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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引起社会广泛争议。中国向来是个级别的社会,不光大学,医院也有级别,部级医院、副部级医院,甚至和尚还分级别。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的一种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很有市场。为什么总想和级别沾点边?“级别情结”的根源在哪?
中国人有很强的级别情结,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行政级别总是时不时地表现出来。不仅官场存在着严重的级别意识,如某某级别调研员、巡视员、主任等,即使是大学、医院、国有企业等也存在着严格的官本位制,如副部级大学、局级大学、局级医院、副部级国有企业等等,甚至一些名义上的民间组织如基金会、协会、研究会等,也都是套着行政级别的;更有甚者,一些寺庙、道观的住持也都具有行政级别的身份。总之,级别无处不在,渗透到了人们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级别情结”的社会表现
行政机关自不待言,历来以官员品级为主,这是行政管理秩序的要求。在一个局里,从大处着眼,就有局级领导、处级领导、主任科员、办事员和临时工几个等级;从细处看,仅在领导层,又有局长、副局长之分,有书记、副书记之别,有班子成员、非班子成员之差,有在位、不在位之微妙,有管事、不管事之分野;同为办事员,也有年龄之大小、资历之新老、关系之厚薄、能力之强弱等种种因素决定着其地位。这种在工作场合实施的级别制度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工作秩序本身的要求。但事实上这种级别制度逐渐扩展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弥漫于中国人群体中的级别情结。
无论是在人们日常交往的宴会场合,还是在人们日常交流中的座位排列,无不体现出级别制度的影响。人们经常感到最麻烦的事情之一就是开会的座位安排,办会务的人常常为主席台上谁坐前、谁坐后,谁排左、谁排右大伤脑筋。聚餐吃饭本来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乐趣,但有时吃饭却成了人们感到非常累的事情,在环桌排位时的那番拉扯、那般推脱、那种谦让,外国人看了大惑不解,旁观者看了也会大摇其头,当局者自己也大叹其气。一个简单的上下电梯动作,竟也曾经传出过这样的笑谈:一个本该最后出电梯的年轻人,或许因为不懂规矩,或许因为有急事,第一个冲出了电梯,结果影响了提拔,所要承担的后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要最后一个出电梯。级别情结发展到这样一种境况,确实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但这种事情却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
不仅国家机关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仍然套用行政级别进行分级。企业是生产单位,本来管理模式应该是与政府机关是不同的,但多年来,在用人和分配机制上,国有企业高管一直按着党政机关的模式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度,把待遇与人结合在一起,待遇随人走。许多企业对工作岗位与工作业绩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更多地以身份、职务、级别和用工的形式来决定职工的工作报酬与福利待遇的分配,官僚风气颇重,有的国企领导甚至还享受着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的双重待遇。国有企业套用行政级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与现在社会转型期各项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政企不分等因素有关。2009年广州市出台地方规章,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待遇,体现了一种制度创新。
除去国有企业之外,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情结似乎更为严重。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有130万个,工作人员超过3000万人,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以上。 事业单位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具有典型的政府垄断特征,各类事业机构大都为公立机构,资产都属国有;政府决定事业单位的设立、注销以及编制,并对事业单位的各种活动进行直接组织和管理;各类事业单位活动所需的各种经费大都来自于政府拨款或公共基金。由于事业单位天然具有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双重属性,大都具有公共服务职能,使得直至今天大多数事业单位仍然具有行政级别,在学校、医院、社会团体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和级别化色彩依然强烈。即使是在学术会议或专业性较强的场合,行政级别以及变相的级别仍然或隐或现起着主导作用,在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的相关学术组织中,大都由各高校校长、各医院院长担任协会、研究会会长或理事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各学科组的组长、副组长一般也由各大学的校长或教育部的司局长担任,单纯的学科教授或学术专家较少有机会担当某个学术组织的领导。学术组织的行政化虽然有助于提高该组织的运行效率,但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自由的氛围和平等观念的推进,对学术和文化发展起着不利的作用。
削弱人们心中的级别情结
从社会管理学的角度看,行政级别的存在并非都是无意义的。级别意识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官本位制形成的原因,“周礼”上的一系列的关于官职和祭祀等级的规定就是基于建立社会秩序的考虑。儒家是非常强调等级的,并将其看作社会控制秩序的关键。这种级别意识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或许无可厚非,甚至是形成有效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级别情结在当今中国的过度弥漫却可能破坏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强化和彰显国家的力量,削弱正在成长中的社会的力量。级别情结的不断强化还会阻碍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不利于社会平等观念的发展。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级别制度的存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甚至部分的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经济管理的需要,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仍然坚持甚至强化级别情结就不再是有道理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存在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级别情结不但没有减弱,“级别联系”反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甚至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领域也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
要推进社会的民主治理进程,提高人民的平等意识,就需要取消那些不必要的公开的或隐藏的行政级别制度,削弱人们心中的级别情结。取消形式上的行政级别或许比较容易,但要打破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级别情结、身份观念,却并不那么简单。改革不仅要取消形式上的行政级别名称,而且要下决心拿掉依附于行政级别之上的多种优惠待遇,实现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再者,要消除中国社会和人们心中的级别情结,还需要全面加强全社会的文化建设,发挥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告诉我们,真正的社会变革必须在人们的心灵发生了转变后才能完成。(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
