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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底，钮益惠终于从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以下简称“军情局”）领到了1.995万美元（约合12.75万元人民币）的“刑牢补助”。
在北京大兴区亦庄开发区羊北村，人称“九爷”的钮益惠是个很特殊的人物：老反革命，蹲了33年监狱，两次偷渡台湾。钮益惠一家四口租住着村里的一个小院，院子右边搭着一个简陋的棚子，堆放着各类杂物，左边的两间平房，门窗都已破损，几根交错凌乱的电线，在房檐下晃动。屋内除必备的床和桌椅外，并无其他家具，户口簿放在一个红色塑料袋里，挂在墙上。
把记者迎进屋后，钮益惠端出一个抽屉和一个塑料筐，里面装着他与台湾方面的来往信函及其他重要材料。9月4日，钮益惠刚刚从台湾回来，这是他第三次去台湾。在“军情局”，他说：“你们要再不给钱，我就死在这儿了。”
接行李接回来一部电台
在1951年1月27日《天津日报》关于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被破获的新闻里，钮益惠作为军统情报人员钮益培的助手，出现在被捕名单最末一位。
当时钮益惠仅15岁。钮家是北京通州垛子村的一个大家族，同辈男孩里，钮益惠排行老九，人们都叫他“小九儿”。 钮益惠的父亲早年曾在国民党广州的军队里做事。上世纪40年代，他的大哥钮益培任国民党第五补给区副官处二处上尉副官，并身兼其他多项职务。钮益惠全家也仰仗钮益培从郊区搬到了市区的东单牌楼新开路戊字41号，风光一时。“那时候我们家院子里老停着好多小车，任我开。大米、白面，我们家从不缺。”钮益惠说。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像哥哥钮益培一样，“成天穿着马靴威风”。
1949年，北平解放，钮益培逃往台湾，东单牌楼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没收，一家人又回到通州垛子村。1950年4月初的一天，钮益培突然来信，说自己从台湾回来了，要钮益惠按信上交代的时间，去双桥火车站接行李。
钮益惠赶着一辆毛驴车到达火车站，才知道和行李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孙毓清的人。孙毓清是山东烟台人，高中毕业后，曾到美国接受特务训练，后成为国民党军统的成员。
接回来的“行李”就是电台。1950年2月，毛人凤派了熟悉平津情况的特务秦应麟潜回天津，组建“天津特别组”，并称之为“党国敌后工作能否开展成败之关键”。
1950年4月初，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大姐夫梁锡增、三姐夫刘景惠作为“天津特别组”成员，与秦应麟等在江阴登陆，最后到达天津，并将电台建在了不引人注意的北京郊区钮益惠家里。站岗放哨是钮益惠一贯的任务，他也曾帮哥哥译电报，“电报来了我就拿笔在旁边记录，他念我写，都是数字。”钮益惠说，他并不清楚电报的具体内容。
公安大学离休干部、时任“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侦察分队分队长孙有光回忆：“保密局当时十分关注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和抗美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特务行刺之需。”
公安部截获了他们发出的电报，却一直苦于找不到电台确切位置。此时，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着“特别组”成员的汇票，带领公安找到了电台所在地。
钮益惠记得，1950年10月的一天，家里突然收到一封秦应麟的信，整封信就十几个字：“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家里人都知道要出事，把该烧的都烧了，电台则藏在了装泡菜的坛子里。
一天，钮益惠在村口遇见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上来问路，父亲得知后，预感事情不妙，就叫他带孙毓清到市里，嘱咐他暂时不要回家。
虽然一家人在饭桌上也常说，电台一旦被发现，谁都活不了，但此刻的钮益惠，根本来不及想，这匆匆一走，会是与父亲的永别。在垛子村藏电台的现场，钮益惠的父亲被就地正法，哥哥和三姐夫后来也都被枪毙。整个“天津特别组”全体覆灭。
“在路上，孙毓清让我跟他一起去台湾，我那时候满脑子‘为国尽忠’的思想，当然就答应了。”钮益惠说，为避免引人注意，他们决定分别乘车，然后在济南会合，再到孙毓清的老家烟台，“他说到了老家，他就有办法去台湾。”
钮益惠登上了一辆开往济南的汽车，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手铐。公安问他把孙毓清带到哪儿去了，他不说。“我那时就一个15岁的小孩，也不是他们小组的成员，但我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忠臣不侍二主’。所以我就一直扛着不说。”最终，他被判有期徒刑10年。
服刑33年
