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讲话中有一重要内容：肆无忌惮地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
　　林彪与四大将对江青讲话的反应与处置是政治幼稚病的一次重大失策……
　　
　　江青讲话的真相
　　
　　关于江青的这次讲话，最早出现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的黑雁男（丁一三）著《十年动乱》第一部里，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记录了这次讲话。较近的资料是发表在１９９９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的《吴法宪在秦城监狱内外》，文中借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详细地披露了这次讲话的基本内容。
　　虽然三篇文章记载的内容细节上有些出入，但综合起来，可以了解到江青此次讲话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７日晚上，江青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４人到钓鱼台她的住所开会，姚文元已经在场。江青声称：“我们几个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要互相多了解。”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吹嘘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毛泽东的革命助手，现在已经是能掌握国家全局的很成熟的领导干部。江青在讲话中污蔑周恩来“只能做具体工作，不能挂帅”；批评陈伯达是“书呆子，不会办事”；评价康生“实际工作经验太少，几乎没有”……讲话中有一重要的内容是：肆无忌惮地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江青自述她和毛泽东的婚姻爱情问题，如在延安，江青说破坏毛泽东、贺子珍婚姻的不是她……江青说她爬山涉水留下了妇科病，毛泽东不管她的病……“到苏联治病动了手术之后，没有性生活的要求，主席就对我疏远了……”对这一内容，黄、吴、李、邱都惊得目瞪口呆！江青讲话结束后，四大将没作任何表态，惟姚文元当即表示“要很好地向江青同志学习”。
　　从钓鱼台出来，黄、吴、李、邱怕参加的是一个黑会，马上驱车去毛家湾，向林彪汇报了江青讲话的全部内容。林彪听后很气愤，批驳了江青讲话中的部分内容，并要他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四大将商量后决定由黄永胜和吴法宪两个人去向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讲话的全部内容，周听后苦笑了一下，一句话也没有说。黄、吴再向毛泽东汇报时，没敢讲出江青披露的婚姻家庭隐私的内容，其他全说了。毛泽东关照黄、吴不要让江青知道你们来告状，毛说他也不告诉江青。对江青的讲话并没有批评的意思。
　　
　　江青讲话的影响
　　
　　“文革”史家们对江青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７日晚的这个讲话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经研究，发现这个讲话对“文革”中的几件大事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林彪集团的失策与暴露
　　
　　据吴法宪交代，那一天讲话时“江青对我们很客气”，根本没有批评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更没有涉及到林彪。他们为什么一离开钓鱼台就担心参加了“黑会”，就迫不及待地去毛家湾向林彪汇报，是因为江青批评了周、康、陈，是因为江青自我吹嘘，是因为江青泄露了毛的隐私？可能是，但主要不是。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军中派”与江青深层次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叶群曾暗中布置人在“九大”选举中不投江青的票，让江青得不到全票，给她敲敲警钟。据“林办”秘书回忆，早在１９６７年２月，一次江青来毛家湾探访林彪，在林彪的卧室里大吵了起来。林彪吼：“叶群！叶群！把江青赶走！”江青则说：“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
　　笔者认为，“军中派”虽然对江青极度不满，若和前几次一样，内搞“暗斗”，只在“军中派”与江青双方之间闹一闹，表面上仍像叶群那样，把“首长紧跟主席，我紧跟江青”的口号挂在嘴上，这一回听过江青讲话也就听过了，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只要他们自己不暴露出去，外界是无从知晓这一秘密的。自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一般的人都以为林彪和江青是“戮力同心”的。
　　或者，正如后来毛泽东批评叶群时说的那样：“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要上天了。”林彪大概以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已写上了刚刚通过的新党章，地位稳如泰山了。四大将加上自己老婆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江山，江青等“文革派”已难望其项背，于是志得意满，狂妄自大，不把江青放在眼中。林彪在听了四大将的情况汇报之后，马上指使他们去向周恩来和毛泽东报告。四大将真正是“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对林彪一时冲动心血来潮的指示竟不加思考，无原则地执行了，从而暴露了“军中派”和“文革派”的深刻矛盾。向毛泽东报告时又不敢讲关于毛婚姻家庭隐私的内容，毛对其他内容几乎无动于衷，反而对“军中派”与江青的矛盾留下了深刻印象。毛要他们别让江青知道的告诫，表面上是对“军中派”的关照，实际上是对江青整人行为的庇护。
　　无论如何，林彪与四大将对江青这次讲话的反应与处置，是政治幼稚病指导下的一次重大失策，暴露了他们和“文革派”长期存在的矛盾，授人以把柄，让毛泽东警觉，从此种下了祸根！
　　
　　九届二中全会的“急转直下”
　　
　　大量证据表明，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态度有个转折点，那就是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５日，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揭露了问题。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言“江青反林有功”的由来。但这次谈话的内容至今没有披露，惟一肯定的是，谈话之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急转。
　　８月２２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意见是四比一，除毛泽东一人外，其他４个常委都说要设。意见虽相左，气氛很融洽。２３日下午大会开幕之前，毛泽东和林彪单独在一个房间里作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出来后毛泽东问几个常委：“谁先讲？”林彪说：“我先讲。”毛泽东点头同意。大会接着在隆重热烈的气氛中开幕了。在当晚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应该先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毛也表示同意。２４日全天小组讨论，有人建议把林彪讲话印发给代表，周恩来让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毛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直到２５日中午与江、张、姚谈话之后，毛决定下午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且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并把这个简报定为“反革命简报”。
