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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题材”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提出的，会上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首次使用“工业题材”概念，并指出文学创作应将题材“作为解放区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的重要依据。伴随着文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强调和推崇，许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纷纷响应号召自觉走向工厂、走近工人，进行工业题材小说的取材与创作，草明便是其中颇有写作实绩的一位。正如何敏和所评价的那般：“她是一位从30年代到90年代，六十年始终不渝写中国工人的唯一女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工业题材的拓荒者。”[2]早在周扬提出“工业题材”概念之前的1948年，草明便以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恢复玉带湖水电站正常运转为情节主干创作出小说《原动力》，因作品中表现出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体在新中国工业建设中具有的宏伟之力和先进精神，而被视为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的发轫之作。此后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便始终延续《原动力》的整体书写意旨，即通过对工人阶级群体先进性、崇高性的描绘，展现工人阶级在工业建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贡献，并在勾勒中国当代工业发展脉络中着意凸显激扬壮阔、奋进向上的时代精神。
草明40年代以后的工业题材小说呈现出的是“钢”的坚硬意志和“力”的雄伟之美，但其在写作初期即30年代时以家乡缫丝厂、工人为主要观照对象而创作的工业小说，则流动着缓缓的诗般意趣和情调。这其间文本审美样态的变化与草明在1942年接受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学创作理念有着直接关联，草明曾自述道：“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的思想提高一大步。文艺不是别的，是为工、农、兵，即为人民服务。”“听《讲话》以前，我写工人、爱他们、同情他们、替他们说话都是对的、但很不够，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2]事实上，从草明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她在创作后期对于个体感性认识的自觉抛弃，才促发其书写工业的小说呈现出“柔软”与“刚硬”的两种不同审美境界。为叙述清晰，文章暂以1942年为界，将草明小说创作划分为前后两期，通过分析其前期小说中诗意涌动的原因，从而探究开拓当下工业题材小说书写路径的可能性及启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重要的构成要素，脱离语言文学便不复存在，忽视语言文学的独特审美特质便荡然无存。小说作为由众多语言文字符号精心镶嵌而得以生成的艺术样式，其对语言文字更是有着天然的倚重。诗化的语言在小说中的巧用，有利于为小说营造出诗般的意境，也可以增添小说文本的审美要素。草明在30年代书写有关工业的小说时，便注重应用诗化、散文化的语言文字，同时通过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这些柔软的、流动着的语言在文本中散其光芒，因而促使文本中枯燥、单一的工厂机器和沉闷封闭的工厂环境洋溢着柔美的色调。
將散文化、诗化乃至朗诵化的语句镶嵌在人物独白、人物对话之中，是草明前期工业小说溢出诗情的原因之一。草明在前期工业小说创作中往往赋予她笔下人物以大量饱含情感的独白，如《没有了牙齿的》中那位饱经忧患并能够透视工人因受压榨而惨遭命运捉弄的老婆婆，当她在表达工人们应奋起反抗时说道：“我告诉你吧，比如一只疯狗，谁都要鄙弃它，它一定是给主人毒打过……它才发狂的呀……它能反抗他们些什么呢？……那只有向其他人乱咬来发泄它的愤怒罢了……啊哈，你又以为我说疯话了吧，你们晓得什么？”在这段人物独白中，草明多次采用感叹词“吧”“呀”“啊”“哈”等，并注重将感叹句式和疑问句式相互融合，从而使人物充沛的感情喷薄而出，形成朗诵式的诗化语言。其间借“疯狗”来呼吁反抗的语句也不禁让人想起郭沫若《天狗》中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有意识地赋予人物以大段诗化独白，促使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于单一化题材之外更多了一份审美因子，而在人物简短对话过程中同样穿插以诗般的文字，则更增强了这份审美因子的繁衍生发。