在北京市宣武区自新路21号的北京市监狱，钮益惠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涯。在監狱里他决定“什么都不细想”，因为“细想了，就没法活”。
1959年，10年刑期快结束时，钮益惠在监狱内组织了一个“反革命暴动集团”，要替父兄报仇。这其实是个自杀式的行动，计划暴露后，钮益惠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结果却只是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年之后又被改判无期。钮益惠说，从那时起他就不再想“报仇”的事了，“怎么高兴怎么活着”。
加刑后不久母亲的一次探望，让他难过了许久。“我妈从村里背着20多斤吃的去看我，那时候正是最困难的时期，食品定量，我姐姐给她的月饼，搁了半年都舍不得吃，都给我带去了。有一趟长途公共汽车到监狱，但她都没舍得花钱,她是用两只小脚走着去看我的，见面后，她问我判了几年，我说无期。我妈问，什么叫无期呀？我就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我就回去。妈就说，你快点改造吧，我在家等着你。” 说到这里的时候，刚刚还谈笑风生的钮益惠，眼睛里泛起了泪花，他努力把身体往后靠，仰过脸去，泪终于没有流出来。
那天见面之后，钮益惠就跟姐姐说：“你千万别让妈来，不是我不想妈，也不是妈不想我。”后来，他连三姐也不想见了，也不给谁写信。“那时候，给谁写信谁倒霉。”“文革”开始后，北京的监狱全部外迁，钮益惠到山西一个矿场服刑。
1983年正月二十二，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但就在那天的监狱大会上，钮益惠突然被宣布提前释放。这天，也正好是他48岁的生日，他在狱中服刑了33年。他拒绝了监狱领导提供的矿场工作，踏上了归程。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门。“这么多年，我想死北京了。我在北京没有家了，只好到天安门去照张相，告诉北京，我可算回来了。” 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他离开后才修建起来的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也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
照完相，钮益惠穿着一件绿色军大衣，拎着几件随身行李，怀里揣着没用完的20块钱路费，进了北京大兴区亦庄镇羊北村，在那里，他找到了唯一可投奔的人——四哥钮益海。第二天，四哥带钮益惠去了老家通州垛子村。当年的院子还在，但里面住的，已不是家人。
如今的钮益惠把监狱称作“保险箱”。“保险箱”里，他靠着自己“不细想”的生存哲学，过得还不错。而“保险箱”外，则发生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文革”中，钮益惠的母亲在一个严寒的冬夜被冻死在简陋的屋里；大姐夫梁锡增被红卫兵打成重伤，死在医院；三姐钮汝铭作为特务老婆，头发被剃光，每天挂着牌子被批斗，最终上吊自杀……
出狱后的钮益惠最初住在钮益海家，做过汽车装卸工，也做过家具生意、牛羊肉生意，运气还不错，“干什么都赚钱”。1987年，他娶了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打工的河北寡妇肖方为妻。
第一次去台湾被关了10个月
“我们家为了国民党，真可谓家破人亡啊，一家死了好几口人。” 钮益惠始终觉得，国民党欠他一笔债。他要去台湾，找国民党要个说法。1999年，第一次去台湾时，“老反革命”的身份使钮益惠在办理护照中遇到了麻烦，他只好选择偷渡。他找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块钱，从福建平潭出发，坐了一条渔船，在海上漂了十四五个小时，12月28日，钮益惠登上了台湾岛。
第二天一大早，他辗转到达“军情局”。一个叫胥继侥的人接待了他。“他一见面就跟我说，你来也白来，一分钱也拿不着。因为‘国防部’要的证明，你永远也拿不来。胥继侥让我回北京，还是偷渡，可我哪有钱呢？后来，他同意让我领7个人的抚恤金，共2.1万美元，还开了个条，让我找个有台湾身份证的人代领。”钮益惠认为，胥继侥已经承认他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合法了，既然在台湾没地方住，就想先找警察，去警察局待着。
谁成想，一到警察局，钮益惠就作为偷渡客被抓了起来。关押了3天之后，他被送到新竹市静庐的一处拘留中心。在那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坐。“挺胸、抬头、收下巴、闭眼睛，一动不动，而且还有人监视。因为这种姿势非常难摆，所以经常有人挨打。”钮益惠说。“把你一人叫进屋，眼睛蒙上，四个警察一人一根电棍，分头打。打完之后，出去，有人问，‘有人打你吗？’要说实话，就又会被拖进去继续打。”