　　这里有两个重要细节：一个是陈伯达提供的，汪东兴在华北小组发言中要“把人揪出来”，所以江青２５日中午拜见毛泽东时，一进门就喊：“不得了啊，主席，他们要揪人！”另一细节是吴法宪交代的，因为一年之前江青的那个讲话，“所以后来在庐山，我才向王维国、陈励耘私下说江青也反毛主席”。当然不用解释，这里说的反毛主席就是指那晚披露毛的婚姻家庭隐私一事。所以，才有叶群告诫军中人马：“千万不要涉及江青！”可见，这些政治斗争水平不很高的军人，是否已经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反江情绪，甚而至于说出了“张春桥后面还有人”之类的语言。
　　以上两个重要细节告诉我们，江青向毛泽东告状时，已把自己划进了要被揪的人之列，求毛保她的政治地位。作为决策者，则会想到张春桥是江青的“军师”，张春桥一倒，江青就成了空架子，保江必保张；也会想到一年前黄永胜和吴法宪的那次告状，意识到了“军中派”倒张也要倒江，对“军中派”更恨一层了。
　　２５日中午的谈话，很可能涉及了“婚姻家庭隐私”。一年前，黄、吴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删去了江青讲的这部分内容，又是一大失策。如当时讲了，毛泽东对江青一定会耿耿于怀，庐山上２５日中午的谈话，就不会那么默契了。
　　
　　《红都女皇》的众说纷纭
　　
　　《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１９７２年８月，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团员中有纽约州宾翰大学历史系教授维特克，要求会见江青。江青对此很感兴趣，希望维特克像斯诺写《西行漫记》那样，写一本关于她的书，把她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欣然应允。江青带着各方面的助手在北京和广州与维特克多次长谈。粉碎“四人帮”之后，称江青的这次谈话“大量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两年过后的１９７５年，此事被重新提起，且越闹越离奇。据说，此时发现香港出版了一本中文书，书名《红都女皇》。新华社香港分社报中共中央，中央有关领导（不知是谁）审读后认为内容与江青１９７２年８月谈话内容一致，断定此书即维特克著作的中文版。一说由邓小平呈报毛泽东，一说由汪东兴呈报，毛泽东阅后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此事在１９７５年私下流传甚广，且大快人心。
　　对此事的真伪，严肃的“文革”史家都存疑问，他们著述的“文革”史书都没有记载１９７５年的《红都女皇》事件。直到９０年代后期，政治气氛活跃了，当年自始至终参与接待的章文晋夫人张颖终于著文澄清事实。文章中有４点内容引人注目：
　　一、参加接待的人员对江青谈话中涉及毛泽东婚姻家庭隐私深为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二、维特克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翻译，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用英文记录下的更是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要求江青答应再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并译成英文交给维特克。回到北京之后，参加接待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了，前前后后折腾了几个月，终于将中文整理稿搞成，打印了１０份。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译成英文了，将１０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从此再无人过问此事，江青也没有再追问，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１０份打印稿仍原封未动地封存在外交部档案室里。
　　三、张颖随章文晋驻美和驻联合国期间，曾数次遇到维特克，维向她索要江青讲话的英文译稿，张总是加以搪塞。维因期待中方给英译稿，故而一直没有动笔写书。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维特克估计到英译稿不再有指望，于是开始按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书，直到８０年代初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书名《江青同志》。
　　四、１９７５年出现的香港中文版《红都女皇》，是另一位女作家写的另一本著作，与维特克无关，与英文版《江青同志》无关。维特克的《江青同志》至今也无人翻译成中文。
　　综合以上材料，结论应当是：毛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评并不存在，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但是，《红都女皇》这本书确实存在，且又与维特克的英文版《江青同志》毫无关系。那么这位香港女作家写作《红都女皇》的资料从何而来？是杜撰还是另有来源？从张颖提供的情况可排除掉接待维特克人员“泄露”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人当时都属“革命干部”，都是江青认为可靠的人，他们在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自找麻烦”，甚至是“自投罗网”的。据翻看过《红都女皇》的人士称，此书中的大多数内容来源于公开的历史资料，也并无多少“犯忌”之处。最大的症结在于披露了毛泽东从延安时代至解放后的婚姻家庭隐私。
　　可以这样认为，《红都女皇》这本书和江青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７日的讲话有关。因为这是第一次涉及毛泽东婚姻家庭这个敏感问题，而且又是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之前的惟一一次泄露。这次泄露得知内情的只有林彪和黄、吴、姚、李、邱，外加周恩来。周对第二次泄露的情况也知晓，但绝对不会借此向江青发难，借毛泽东之威打下江青的嚣张气焰。这不符合周恩来一生的政治风格，也低估了周的政治洞察力。有另一大事可作佐证。康生临死前特地要求面见周恩来，向周披露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叛徒罪证，让周转告毛泽东。周直到临终都缄口不言，没有钻康生设下的圈套。除周恩来之外，其他参与接待维特克的人员在那时更没有这个胆量背叛江青。因而，结论应是，《红都女皇》一书的资料来源与林彪“军中派”有极大的关系，此时虽然黄、吴、李、邱都遭拘捕，但对“四人帮”并不服气。黄永胜在１９８０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大流氓”，倒台后的他们还会通过亲朋好友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７日讲话的内容，指使人写作这本《红都女皇》。笔者还有一个旁证，即“女皇”二字最初的来历是１９６７年２月谭震林写给林彪的信中所言，谭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江青直到１９７６年春天对此还耿耿于怀：“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我也不胜荣幸之至。”而谭震林写给林彪的这封信，除了毛泽东阅过，其他就是林彪圈子里的人知晓了。“军中派”大概想策划此书以吐胸中的一口恶气。
　　《红都女皇》事件真相如是。
　　（《文学故事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３日 邓洪廷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