在《倾跌》之中被乡里丝厂排挤出来的三位女工，来到城市后仍然面临走投无路的境遇，因而她们互相感叹着：“谁把我的心灵撕碎了？……谁呀？告诉我……告诉我。”文本中这类精短且颇具文学韵味的语言文字与客观的描述性语言形成对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硬叙述语言的单调，呈现出诗化的语言节奏。此外，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语言的诗意还表现在作家对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以及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的借用上。小说《晚上》中“我”因丝厂倒闭而到城里寻求生计，在城里我看到的是“蓝色的寒云”、颤鸣的“胡琴和琵琶”，以及幽暗的“月亮”，于是我不得不“像轮船破浪般冲着寒气跑出巷口”。文本中草明通过比喻和意象的借用，为主人公营造出一个凄凉的意境，尤其是古典诗词意象在文本中的点缀，更是烘托出这篇工业小说的诗境。
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大都以固定机械的机器、统一模式化的工厂、单调重复的生产过程等为主要关注对象，因而凡是触及到这些客观观照对象的话语体系也较多呈现出单一且平面化的色彩，这便使工业小说的文本显现出沉闷、厚重、枯燥的样貌。如何在生硬的工业叙述过程中增加文本的文学色彩，草明前期的工业小说书写或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虽不能否认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诗意化语言文字的穿插具有一定的矫揉造作色彩，且忽略了人物身份与所说语言的一致性，但是草明将诗化的语言文字注入工业书写的这份自觉意识，无疑拓宽了工业书写的更多路径。而这份自觉意识也表现出一个职业优秀作家对于文学自身审美性的关注，因而当代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同样也应该在语言文字的应用上细加斟酌与思索，唯有如此，工业题材小说书写才能够实现以语言文字之柔美去软化工业本身之刚硬。
在小说文本中，人物性格特质如活泼或内敛、人物心绪流动如喜悦的激情或忧郁的沉思等，均对作品意境与格调产生直接的激发性作用，热情奔放的主人公会使文本充沛着活力的跃动，而迷茫怅惘的主人公则会赋予作品以迷蒙之境。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她所熟知的家乡工厂中的工人，这一时期作家笔下的工人形象往往处于时代、社会与现实生存环境的压榨与磨砺中，因而一方面与现实进行果决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充满对美好远方的向往，这便是这些人物形象的性格特质。草明在小说创作时注重捕捉笔下主人公对“远方”“那边”向往的思绪流动，但同时又不明确指出“远方”的具体指向与终点，因而她笔下主人公对“远方”的向往便裹含着探寻灵魂往何处去的人生哲学和诗意旨归。 草明自小生活与成长的顺德桂州乡是布满中小缫丝厂的乡镇，草明曾说道，在她的乡镇中“唱主角的是女人，乡中四十岁以内的女人几乎都在丝厂干活”。并且作家还特别指出“我喜欢她们，我爱她们豪迈、勇敢与坦荡的风格”。[2]因此凭借着对这些女工们的熟悉和热爱，表现她们的生活境遇与内心追求便成为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书写的重心之一。作家笔下这些女工形象的精神和灵魂深处时时孕育着浓郁的诗意旨趣，她们虽遭受着生活无情的打压和磨砺，虽在迷惘之时偶尔也会误入歧途，但她们的灵魂深处却始终充满着对“那边”“远方”的向往，这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给予人物形象自身以诗意，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扩充了工业小说中文本的诗化韵味。
《倾跌》中的三个女工为逃脱乡下丝厂带给她们的不幸命运而“怀着许多希望”携手来到城里，但城市中的现实生存境遇却将她们推向另一种痛苦之中，面对生活残酷的摧残，主人公们仍始终不忘对“远方”的探寻。文本中作者在开篇便两次提到“阿屈”“漆黑的眼睛躲在眼眶里，盯在远远的地方”“像在寻她的路”，虽然故事中段的阿屈在寻路过程中因误入歧途而沦为名妓，但在文本结尾时作者又第三次着重点明阿屈那倔强面孔上的“眼睛远远地盯着无限远的天际”。作品中主人公由内心深处生发出的对远方的遥想，透视着其全新的生活希望和灵魂上的诗意追寻。草明早期工业小说中的人物对“远方”的向往与追求是颇具普遍性与适用性的，如《汶澜桥畔》中的长工吴大牛便也是既有着“不屈服的性子”，又勇于去窥视人类灵魂应向何处去的人物，而且当他面对自我内心深处所向往的“远方”时，更多了一份实践的勇气，于是在故事结尾吴大牛才得以“到保护他的灵魂的地方去了”。