钮益惠申请给“军情局”局长写信，他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写了好几天，上万言，但都石沉大海。有件事情钮益惠始终想不通：“我是军统特务的家属，我到台湾，应该是功臣，你们不仅不给钱，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10个月，2000年9月28日，钮益惠终于和一批大陆客一起，回到大陆。事实上，还没离开台湾时，他已经盘算起下一次的行程。“我跟亲友们借钱的时候说了，我到台湾拿到钱了回来就还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拿着就回来了，我肯定还要去拿回胥继侥承诺给我的那2.1万美金。”
终于拿到“刑牢补助”
2001年2月24日，已经轻车熟路的钮益惠再次偷渡到台湾。这一次，他首先去了中国时报社。一位叫林照真的记者接待了他，并且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后经林照真介绍，钮益惠见到了“立法委员”陈学圣。“他对我很同情，说会想办法帮我要到那笔生活补助。”陈学圣受钮益惠委托，将钮益惠的证明材料交给了“军情局”。
不想再麻烦别人，钮益惠在台北火车站的高架桥下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耐心等待消息。为防止警察盘问时露出破绽，他装起了哑巴。
两三个月过去了，“军情局”方面终于有了回复，称“本局考量其兄遭中共枪决，为国受难属实，以殉难人员家属发给钮员一次济助金3000美元”。钮益惠对此并不满意。
陈学圣已经尽了全力，只得劝钮益惠先回北京。由于他没有合法身份，又被当成偷渡客关了几个月。随后，钮益惠再次被遣返。
2001年回北京后，钮益惠一直不间断地给“军情局”、“监察院”打电话，申请生活补助。
2009年6月，“军情局”终于发来函件，却称“钮员系前保密局民国卅九年敌后单位失事殉职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运用人员”，“且无法证实为我工作牵连之难”。对函中所述自己曾“请求返台定居及刑劳补偿”，钮益惠表示不满，他说：“我从没有說要去台湾定居，也没说要刑劳补偿。我就是生活困难，你给我点生活补助。”对钮益惠找台湾方面要钱，同村人丁占营当着钮益惠的面，毫不客气地说那是“痴人说梦”。“历史上，对共产党而言，他是罪人；而国民党一方，也不觉得他是功臣。”
事情在今年有了转机，8月27日，钮益惠通过合法渠道第三次去了台湾，并终于领到了他争取了12年的“刑牢补助”。
现在，北京市政府每个月发给钮益惠和妻子各1030元的生活补贴。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你这一生坎坎坷坷，你怎么看待自己和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钮益惠长叹一口气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
编辑：刘心印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
在北京大兴区亦庄开发区羊北村，人称“九爷”的钮益惠是个很特殊的人物：老反革命，蹲了33年监狱，两次偷渡台湾。钮益惠一家四口租住着村里的一个小院，院子右边搭着一个简陋的棚子，堆放着各类杂物，左边的两间平房，门窗都已破损，几根交错凌乱的电线，在房檐下晃动。屋内除必备的床和桌椅外，并无其他家具，户口簿放在一个红色塑料袋里，挂在墙上。
把记者迎进屋后，钮益惠端出一个抽屉和一个塑料筐，里面装着他与台湾方面的来往信函及其他重要材料。9月4日，钮益惠刚刚从台湾回来，这是他第三次去台湾。在“军情局”，他说：“你们要再不给钱，我就死在这儿了。”
接行李接回来一部电台
在1951年1月27日《天津日报》关于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被破获的新闻里，钮益惠作为军统情报人员钮益培的助手，出现在被捕名单最末一位。
当时钮益惠仅15岁。钮家是北京通州垛子村的一个大家族，同辈男孩里，钮益惠排行老九，人们都叫他“小九儿”。 钮益惠的父亲早年曾在国民党广州的军队里做事。上世纪40年代，他的大哥钮益培任国民党第五补给区副官处二处上尉副官，并身兼其他多项职务。钮益惠全家也仰仗钮益培从郊区搬到了市区的东单牌楼新开路戊字41号，风光一时。“那时候我们家院子里老停着好多小车，任我开。大米、白面，我们家从不缺。”钮益惠说。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像哥哥钮益培一样，“成天穿着马靴威风”。
1949年，北平解放，钮益培逃往台湾，东单牌楼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没收，一家人又回到通州垛子村。1950年4月初的一天，钮益培突然来信，说自己从台湾回来了，要钮益惠按信上交代的时间，去双桥火车站接行李。
钮益惠赶着一辆毛驴车到达火车站，才知道和行李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孙毓清的人。孙毓清是山东烟台人，高中毕业后，曾到美国接受特务训练，后成为国民党军统的成员。
接回来的“行李”就是电台。1950年2月，毛人凤派了熟悉平津情况的特务秦应麟潜回天津，组建“天津特别组”，并称之为“党国敌后工作能否开展成败之关键”。
