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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金融危机的延续，债务危机正在折磨着这个本已疲惫的世界经济，从希腊引发的欧债危机，到美国两党“掌中玩物”的美债问题，再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迷局，几乎每一处都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致命伤。如何看待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必然要发生的债务问题？中国在这场债务博弈大局中又该如何应对？7月31日，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博士为此接受了《投资者报》专访。
美债比欧债情况还差
《投资者报》：从欧洲到美国到中国，目前无一例外全都笼罩在债务危机的阴云之中，您如何评价这一全球性现象？我们能够躲过这场债务危机吗？
沈建光：早前市场最担心欧洲债务危机的时候，我就提出观点，美国债务情况可能比欧洲还要差。根据美国财政部声明，到今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已触及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公共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不能在8月2日前提高公共债务上限，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其实，摆在美国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三种：麦康纳-里德方案、大幅减赤方案、以及不提高债务上限而导致美债技术性违约。麦康纳-里德方案是一项多阶段的计划，短期内立即提高债务上限1000亿美元，然后再分阶段更大幅度地提高债务上限，伴随着相应的开支削减。而民主党主张大幅减赤方案，即一次性将债务上限提高至2.7万亿美元，这样到明年年底前美国政府都有能力偿还债务。
两党方案的主要分歧在于：一是分一次还是分两次上调债务上限？二是医疗保险及补助开支削减问题，民主党坚持不能削减。对于奥巴马来讲，一次性上调债务上限到位，可以确保总统选举不受政府违约危机的困扰。但是共和党却坚持通过“分两步走”的短期方案，希望以此给2012年的总统选举增加政治砝码。另外，医疗改革是奥巴马在任期间致力推进的一项改革，所以其坚持反对大幅削减医疗保险等财政支出。
另外，由于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乏力的经济增长将影响财政收入，而失业率高涨又将加大财政支出的压力，糟糕的经济与财政状况相互影响，加之财政问题的解决又面临国内政治障碍，因此，无论美国财政问题如何解决，三种道路如何选择，美国经济增长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前景更加悲观。
而欧洲方面，上周欧盟各成员国已经就希腊的二次援助达成一致，欧盟同意向希腊提供总额1090亿欧元的官方支持，此外还将从私人部门筹集500亿欧元的资金，短期内缓解了市场对欧债危机的担忧。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元区债务问题是欧元框架尚不完善造成的，财政不协调问题仍没有解决良方，并且欧元区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核心国内部一直存在着矛盾，因此欧洲主权危机问题是个长期性的过程。但短期内，通过“新债抵旧债”，希腊不会重组与退出欧元区，欧洲问题不会即刻爆发。
欧美债务危机不断蔓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恶化中国出口环境、造成外汇储备损失、加大输入性通胀压力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更应利用好这一阶段，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出口企业升级以及“走出去”战略机遇。另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同样引起了各界关注。我认为，由于存在地方财政信息不透明，县级财政、中西部部分地区偿债能力较弱，作为偿债资金主要来源的土地出让收入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等原因，地方债务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审计署公布的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为4.9万亿，低于早前预期。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总规模为10.7万亿，加上6.75万亿国债，我国当前的债务负担率为44%,低于国际公认的《欧洲联盟条约》60%的债务负担率控制标准，此比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风险是整体可控的；另外，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加大，目前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管理政策已经从原先过度依赖地方政府信用逐步向落实抵、质押担保措施转移，按信用方式发放的贷款占比正在下降。
美元将持续疲软
《投资者报》：在这场全球性债务危机中，有关美国债务违约的事，表面看更像一场美国国内的政治游戏，但市场仍然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不管其谈判结果如何，人们大都相信美元贬值是必然的，您如何判断美元的未来？
沈建光：我早前曾多次发表文章提到，下半年美元仍将保持弱势。首先，正如我上面所说，美国债务情况远差于欧洲。当前美国国债占GDP比重已经逼近100%，高于欧元区80%左右的占比。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超过10%，也远高于欧元区6%的水平。目前，国会两党处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迟迟未能在提高债务上限方面达成一致。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可知，美国的财政赤字历来与弱势美元相傍相依。因此我们判断，只有美国财政情况出现明显改善，美元才有走强的可能。
其次，从美国经济基本面来看，由于当前美国经济缺乏增长动力，经济复苏前景更加令人担忧。一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增速便呈现下滑的态势，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同比增长1.9%，远低于去年四季度3.1%的增速，预计本周五即将公布的二季度美国GDP数据将更加悲观。
另外，尽管当前美国制造业有所恢复，但对于消费主导的美国社会来讲，服务业的低迷影响着美国就业与内需提升，严重拖累GDP下滑。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失业率升至9.2%,而就业岗位增长仅为18000个，也是9个月以来最少的。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我上个月刚出访欧洲，拜访了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欧洲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特别是在核心国德法两国的带动下，认为欧洲情况好于美国。