毫无疑问，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人物对未知“远方”的眺望与向往，赋予了人物以诗意般的情怀，他们以纯净之心抵御着现实的凄寒，以澎湃的热情追逐着灵魂深处幻想的诗意疆域，这一系列诗意性主人公于文本中的存在，更促使以冰冷机器、封闭车间为主要参照对象的工业小说呈现出浓浓的暖意。草明笔下跳跃的诗意性人物形象于工业小说创作而言是颇具独特性的，他们印证着作家对人物的深入体察与感性关怀，体现着作家是以人道主义关怀出发去关注与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因而，草明通过对自身笔下人物悉心体察而塑造出的诗意性人物形象，对于当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也具有很强的启蒙意义，那便是唯有文学创作者能够从同理心出发去关怀笔下人物的精神深处，才能够摆脱工业小说中只有“这一类”人物群像，而缺乏“这一个”富有价值的生命个体的弊端，从而塑造出情感丰富且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
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与心理等诸多方面的相异性，使得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创作上时常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貌，女性独有的细腻、敏感和纤弱的情愫会以潜意识的方式存活于作家體内，并在某一创作契机到达时，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品的审美风格。草明作为一位自小生长于诗意盎然的南方的女性作家，在创作时也不免会受到女性自身柔和的性格质素以及江南水乡中温婉柔情的景致的影响。也正因此，当草明将女性独有情绪投掷于其前期工业小说书写中时，她的工业小说才呈现出工业的刚性之美与女性柔美相碰撞而生发出的复合审美风貌。正如一位学者所论：“一个时代里的写作风尚，虽有着极大的冲击力和裹挟性，但它并不能囊括或包裹所有的作家作品，也不能阻止像草明这样的在‘变质’上积极主动、在性别倾向上更中性的女作家偶尔的诗性流淌和柔情绽放。”[3]
将作为女性自身对生活的独特感悟投射于文本之中，借人物思想、行为或跌宕变化的情节及诗意性叙述语言等表达自身对生活的思索与体悟，是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柔情与诗意兼具的原因。草明将自我对现实生活的感性思索融化于以理性逻辑为主的工业化生产的叙述之中，这种创作方法冲淡了枯燥无味的客观叙述，丰富了工业小说文本的审美质素。
《在离开狮子岗前》这部小说中作家便以“我”为叙述视点，通过时时抒发“我”的体验与体悟，巧妙地借“我”的主观思索表达“我”与庄丁工人的爱情悲剧，这悲剧皆是由于庄丁工人“虽然是活着的动物，竟像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甲虫，被搬动着，戏弄着，有时被捻死了”的现实境遇所造成的。文本以女性视域出发，开篇便以“人和人的离聚往往是身不由己的”“我多么愿意自己是只飞鸟”的感性思索与诗意追求奠定作品柔美色调，并在随后展开具体文本叙述过程中时时直接抒发“我”的体悟与“思想苦恼”。实际上，主人公“我”的种种思绪流动便是草明自身主观意旨的投射，作品中诸多不可捕捉的感性思索都萦绕于对庄丁工人悲惨命运的揭示之中，因而冲和了故事的残酷与紧张，这种处理反而使故事具有平和之气与淡淡的诗意。
草明在前期工业小说创作时将个体感性情感与体悟直接熔铸于文本之中，这种写作实践相较于五六十年代乃至改革文学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是颇具独特性、开拓性与示范意义的。这是由于当代以来的工业题材写作大都以满足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想象为写作动机，因而为表达人民积极参与现代化工业建设的激扬场面，作家大都需要抛却个体的情思而实现自己与集体思想的统一。不可否认，作家将自我思想融入于集体思想之中创作的工业题材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工人阶级群体团结一致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精神，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注入了力量，但是，这种忽视作家个性的写作也使当代工业题材小说模式化、概念化，且人物缺乏个性。由此论之，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书写中个体主观情思在文本中的涌动，对于工业小说审美多元性的产生则具有直接的激发意义，这也启示着当下工业题材小说书写同样不应忽视作家的主观个性，只有作家将自身独有的个性与生活体验投入到文本中，才能够丰富作品的审美层次并开拓小说书写的多种可能性。