1950年4月初，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大姐夫梁锡增、三姐夫刘景惠作为“天津特别组”成员，与秦应麟等在江阴登陆，最后到达天津，并将电台建在了不引人注意的北京郊区钮益惠家里。站岗放哨是钮益惠一贯的任务，他也曾帮哥哥译电报，“电报来了我就拿笔在旁边记录，他念我写，都是数字。”钮益惠说，他并不清楚电报的具体内容。
公安大学离休干部、时任“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侦察分队分队长孙有光回忆：“保密局当时十分关注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和抗美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特务行刺之需。”
公安部截获了他们发出的电报，却一直苦于找不到电台确切位置。此时，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着“特别组”成员的汇票，带领公安找到了电台所在地。
钮益惠记得，1950年10月的一天，家里突然收到一封秦应麟的信，整封信就十几个字：“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家里人都知道要出事，把该烧的都烧了，电台则藏在了装泡菜的坛子里。
一天，钮益惠在村口遇见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上来问路，父亲得知后，预感事情不妙，就叫他带孙毓清到市里，嘱咐他暂时不要回家。
虽然一家人在饭桌上也常说，电台一旦被发现，谁都活不了，但此刻的钮益惠，根本来不及想，这匆匆一走，会是与父亲的永别。在垛子村藏电台的现场，钮益惠的父亲被就地正法，哥哥和三姐夫后来也都被枪毙。整个“天津特别组”全体覆灭。
“在路上，孙毓清让我跟他一起去台湾，我那时候满脑子‘为国尽忠’的思想，当然就答应了。”钮益惠说，为避免引人注意，他们决定分别乘车，然后在济南会合，再到孙毓清的老家烟台，“他说到了老家，他就有办法去台湾。”
钮益惠登上了一辆开往济南的汽车，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手铐。公安问他把孙毓清带到哪儿去了，他不说。“我那时就一个15岁的小孩，也不是他们小组的成员，但我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忠臣不侍二主’。所以我就一直扛着不说。”最终，他被判有期徒刑10年。
服刑33年
在北京市宣武区自新路21号的北京市监狱，钮益惠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涯。在監狱里他决定“什么都不细想”，因为“细想了，就没法活”。
1959年，10年刑期快结束时，钮益惠在监狱内组织了一个“反革命暴动集团”，要替父兄报仇。这其实是个自杀式的行动，计划暴露后，钮益惠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结果却只是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年之后又被改判无期。钮益惠说，从那时起他就不再想“报仇”的事了，“怎么高兴怎么活着”。
加刑后不久母亲的一次探望，让他难过了许久。“我妈从村里背着20多斤吃的去看我，那时候正是最困难的时期，食品定量，我姐姐给她的月饼，搁了半年都舍不得吃，都给我带去了。有一趟长途公共汽车到监狱，但她都没舍得花钱,她是用两只小脚走着去看我的，见面后，她问我判了几年，我说无期。我妈问，什么叫无期呀？我就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我就回去。妈就说，你快点改造吧，我在家等着你。” 说到这里的时候，刚刚还谈笑风生的钮益惠，眼睛里泛起了泪花，他努力把身体往后靠，仰过脸去，泪终于没有流出来。
那天见面之后，钮益惠就跟姐姐说：“你千万别让妈来，不是我不想妈，也不是妈不想我。”后来，他连三姐也不想见了，也不给谁写信。“那时候，给谁写信谁倒霉。”“文革”开始后，北京的监狱全部外迁，钮益惠到山西一个矿场服刑。
1983年正月二十二，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但就在那天的监狱大会上，钮益惠突然被宣布提前释放。这天，也正好是他48岁的生日，他在狱中服刑了33年。他拒绝了监狱领导提供的矿场工作，踏上了归程。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门。“这么多年，我想死北京了。我在北京没有家了，只好到天安门去照张相，告诉北京，我可算回来了。” 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他离开后才修建起来的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也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
照完相，钮益惠穿着一件绿色军大衣，拎着几件随身行李，怀里揣着没用完的20块钱路费，进了北京大兴区亦庄镇羊北村，在那里，他找到了唯一可投奔的人——四哥钮益海。第二天，四哥带钮益惠去了老家通州垛子村。当年的院子还在，但里面住的，已不是家人。