中国人有很强的级别情结,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行政级别总是时不时地表现出来。不仅官场存在着严重的级别意识,如某某级别调研员、巡视员、主任等,即使是大学、医院、国有企业等也存在着严格的官本位制,如副部级大学、局级大学、局级医院、副部级国有企业等等,甚至一些名义上的民间组织如基金会、协会、研究会等,也都是套着行政级别的;更有甚者,一些寺庙、道观的住持也都具有行政级别的身份。总之,级别无处不在,渗透到了人们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级别情结”的社会表现
行政机关自不待言,历来以官员品级为主,这是行政管理秩序的要求。在一个局里,从大处着眼,就有局级领导、处级领导、主任科员、办事员和临时工几个等级;从细处看,仅在领导层,又有局长、副局长之分,有书记、副书记之别,有班子成员、非班子成员之差,有在位、不在位之微妙,有管事、不管事之分野;同为办事员,也有年龄之大小、资历之新老、关系之厚薄、能力之强弱等种种因素决定着其地位。这种在工作场合实施的级别制度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工作秩序本身的要求。但事实上这种级别制度逐渐扩展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弥漫于中国人群体中的级别情结。
无论是在人们日常交往的宴会场合,还是在人们日常交流中的座位排列,无不体现出级别制度的影响。人们经常感到最麻烦的事情之一就是开会的座位安排,办会务的人常常为主席台上谁坐前、谁坐后,谁排左、谁排右大伤脑筋。聚餐吃饭本来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乐趣,但有时吃饭却成了人们感到非常累的事情,在环桌排位时的那番拉扯、那般推脱、那种谦让,外国人看了大惑不解,旁观者看了也会大摇其头,当局者自己也大叹其气。一个简单的上下电梯动作,竟也曾经传出过这样的笑谈:一个本该最后出电梯的年轻人,或许因为不懂规矩,或许因为有急事,第一个冲出了电梯,结果影响了提拔,所要承担的后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要最后一个出电梯。级别情结发展到这样一种境况,确实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但这种事情却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
不仅国家机关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仍然套用行政级别进行分级。企业是生产单位,本来管理模式应该是与政府机关是不同的,但多年来,在用人和分配机制上,国有企业高管一直按着党政机关的模式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度,把待遇与人结合在一起,待遇随人走。许多企业对工作岗位与工作业绩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更多地以身份、职务、级别和用工的形式来决定职工的工作报酬与福利待遇的分配,官僚风气颇重,有的国企领导甚至还享受着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的双重待遇。国有企业套用行政级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与现在社会转型期各项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政企不分等因素有关。2009年广州市出台地方规章,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待遇,体现了一种制度创新。
除去国有企业之外,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情结似乎更为严重。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有130万个,工作人员超过3000万人,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以上。 事业单位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具有典型的政府垄断特征,各类事业机构大都为公立机构,资产都属国有;政府决定事业单位的设立、注销以及编制,并对事业单位的各种活动进行直接组织和管理;各类事业单位活动所需的各种经费大都来自于政府拨款或公共基金。由于事业单位天然具有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双重属性,大都具有公共服务职能,使得直至今天大多数事业单位仍然具有行政级别,在学校、医院、社会团体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和级别化色彩依然强烈。即使是在学术会议或专业性较强的场合,行政级别以及变相的级别仍然或隐或现起着主导作用,在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的相关学术组织中,大都由各高校校长、各医院院长担任协会、研究会会长或理事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各学科组的组长、副组长一般也由各大学的校长或教育部的司局长担任,单纯的学科教授或学术专家较少有机会担当某个学术组织的领导。学术组织的行政化虽然有助于提高该组织的运行效率,但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自由的氛围和平等观念的推进,对学术和文化发展起着不利的作用。
削弱人们心中的级别情结
从社会管理学的角度看,行政级别的存在并非都是无意义的。级别意识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官本位制形成的原因,“周礼”上的一系列的关于官职和祭祀等级的规定就是基于建立社会秩序的考虑。儒家是非常强调等级的,并将其看作社会控制秩序的关键。这种级别意识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或许无可厚非,甚至是形成有效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级别情结在当今中国的过度弥漫却可能破坏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强化和彰显国家的力量,削弱正在成长中的社会的力量。级别情结的不断强化还会阻碍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不利于社会平等观念的发展。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级别制度的存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甚至部分的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经济管理的需要,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仍然坚持甚至强化级别情结就不再是有道理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存在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级别情结不但没有减弱,“级别联系”反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甚至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领域也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
要推进社会的民主治理进程,提高人民的平等意识,就需要取消那些不必要的公开的或隐藏的行政级别制度,削弱人们心中的级别情结。取消形式上的行政级别或许比较容易,但要打破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级别情结、身份观念,却并不那么简单。改革不仅要取消形式上的行政级别名称,而且要下决心拿掉依附于行政级别之上的多种优惠待遇,实现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再者,要消除中国社会和人们心中的级别情结,还需要全面加强全社会的文化建设,发挥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告诉我们,真正的社会变革必须在人们的心灵发生了转变后才能完成。(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