学者逄增玉论及工业题材小说难以开展诗意书写时指明：“人与工厂机器和生产过程的依附关系，劳动关系和精神联系的非审美性，以及中外都缺失的在此之上的审美心理积淀，使得工业文学中环境与人物的关系普遍存在难以深刻揭示、诗意描写的审美诅咒和魔障。”[4]由此可见，文学创作者若要扩充工业题材小说中的诗意境界必然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草明前期创作的以工厂、工人为主要观照对象的工业小说，由于其语言、人物形象及文本总体格调均裹含着诗意化特征，因而对于当下工业题材小说书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工业题材的小说书写困境已受到诸多学者的注意，如2003年在鞍山举办的“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便表现出学者们对工业题材应如何书写的重视；又如2012年学者于文夫发表的《工业题材小说的审美困境与主体性重构》的文章，2013年人民日报刊登舒晋瑜的《工业题材为什么优秀作品稀缺》等一系列经典评论性文章，均彰显着文学界对于工业题材创作困境及开拓多种书写路径的关注。经由前文对草明前期工业小说诗意性呈现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以诗意化情怀去书写工业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写作方法，而且伴随着新世纪以来工人、工厂及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也理应具有更多书写法则。但无论采用何种书写视点，文学创作者都应将其建立在以同理心去书写工人、以探索精神深入其灵魂、以创新意识进行写作技术实验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才能“更好地面对转型后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反映日益深化的工业化进程”。[5]
首先，以同理之心去了解熟悉书写对象是作家创作工业题材小说的根基，这是因为作家对工业题材小说中客观对象的自觉走近与同感关怀，代表着作家人道主义的创作理念和人文情怀。排除固有的高下尊卑的传统理念，既不盲目赞颂与拔高工人阶级的崇高精神，也不对新世纪以来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工人群体给予贬低，而是以同理之心去真正深入了解描写对象的生活境遇与所思想所想，表现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生活境遇，促使文学作品因真实而感人，应是当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其次，尊重并弘扬描写对象作为生命个体而存在的独特意义与价值，着眼于深入探究笔下人物富于个性的情感特质与灵魂精髓，则是工业题材小说得以触及读者敏感区域而收获读者喜爱的创作原则。工廠素来对于人物具有强有力的同化作用，但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工厂自身以及工厂与工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而若想摆脱建国初期工业题材小说中人物群像化、单一化的弊端，作家必然在塑造人物时不应局限于对人物流于表面的书写，而是应以深邃的眼光透视人物灵魂深处的独特之处，捕捉与表现人物的精神困惑与思想流变，进而创造出既具有鲜明个体特性又具有普遍象征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
最后，当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若想产生新意，作家自觉进行文本技术实验的创新意识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业题材小说作为和现代化进程相伴而出现的产物，自产生之初其内部就暗存着现代化因子，尤其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创作理念传入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手法变更具有了开阔创新的可能性。例如，伴随着工业科技的飞速发展，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是否可以借用科幻小说的创作因子并大胆采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在工业题材中表达当下人类在工业科技高度发达下对外太空或未来社会的构想？不可置否，只有作家具有大胆创新的实验精神，工业题材小说才能呈现出多彩的风姿，并在此基础上获取更多的读者群体。综而论之，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的诗意是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但对工业文明景观还有很多很多的书写可能性，唯有作家以同理之心去关注描写对象的心灵之根，并辅以大胆的创新性写作技术实验，当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方能呈现出新的可能和转机。
参考文献：
[1]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M].北京：新华书店，1950：70.
[2] 草明.草明文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前言，3，1.
[3] 雷岩岭，马金峰.选择·整合·变质·审美——对草明20世纪50-70年代小说创作的再透视[J].郑州大学学报.2006（6）：134.