再有，欧美利差持续存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影响财政收入，而失业率高涨又将加大财政支出的压力，糟糕的经济与财政状况相互影响，加之当前上调债务上限面临国内政治障碍，未来美国自救看似别无他法，只能寻求货币政策。我认为，尽管第二轮量化宽松（QE2）已经退出，但较差的经济数据仍不排除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或者变相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预计美国加息要推迟到2012年。因此，由于美国经济数据令人堪忧、美国债务情况远差于欧洲、欧美利差持续存在，预计未来美元将会疲软。
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
《投资者报》：伯南克曾被誉为拯救金融危机的英雄，但同时也被讥为“印刷先生”，很多人认为，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伯南克，而是保罗·沃尔克，否则，美元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沈建光：两年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集中阐述了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与系统性风险，引发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广泛探讨。我认为，美元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主要困境。由于当前美国经济恢复弱于预期，美国政府寄希望通过增加美元供给以提高国内需求，通过弱势美元促进出口，提振国内经济和就业。同时，由于美国债务问题凸显，美国政府更希望通过行使印制国际最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权”，以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讲，超发储备货币并引发美元贬值无疑是有利的。
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元大幅贬值，一方面使得享有美元资产的储备国面临严重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将继续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恶化全球通胀局势。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表述的，“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
中国难有万全之策
《投资者报》：6月5日，联合国首次警告美元有崩盘危险，面对这一警告，对于有巨额外储及美国国债的中国来说，该如何应对？
沈建光：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中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及美元资产高达60%以上，美元大幅贬值必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但是，尽管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存在诸多问题，但由于当前人民币不可兑换，资本项目仍实行管制，人民币仍然无法取代美元和欧元的地位，短期来看并没有万全之策。而从长期来看，放宽资本项管制，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让人民币尽快成为储备货币才是应对欧债危机最为积极的方式。
《投资者报》：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常常受制于美元因素，特别是当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出现两难境况时，大多和美元相关，如何理解这种相关性？中国央行能够摆脱美元吗？
沈建光：在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全球货币格局之下，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同样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此轮通胀压力较大，要求货币政策持续收紧。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写过《结构性通胀还是全面通胀开始？》一文，具体讲述了本轮通胀的长期性特征，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的产能过剩现象已经随着需求的大幅提高和落后产能的淘汰而发生改变。特别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劳动工资的上涨不再支持供大于求的传统状态，而工资上涨将对物价有长期和持久的推动力。高资产泡沫和资源价格调整也为通胀加上隐忧。
另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国内经济放缓，但是由于输入性通胀并不可控，“小滞胀”的持续时间长于预期。从去年10月以来，中国政府便采取了收紧的货币政策，并且已经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本轮通胀的全面性，特别是输入性通胀压力的不可控因素，一定程度的 “小滞胀”——即经济走势出现适度回落且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不可避免，加大了收紧政策的程度与持续时间。
《投资者报》：最近两年来，当美元和欧元竞相贬值之际，中国也在这两者之间走钢丝，一会儿“做多”美元，一会儿又“做多”欧元。最近周小川又强调了对欧元区和欧元的信心，在这场微妙的三角博弈中，中国好像只是在充当欧美平衡的一个砝码，对此您如何看？
沈建光：我认为，在全球货币体系博弈之下，中国似乎难有万全之策。从短期来看，继续实行“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能够确保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在货币政策选择方面，应优先选择对经济增长影响小、抗通胀效果更加明显的价格型工具。应该更加注重刺激消费、落实保障房建设、减少行政干预等，以化解经济增长的短期矛盾。
另外，正如上面所讲，从长期来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消除外汇储备“被动”积累才是应对之根本。我认为，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有以下好处：一是符合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二是降低人民币依赖美元储备的风险；三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四是避免大量资本流入，降低央行操作的难度；五是享受铸币税收益；六是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我认为，“十二五”期间，伴随着资本账户逐步开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汇率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促进人民币可兑换，也可以为今后十年，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奠定基础。
