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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国之根本，发展之根基。纵观中国农业60年发展历程，党和国家领导部门从以“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为使命，到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与增加农民收入”为工作重心；这种转变，足以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及水平：居世界第一位的粮食总产量，不仅解决了13亿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中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部公布数据显示，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2008年的52850万吨(截至记者发稿前，农业部暂未公布2009年粮食总产量)，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的背后，既有“大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所导致的影响和教训，更有体制改革、政策惠农所带来的利好经验。
开国大土改
通常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从1949年起步的。而中国的农业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便已经开始了触及“农之根本”的大动作。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是1950年“开国大土改”的一次经验积累。
1950年6月30日，中央中央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在全国分期分批土改。一时间，“开国大土改”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截至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改成功完成，全国约3亿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中国农业历史的新篇章从此掀开。
农民分到土地，两千多年来热切盼望的“耕者有其田，以安身立命”的愿望得以实现。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达到了38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101公斤。这是全国农业恢复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阶段，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在耕地私有的基础上成立起来，而且开始实行粮食、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在政府的集中统一控制下实行计划调拨供应。1955年8月，粮票出现了，凭票供应粮食的年代由此开始。
而1958年，伴随着公社化的全面实现，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农具等全部收归公有，“大锅饭”时代到来。同时，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将粮食产量指标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并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
紧接着，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最困难的三年”在“放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下到来了，一面是虚假的“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一面是真实的生产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破坏，经济低下，农民生活再度陷入困境。1950至1978年前，可谓是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涨落。
全民温饱
不能说是否极泰来，但中国农业发展出现历史性的转机在1978年真就出现了。
时光追溯到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正式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其核心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质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村经济体制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而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数人一定会想到率先实行“大包干”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想象着18位庄稼汉不畏惧坐牢杀头的危险、立下保证书、按下鲜红指印的情景。“多劳多得”的劳动观念也由此在农民心目中扎根。
当时，由“吃大锅饭”转变到“大包干”，反对意见十分强烈。即使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走“资”与走“社”的争论仍在持续。为了稳定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1982年到1986年间，中共中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战略性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一步步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2年的一号文件，其中就明确指出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了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1985年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第五个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肯定了农村改革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强调了进一步摆正农民的基础地位，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宗旨。
农村改革的深入，转变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面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1984年，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年份，在那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4亿吨，比1978年高出1亿吨，这个数字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数字也是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经验的有力证明。
改革中，农村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从1985年到1988年，改革的重点是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乡镇企业成为重要支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兴起。
到了1988年至2002年间，农村改革的步子明显放慢，农村又一次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发展作出了“牺牲”。因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扩张，农村土地大规模被占用；加上劳动力、资金大量外流，农业生产要素加快向城镇转移。
提高生活质量是主线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化成熟推进。随着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而且又一次连续下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扎实部署。更为喜人的是，我国在国际上的农业大国地位在这个时期已基本确立。
2006年1月1日，又一个让中国9亿农民记忆深刻的日子。那一天，《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开始生效，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中国的农民群众告别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中国农民的命运也由此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历程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近几年，中央连续出台多个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惠农政策，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2007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3917亿元，2008年中央支农资金达到4318亿元。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制度，开创了直接补贴农民的先河。
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推行，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推广，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更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再看，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进一步被放开，又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出台，为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工作加强，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扶持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等，加速了“三农”问题的解决步伐。
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就是，2009年8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的实行，将惠农政策进行到底。进而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完美实现。
农业部公布数据显示，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2008年的52850万吨(截至记者发稿前，农业部暂未公布2009年粮食总产量)，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的背后，既有“大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所导致的影响和教训，更有体制改革、政策惠农所带来的利好经验。
开国大土改
通常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从1949年起步的。而中国的农业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便已经开始了触及“农之根本”的大动作。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是1950年“开国大土改”的一次经验积累。
1950年6月30日，中央中央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在全国分期分批土改。一时间，“开国大土改”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截至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改成功完成，全国约3亿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中国农业历史的新篇章从此掀开。
农民分到土地，两千多年来热切盼望的“耕者有其田，以安身立命”的愿望得以实现。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达到了38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101公斤。这是全国农业恢复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阶段，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在耕地私有的基础上成立起来，而且开始实行粮食、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在政府的集中统一控制下实行计划调拨供应。1955年8月，粮票出现了，凭票供应粮食的年代由此开始。
而1958年，伴随着公社化的全面实现，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农具等全部收归公有，“大锅饭”时代到来。同时，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将粮食产量指标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并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
紧接着，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最困难的三年”在“放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下到来了，一面是虚假的“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一面是真实的生产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破坏，经济低下，农民生活再度陷入困境。1950至1978年前，可谓是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涨落。
全民温饱
不能说是否极泰来，但中国农业发展出现历史性的转机在1978年真就出现了。
时光追溯到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正式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其核心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质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村经济体制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而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数人一定会想到率先实行“大包干”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想象着18位庄稼汉不畏惧坐牢杀头的危险、立下保证书、按下鲜红指印的情景。“多劳多得”的劳动观念也由此在农民心目中扎根。
当时，由“吃大锅饭”转变到“大包干”，反对意见十分强烈。即使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走“资”与走“社”的争论仍在持续。为了稳定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1982年到1986年间，中共中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战略性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一步步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2年的一号文件，其中就明确指出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了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1985年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第五个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肯定了农村改革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强调了进一步摆正农民的基础地位，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宗旨。
农村改革的深入，转变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面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1984年，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年份，在那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4亿吨，比1978年高出1亿吨，这个数字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数字也是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经验的有力证明。
改革中，农村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从1985年到1988年，改革的重点是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乡镇企业成为重要支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兴起。
到了1988年至2002年间，农村改革的步子明显放慢，农村又一次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发展作出了“牺牲”。因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扩张，农村土地大规模被占用；加上劳动力、资金大量外流，农业生产要素加快向城镇转移。
提高生活质量是主线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化成熟推进。随着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而且又一次连续下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扎实部署。更为喜人的是，我国在国际上的农业大国地位在这个时期已基本确立。
2006年1月1日，又一个让中国9亿农民记忆深刻的日子。那一天，《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开始生效，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中国的农民群众告别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中国农民的命运也由此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历程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近几年，中央连续出台多个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惠农政策，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2007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3917亿元，2008年中央支农资金达到4318亿元。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制度，开创了直接补贴农民的先河。
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推行，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推广，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更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再看，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进一步被放开，又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出台，为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工作加强，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扶持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等，加速了“三农”问题的解决步伐。
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就是，2009年8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的实行，将惠农政策进行到底。进而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完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