[4] 逄增玉，孙晓平.工业语境中的人物形象与谱——草明与东北工业题材小说论之一[J].社会科学辑刊. 2011（2）：157.
[5] 于文夫材小说的审美困境与主体性重构[J].社会科学线.2012（7）：248.
【责任编辑】 邹 军
草明40年代以后的工业题材小说呈现出的是“钢”的坚硬意志和“力”的雄伟之美，但其在写作初期即30年代时以家乡缫丝厂、工人为主要观照对象而创作的工业小说，则流动着缓缓的诗般意趣和情调。这其间文本审美样态的变化与草明在1942年接受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学创作理念有着直接关联，草明曾自述道：“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的思想提高一大步。文艺不是别的，是为工、农、兵，即为人民服务。”“听《讲话》以前，我写工人、爱他们、同情他们、替他们说话都是对的、但很不够，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2]事实上，从草明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她在创作后期对于个体感性认识的自觉抛弃，才促发其书写工业的小说呈现出“柔软”与“刚硬”的两种不同审美境界。为叙述清晰，文章暂以1942年为界，将草明小说创作划分为前后两期，通过分析其前期小说中诗意涌动的原因，从而探究开拓当下工业题材小说书写路径的可能性及启示。
1.以诗化语言消融工业之生硬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重要的构成要素，脱离语言文学便不复存在，忽视语言文学的独特审美特质便荡然无存。小说作为由众多语言文字符号精心镶嵌而得以生成的艺术样式，其对语言文字更是有着天然的倚重。诗化的语言在小说中的巧用，有利于为小说营造出诗般的意境，也可以增添小说文本的审美要素。草明在30年代书写有关工业的小说时，便注重应用诗化、散文化的语言文字，同时通过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这些柔软的、流动着的语言在文本中散其光芒，因而促使文本中枯燥、单一的工厂机器和沉闷封闭的工厂环境洋溢着柔美的色调。
將散文化、诗化乃至朗诵化的语句镶嵌在人物独白、人物对话之中，是草明前期工业小说溢出诗情的原因之一。草明在前期工业小说创作中往往赋予她笔下人物以大量饱含情感的独白，如《没有了牙齿的》中那位饱经忧患并能够透视工人因受压榨而惨遭命运捉弄的老婆婆，当她在表达工人们应奋起反抗时说道：“我告诉你吧，比如一只疯狗，谁都要鄙弃它，它一定是给主人毒打过……它才发狂的呀……它能反抗他们些什么呢？……那只有向其他人乱咬来发泄它的愤怒罢了……啊哈，你又以为我说疯话了吧，你们晓得什么？”在这段人物独白中，草明多次采用感叹词“吧”“呀”“啊”“哈”等，并注重将感叹句式和疑问句式相互融合，从而使人物充沛的感情喷薄而出，形成朗诵式的诗化语言。其间借“疯狗”来呼吁反抗的语句也不禁让人想起郭沫若《天狗》中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有意识地赋予人物以大段诗化独白，促使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于单一化题材之外更多了一份审美因子，而在人物简短对话过程中同样穿插以诗般的文字，则更增强了这份审美因子的繁衍生发。在《倾跌》之中被乡里丝厂排挤出来的三位女工，来到城市后仍然面临走投无路的境遇，因而她们互相感叹着：“谁把我的心灵撕碎了？……谁呀？告诉我……告诉我。”文本中这类精短且颇具文学韵味的语言文字与客观的描述性语言形成对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硬叙述语言的单调，呈现出诗化的语言节奏。此外，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语言的诗意还表现在作家对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以及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的借用上。小说《晚上》中“我”因丝厂倒闭而到城里寻求生计，在城里我看到的是“蓝色的寒云”、颤鸣的“胡琴和琵琶”，以及幽暗的“月亮”，于是我不得不“像轮船破浪般冲着寒气跑出巷口”。文本中草明通过比喻和意象的借用，为主人公营造出一个凄凉的意境，尤其是古典诗词意象在文本中的点缀，更是烘托出这篇工业小说的诗境。