美债比欧债情况还差
《投资者报》：从欧洲到美国到中国，目前无一例外全都笼罩在债务危机的阴云之中，您如何评价这一全球性现象？我们能够躲过这场债务危机吗？
沈建光：早前市场最担心欧洲债务危机的时候，我就提出观点，美国债务情况可能比欧洲还要差。根据美国财政部声明，到今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已触及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公共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不能在8月2日前提高公共债务上限，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其实，摆在美国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三种：麦康纳-里德方案、大幅减赤方案、以及不提高债务上限而导致美债技术性违约。麦康纳-里德方案是一项多阶段的计划，短期内立即提高债务上限1000亿美元，然后再分阶段更大幅度地提高债务上限，伴随着相应的开支削减。而民主党主张大幅减赤方案，即一次性将债务上限提高至2.7万亿美元，这样到明年年底前美国政府都有能力偿还债务。
两党方案的主要分歧在于：一是分一次还是分两次上调债务上限？二是医疗保险及补助开支削减问题，民主党坚持不能削减。对于奥巴马来讲，一次性上调债务上限到位，可以确保总统选举不受政府违约危机的困扰。但是共和党却坚持通过“分两步走”的短期方案，希望以此给2012年的总统选举增加政治砝码。另外，医疗改革是奥巴马在任期间致力推进的一项改革，所以其坚持反对大幅削减医疗保险等财政支出。
另外，由于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乏力的经济增长将影响财政收入，而失业率高涨又将加大财政支出的压力，糟糕的经济与财政状况相互影响，加之财政问题的解决又面临国内政治障碍，因此，无论美国财政问题如何解决，三种道路如何选择，美国经济增长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前景更加悲观。
而欧洲方面，上周欧盟各成员国已经就希腊的二次援助达成一致，欧盟同意向希腊提供总额1090亿欧元的官方支持，此外还将从私人部门筹集500亿欧元的资金，短期内缓解了市场对欧债危机的担忧。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元区债务问题是欧元框架尚不完善造成的，财政不协调问题仍没有解决良方，并且欧元区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核心国内部一直存在着矛盾，因此欧洲主权危机问题是个长期性的过程。但短期内，通过“新债抵旧债”，希腊不会重组与退出欧元区，欧洲问题不会即刻爆发。
欧美债务危机不断蔓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恶化中国出口环境、造成外汇储备损失、加大输入性通胀压力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更应利用好这一阶段，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出口企业升级以及“走出去”战略机遇。另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同样引起了各界关注。我认为，由于存在地方财政信息不透明，县级财政、中西部部分地区偿债能力较弱，作为偿债资金主要来源的土地出让收入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等原因，地方债务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审计署公布的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为4.9万亿，低于早前预期。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总规模为10.7万亿，加上6.75万亿国债，我国当前的债务负担率为44%,低于国际公认的《欧洲联盟条约》60%的债务负担率控制标准，此比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风险是整体可控的；另外，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加大，目前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管理政策已经从原先过度依赖地方政府信用逐步向落实抵、质押担保措施转移，按信用方式发放的贷款占比正在下降。
美元将持续疲软
《投资者报》：在这场全球性债务危机中，有关美国债务违约的事，表面看更像一场美国国内的政治游戏，但市场仍然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不管其谈判结果如何，人们大都相信美元贬值是必然的，您如何判断美元的未来？
沈建光：我早前曾多次发表文章提到，下半年美元仍将保持弱势。首先，正如我上面所说，美国债务情况远差于欧洲。当前美国国债占GDP比重已经逼近100%，高于欧元区80%左右的占比。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超过10%，也远高于欧元区6%的水平。目前，国会两党处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迟迟未能在提高债务上限方面达成一致。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可知，美国的财政赤字历来与弱势美元相傍相依。因此我们判断，只有美国财政情况出现明显改善，美元才有走强的可能。
其次，从美国经济基本面来看，由于当前美国经济缺乏增长动力，经济复苏前景更加令人担忧。一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增速便呈现下滑的态势，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同比增长1.9%，远低于去年四季度3.1%的增速，预计本周五即将公布的二季度美国GDP数据将更加悲观。
另外，尽管当前美国制造业有所恢复，但对于消费主导的美国社会来讲，服务业的低迷影响着美国就业与内需提升，严重拖累GDP下滑。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失业率升至9.2%,而就业岗位增长仅为18000个，也是9个月以来最少的。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我上个月刚出访欧洲，拜访了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欧洲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特别是在核心国德法两国的带动下，认为欧洲情况好于美国。