如今的钮益惠把监狱称作“保险箱”。“保险箱”里，他靠着自己“不细想”的生存哲学，过得还不错。而“保险箱”外，则发生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文革”中，钮益惠的母亲在一个严寒的冬夜被冻死在简陋的屋里；大姐夫梁锡增被红卫兵打成重伤，死在医院；三姐钮汝铭作为特务老婆，头发被剃光，每天挂着牌子被批斗，最终上吊自杀……
出狱后的钮益惠最初住在钮益海家，做过汽车装卸工，也做过家具生意、牛羊肉生意，运气还不错，“干什么都赚钱”。1987年，他娶了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打工的河北寡妇肖方为妻。
第一次去台湾被关了10个月
“我们家为了国民党，真可谓家破人亡啊，一家死了好几口人。” 钮益惠始终觉得，国民党欠他一笔债。他要去台湾，找国民党要个说法。1999年，第一次去台湾时，“老反革命”的身份使钮益惠在办理护照中遇到了麻烦，他只好选择偷渡。他找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块钱，从福建平潭出发，坐了一条渔船，在海上漂了十四五个小时，12月28日，钮益惠登上了台湾岛。
第二天一大早，他辗转到达“军情局”。一个叫胥继侥的人接待了他。“他一见面就跟我说，你来也白来，一分钱也拿不着。因为‘国防部’要的证明，你永远也拿不来。胥继侥让我回北京，还是偷渡，可我哪有钱呢？后来，他同意让我领7个人的抚恤金，共2.1万美元，还开了个条，让我找个有台湾身份证的人代领。”钮益惠认为，胥继侥已经承认他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合法了，既然在台湾没地方住，就想先找警察，去警察局待着。
谁成想，一到警察局，钮益惠就作为偷渡客被抓了起来。关押了3天之后，他被送到新竹市静庐的一处拘留中心。在那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坐。“挺胸、抬头、收下巴、闭眼睛，一动不动，而且还有人监视。因为这种姿势非常难摆，所以经常有人挨打。”钮益惠说。“把你一人叫进屋，眼睛蒙上，四个警察一人一根电棍，分头打。打完之后，出去，有人问，‘有人打你吗？’要说实话，就又会被拖进去继续打。”
钮益惠申请给“军情局”局长写信，他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写了好几天，上万言，但都石沉大海。有件事情钮益惠始终想不通：“我是军统特务的家属，我到台湾，应该是功臣，你们不仅不给钱，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10个月，2000年9月28日，钮益惠终于和一批大陆客一起，回到大陆。事实上，还没离开台湾时，他已经盘算起下一次的行程。“我跟亲友们借钱的时候说了，我到台湾拿到钱了回来就还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拿着就回来了，我肯定还要去拿回胥继侥承诺给我的那2.1万美金。”
终于拿到“刑牢补助”
2001年2月24日，已经轻车熟路的钮益惠再次偷渡到台湾。这一次，他首先去了中国时报社。一位叫林照真的记者接待了他，并且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后经林照真介绍，钮益惠见到了“立法委员”陈学圣。“他对我很同情，说会想办法帮我要到那笔生活补助。”陈学圣受钮益惠委托，将钮益惠的证明材料交给了“军情局”。
不想再麻烦别人，钮益惠在台北火车站的高架桥下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耐心等待消息。为防止警察盘问时露出破绽，他装起了哑巴。
两三个月过去了，“军情局”方面终于有了回复，称“本局考量其兄遭中共枪决，为国受难属实，以殉难人员家属发给钮员一次济助金3000美元”。钮益惠对此并不满意。
陈学圣已经尽了全力，只得劝钮益惠先回北京。由于他没有合法身份，又被当成偷渡客关了几个月。随后，钮益惠再次被遣返。
2001年回北京后，钮益惠一直不间断地给“军情局”、“监察院”打电话，申请生活补助。
2009年6月，“军情局”终于发来函件，却称“钮员系前保密局民国卅九年敌后单位失事殉职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运用人员”，“且无法证实为我工作牵连之难”。对函中所述自己曾“请求返台定居及刑劳补偿”，钮益惠表示不满，他说：“我从没有說要去台湾定居，也没说要刑劳补偿。我就是生活困难，你给我点生活补助。”对钮益惠找台湾方面要钱，同村人丁占营当着钮益惠的面，毫不客气地说那是“痴人说梦”。“历史上，对共产党而言，他是罪人；而国民党一方，也不觉得他是功臣。”
事情在今年有了转机，8月27日，钮益惠通过合法渠道第三次去了台湾，并终于领到了他争取了12年的“刑牢补助”。
现在，北京市政府每个月发给钮益惠和妻子各1030元的生活补贴。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你这一生坎坎坷坷，你怎么看待自己和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钮益惠长叹一口气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
编辑：刘心印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