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大都以固定机械的机器、统一模式化的工厂、单调重复的生产过程等为主要关注对象，因而凡是触及到这些客观观照对象的话语体系也较多呈现出单一且平面化的色彩，这便使工业小说的文本显现出沉闷、厚重、枯燥的样貌。如何在生硬的工业叙述过程中增加文本的文学色彩，草明前期的工业小说书写或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虽不能否认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诗意化语言文字的穿插具有一定的矫揉造作色彩，且忽略了人物身份与所说语言的一致性，但是草明将诗化的语言文字注入工业书写的这份自觉意识，无疑拓宽了工业书写的更多路径。而这份自觉意识也表现出一个职业优秀作家对于文学自身审美性的关注，因而当代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同样也应该在语言文字的应用上细加斟酌与思索，唯有如此，工业题材小说书写才能够实现以语言文字之柔美去软化工业本身之刚硬。
2.常怀“向往”精神的诗意性人物塑造
在小说文本中，人物性格特质如活泼或内敛、人物心绪流动如喜悦的激情或忧郁的沉思等，均对作品意境与格调产生直接的激发性作用，热情奔放的主人公会使文本充沛着活力的跃动，而迷茫怅惘的主人公则会赋予作品以迷蒙之境。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她所熟知的家乡工厂中的工人，这一时期作家笔下的工人形象往往处于时代、社会与现实生存环境的压榨与磨砺中，因而一方面与现实进行果决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充满对美好远方的向往，这便是这些人物形象的性格特质。草明在小说创作时注重捕捉笔下主人公对“远方”“那边”向往的思绪流动，但同时又不明确指出“远方”的具体指向与终点，因而她笔下主人公对“远方”的向往便裹含着探寻灵魂往何处去的人生哲学和诗意旨归。 草明自小生活与成长的顺德桂州乡是布满中小缫丝厂的乡镇，草明曾说道，在她的乡镇中“唱主角的是女人，乡中四十岁以内的女人几乎都在丝厂干活”。并且作家还特别指出“我喜欢她们，我爱她们豪迈、勇敢与坦荡的风格”。[2]因此凭借着对这些女工们的熟悉和热爱，表现她们的生活境遇与内心追求便成为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书写的重心之一。作家笔下这些女工形象的精神和灵魂深处时时孕育着浓郁的诗意旨趣，她们虽遭受着生活无情的打压和磨砺，虽在迷惘之时偶尔也会误入歧途，但她们的灵魂深处却始终充满着对“那边”“远方”的向往，这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给予人物形象自身以诗意，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扩充了工业小说中文本的诗化韵味。
《倾跌》中的三个女工为逃脱乡下丝厂带给她们的不幸命运而“怀着许多希望”携手来到城里，但城市中的现实生存境遇却将她们推向另一种痛苦之中，面对生活残酷的摧残，主人公们仍始终不忘对“远方”的探寻。文本中作者在开篇便两次提到“阿屈”“漆黑的眼睛躲在眼眶里，盯在远远的地方”“像在寻她的路”，虽然故事中段的阿屈在寻路过程中因误入歧途而沦为名妓，但在文本结尾时作者又第三次着重点明阿屈那倔强面孔上的“眼睛远远地盯着无限远的天际”。作品中主人公由内心深处生发出的对远方的遥想，透视着其全新的生活希望和灵魂上的诗意追寻。草明早期工业小说中的人物对“远方”的向往与追求是颇具普遍性与适用性的，如《汶澜桥畔》中的长工吴大牛便也是既有着“不屈服的性子”，又勇于去窥视人类灵魂应向何处去的人物，而且当他面对自我内心深处所向往的“远方”时，更多了一份实践的勇气，于是在故事结尾吴大牛才得以“到保护他的灵魂的地方去了”。
毫无疑问，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人物对未知“远方”的眺望与向往，赋予了人物以诗意般的情怀，他们以纯净之心抵御着现实的凄寒，以澎湃的热情追逐着灵魂深处幻想的诗意疆域，这一系列诗意性主人公于文本中的存在，更促使以冰冷机器、封闭车间为主要参照对象的工业小说呈现出浓浓的暖意。草明笔下跳跃的诗意性人物形象于工业小说创作而言是颇具独特性的，他们印证着作家对人物的深入体察与感性关怀，体现着作家是以人道主义关怀出发去关注与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因而，草明通过对自身笔下人物悉心体察而塑造出的诗意性人物形象，对于当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也具有很强的启蒙意义，那便是唯有文学创作者能够从同理心出发去关怀笔下人物的精神深处，才能够摆脱工业小说中只有“这一类”人物群像，而缺乏“这一个”富有价值的生命个体的弊端，从而塑造出情感丰富且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
3.女性作家诗般情思的萦绕弥散
