神，践行写生之道，提升自我艺术修养。
当然，写生对于自我笔墨丰富、调整的训练是应该有正确的态度和明晰的思路及全新的状态，应摒弃偏执的训练方式和写生习惯，比如面对物象，为自然表象吸引，以描形画像为能事，为形所役，为形所累，所谓写实，实是照抄自然，李可染讲“不与照相机争功”，便是针对这类问题而言；或者对眼前物象，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无论春夏，不管南北，既无个人感受也无物象特征，尽是前人技巧、他人笔法，所谓写意，实则套用古人。石涛语“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精彩论述了彰显自我与师法他人之关系。故而似与不似之妙，尽在形（造化）、神（心源）、法（古人）三者之间度的适宜把握。当然对待写生训练方式的偏执，与突出个性化的艺术主张并非一回事，应有所区别。
这样，画家在对着实物写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创作经验，将不同的审美体验转化为笔墨符号，必将逐渐丰富自我笔墨语言，充实自我笔墨表现，完善自我笔墨图式，成就自我笔墨风格。此时的笔墨既非眼前之象，也非他人之象，而是个人心象。
郭峰
甘肃陇西人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甘肃中国画学会理事
著名画家李宝峰先生入室弟子
中国艺术研究院杜滋龄人物画工作室画家
陈钰铭水墨创作室画家
陇西书画院专职画师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展览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