再有，欧美利差持续存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影响财政收入，而失业率高涨又将加大财政支出的压力，糟糕的经济与财政状况相互影响，加之当前上调债务上限面临国内政治障碍，未来美国自救看似别无他法，只能寻求货币政策。我认为，尽管第二轮量化宽松（QE2）已经退出，但较差的经济数据仍不排除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或者变相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预计美国加息要推迟到2012年。因此，由于美国经济数据令人堪忧、美国债务情况远差于欧洲、欧美利差持续存在，预计未来美元将会疲软。
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
《投资者报》：伯南克曾被誉为拯救金融危机的英雄，但同时也被讥为“印刷先生”，很多人认为，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伯南克，而是保罗·沃尔克，否则，美元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沈建光：两年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集中阐述了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与系统性风险，引发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广泛探讨。我认为，美元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主要困境。由于当前美国经济恢复弱于预期，美国政府寄希望通过增加美元供给以提高国内需求，通过弱势美元促进出口，提振国内经济和就业。同时，由于美国债务问题凸显，美国政府更希望通过行使印制国际最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权”，以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讲，超发储备货币并引发美元贬值无疑是有利的。
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元大幅贬值，一方面使得享有美元资产的储备国面临严重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将继续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恶化全球通胀局势。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表述的，“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
中国难有万全之策
《投资者报》：6月5日，联合国首次警告美元有崩盘危险，面对这一警告，对于有巨额外储及美国国债的中国来说，该如何应对？
沈建光：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中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及美元资产高达60%以上，美元大幅贬值必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但是，尽管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存在诸多问题，但由于当前人民币不可兑换，资本项目仍实行管制，人民币仍然无法取代美元和欧元的地位，短期来看并没有万全之策。而从长期来看，放宽资本项管制，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让人民币尽快成为储备货币才是应对欧债危机最为积极的方式。
《投资者报》：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常常受制于美元因素，特别是当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出现两难境况时，大多和美元相关，如何理解这种相关性？中国央行能够摆脱美元吗？
沈建光：在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全球货币格局之下，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同样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此轮通胀压力较大，要求货币政策持续收紧。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写过《结构性通胀还是全面通胀开始？》一文，具体讲述了本轮通胀的长期性特征，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的产能过剩现象已经随着需求的大幅提高和落后产能的淘汰而发生改变。特别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劳动工资的上涨不再支持供大于求的传统状态，而工资上涨将对物价有长期和持久的推动力。高资产泡沫和资源价格调整也为通胀加上隐忧。
另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国内经济放缓，但是由于输入性通胀并不可控，“小滞胀”的持续时间长于预期。从去年10月以来，中国政府便采取了收紧的货币政策，并且已经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本轮通胀的全面性，特别是输入性通胀压力的不可控因素，一定程度的 “小滞胀”——即经济走势出现适度回落且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不可避免，加大了收紧政策的程度与持续时间。
《投资者报》：最近两年来，当美元和欧元竞相贬值之际，中国也在这两者之间走钢丝，一会儿“做多”美元，一会儿又“做多”欧元。最近周小川又强调了对欧元区和欧元的信心，在这场微妙的三角博弈中，中国好像只是在充当欧美平衡的一个砝码，对此您如何看？
沈建光：我认为，在全球货币体系博弈之下，中国似乎难有万全之策。从短期来看，继续实行“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能够确保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在货币政策选择方面，应优先选择对经济增长影响小、抗通胀效果更加明显的价格型工具。应该更加注重刺激消费、落实保障房建设、减少行政干预等，以化解经济增长的短期矛盾。
另外，正如上面所讲，从长期来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消除外汇储备“被动”积累才是应对之根本。我认为，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有以下好处：一是符合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二是降低人民币依赖美元储备的风险；三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四是避免大量资本流入，降低央行操作的难度；五是享受铸币税收益；六是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我认为，“十二五”期间，伴随着资本账户逐步开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汇率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促进人民币可兑换，也可以为今后十年，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