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与心理等诸多方面的相异性，使得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创作上时常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貌，女性独有的细腻、敏感和纤弱的情愫会以潜意识的方式存活于作家體内，并在某一创作契机到达时，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品的审美风格。草明作为一位自小生长于诗意盎然的南方的女性作家，在创作时也不免会受到女性自身柔和的性格质素以及江南水乡中温婉柔情的景致的影响。也正因此，当草明将女性独有情绪投掷于其前期工业小说书写中时，她的工业小说才呈现出工业的刚性之美与女性柔美相碰撞而生发出的复合审美风貌。正如一位学者所论：“一个时代里的写作风尚，虽有着极大的冲击力和裹挟性，但它并不能囊括或包裹所有的作家作品，也不能阻止像草明这样的在‘变质’上积极主动、在性别倾向上更中性的女作家偶尔的诗性流淌和柔情绽放。”[3]
将作为女性自身对生活的独特感悟投射于文本之中，借人物思想、行为或跌宕变化的情节及诗意性叙述语言等表达自身对生活的思索与体悟，是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柔情与诗意兼具的原因。草明将自我对现实生活的感性思索融化于以理性逻辑为主的工业化生产的叙述之中，这种创作方法冲淡了枯燥无味的客观叙述，丰富了工业小说文本的审美质素。
《在离开狮子岗前》这部小说中作家便以“我”为叙述视点，通过时时抒发“我”的体验与体悟，巧妙地借“我”的主观思索表达“我”与庄丁工人的爱情悲剧，这悲剧皆是由于庄丁工人“虽然是活着的动物，竟像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甲虫，被搬动着，戏弄着，有时被捻死了”的现实境遇所造成的。文本以女性视域出发，开篇便以“人和人的离聚往往是身不由己的”“我多么愿意自己是只飞鸟”的感性思索与诗意追求奠定作品柔美色调，并在随后展开具体文本叙述过程中时时直接抒发“我”的体悟与“思想苦恼”。实际上，主人公“我”的种种思绪流动便是草明自身主观意旨的投射，作品中诸多不可捕捉的感性思索都萦绕于对庄丁工人悲惨命运的揭示之中，因而冲和了故事的残酷与紧张，这种处理反而使故事具有平和之气与淡淡的诗意。
草明在前期工业小说创作时将个体感性情感与体悟直接熔铸于文本之中，这种写作实践相较于五六十年代乃至改革文学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是颇具独特性、开拓性与示范意义的。这是由于当代以来的工业题材写作大都以满足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想象为写作动机，因而为表达人民积极参与现代化工业建设的激扬场面，作家大都需要抛却个体的情思而实现自己与集体思想的统一。不可否认，作家将自我思想融入于集体思想之中创作的工业题材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工人阶级群体团结一致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精神，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注入了力量，但是，这种忽视作家个性的写作也使当代工业题材小说模式化、概念化，且人物缺乏个性。由此论之，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书写中个体主观情思在文本中的涌动，对于工业小说审美多元性的产生则具有直接的激发意义，这也启示着当下工业题材小说书写同样不应忽视作家的主观个性，只有作家将自身独有的个性与生活体验投入到文本中，才能够丰富作品的审美层次并开拓小说书写的多种可能性。
4.启示：同理心、灵魂探寻与技术实验相结合
学者逄增玉论及工业题材小说难以开展诗意书写时指明：“人与工厂机器和生产过程的依附关系，劳动关系和精神联系的非审美性，以及中外都缺失的在此之上的审美心理积淀，使得工业文学中环境与人物的关系普遍存在难以深刻揭示、诗意描写的审美诅咒和魔障。”[4]由此可见，文学创作者若要扩充工业题材小说中的诗意境界必然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草明前期创作的以工厂、工人为主要观照对象的工业小说，由于其语言、人物形象及文本总体格调均裹含着诗意化特征，因而对于当下工业题材小说书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工业题材的小说书写困境已受到诸多学者的注意，如2003年在鞍山举办的“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便表现出学者们对工业题材应如何书写的重视；又如2012年学者于文夫发表的《工业题材小说的审美困境与主体性重构》的文章，2013年人民日报刊登舒晋瑜的《工业题材为什么优秀作品稀缺》等一系列经典评论性文章，均彰显着文学界对于工业题材创作困境及开拓多种书写路径的关注。经由前文对草明前期工业小说诗意性呈现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以诗意化情怀去书写工业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写作方法，而且伴随着新世纪以来工人、工厂及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也理应具有更多书写法则。但无论采用何种书写视点，文学创作者都应将其建立在以同理心去书写工人、以探索精神深入其灵魂、以创新意识进行写作技术实验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才能“更好地面对转型后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反映日益深化的工业化进程”。[5]
首先，以同理之心去了解熟悉书写对象是作家创作工业题材小说的根基，这是因为作家对工业题材小说中客观对象的自觉走近与同感关怀，代表着作家人道主义的创作理念和人文情怀。排除固有的高下尊卑的传统理念，既不盲目赞颂与拔高工人阶级的崇高精神，也不对新世纪以来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工人群体给予贬低，而是以同理之心去真正深入了解描写对象的生活境遇与所思想所想，表现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生活境遇，促使文学作品因真实而感人，应是当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其次，尊重并弘扬描写对象作为生命个体而存在的独特意义与价值，着眼于深入探究笔下人物富于个性的情感特质与灵魂精髓，则是工业题材小说得以触及读者敏感区域而收获读者喜爱的创作原则。工廠素来对于人物具有强有力的同化作用，但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工厂自身以及工厂与工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而若想摆脱建国初期工业题材小说中人物群像化、单一化的弊端，作家必然在塑造人物时不应局限于对人物流于表面的书写，而是应以深邃的眼光透视人物灵魂深处的独特之处，捕捉与表现人物的精神困惑与思想流变，进而创造出既具有鲜明个体特性又具有普遍象征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
最后，当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若想产生新意，作家自觉进行文本技术实验的创新意识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业题材小说作为和现代化进程相伴而出现的产物，自产生之初其内部就暗存着现代化因子，尤其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创作理念传入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手法变更具有了开阔创新的可能性。例如，伴随着工业科技的飞速发展，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是否可以借用科幻小说的创作因子并大胆采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在工业题材中表达当下人类在工业科技高度发达下对外太空或未来社会的构想？不可置否，只有作家具有大胆创新的实验精神，工业题材小说才能呈现出多彩的风姿，并在此基础上获取更多的读者群体。综而论之，草明前期工业小说中的诗意是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但对工业文明景观还有很多很多的书写可能性，唯有作家以同理之心去关注描写对象的心灵之根，并辅以大胆的创新性写作技术实验，当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方能呈现出新的可能和转机。
参考文献：
[1]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M].北京：新华书店，1950：70.
[2] 草明.草明文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前言，3，1.
[3] 雷岩岭，马金峰.选择·整合·变质·审美——对草明20世纪50-70年代小说创作的再透视[J].郑州大学学报.2006（6）：134.
[4] 逄增玉，孙晓平.工业语境中的人物形象与谱——草明与东北工业题材小说论之一[J].社会科学辑刊. 2011（2）：157.
[5] 于文夫材小说的审美困境与主体性重构[J].社会科学线.2012（7）：248.
【责任编辑】 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