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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6-1101），北宋眉山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共为“唐宋八大家”；而苏轼尤以在诗、词、文、书、画等多方面精深的造诣而称名，在宋代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家。而就词学而言，苏轼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词的改革创新，从而开创了豪放一派。而在苏轼所有的豪放词中，黄州词又更是一大亮点，占有重要地位。
苏轼一生遭遇坎坷，几经宦海浮沉，其中第一大转折点便是由“乌台诗案”导致的贬官黄州。黄州五年，苏轼从人生阅历、思想性格等多方面都发生了转变，黄州词对此有清晰而深刻地反映。
一、黄州词概述：苏轼黄州谪居始末
苏轼从小在儒思浓厚的家庭中接受教养长大，少年时即“奋厉有当世志”。怀揣着儒家经世治国之志，荣登科榜的苏轼为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梦想，入朝为官。至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因激烈反对新法的主要内容而出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至元丰二年八月，苏轼因被控讥讽朝政与新法而被逮捕入狱，牵连官员众多。此即为“乌台诗案”。经过四个月的审判，十二月出狱，贬于黄州任团练副使、本州居住，不得签署公事。
从元丰三年二月到元丰七年六月，苏轼在黄州共度过了五年的谪居生活。元丰七年四月，皇帝诏令苏轼从黄州移至汝州任团练副使、本州居住，不得签署公事。
黄州五年谪居生活期间，苏轼受到当地官员比较友好的待遇，当地居民也很尊重这位大文学家，因此生活上相对来讲是较为自由的；此间，苏轼还结识了一些僧道朋友，佛道思想此时对于苏轼影响甚大，苏轼由最初的抑郁难平逐渐转向了平静豁达，由此也写出了许多令人称道的诗、词、文，小品，而尤以词作见称。正如孔凡礼，刘尚荣两位先生所说，苏轼词“贬至黄州时，则光彩四射”。这其中当然有诸多原因，但与苏轼黄州前后的遭遇及其所导致的苏轼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
具体来讲，黄州五年是苏轼从儒志的巨大受挫，到借用佛道思想以求解脱的心路历程。其中，儒释道三种思想在苏轼身上是既矛盾而又交融并存的，而苏词对此做了既艺术而又真切的反映。以下八首词是苏轼黄州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横向分析，每首词都能够较为准确地反应谪居的不同阶段苏轼的思想及其矛盾；纵向分析，则能看到各不同阶段其思想的变化及思想矛盾转移的过程。
二、黄州词选读：苏轼儒释道思想矛盾管窥
（一）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住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从思想上来看，这首词一方面在规避“儒志”带来的忧烦，另一方面则渐入了“道思”的孤远境界以求精神的慰藉解脱。这是苏轼思想中“儒退”“道进”的显现。此作于初到黄州的两年间，此间苏轼试图以佛道思想解脱儒志不得的痛苦，但抱怨愤懑时时可见，儒思儒志在苏轼思想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二）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处已全然不见前两首词中的愤懑抱怨的情绪，而满溢着超然的、平心静气的豁达，“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情趣一直贯穿到了词的结尾。度过了谪居岁月最初忧闷的两年，词人对所经历过的政治风云已有了彻底的反思，“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这反思的结果，也是此时苏轼佛道思想成熟的最好展现。至此，佛教思想中的“处变不惊”和道教思想中的“开朗达观”在苏轼思想中融合贯穿，并在多年后再贬儋州时再得运用发展。
（三）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謫居三年以来，在佛道思想的润泽之下，此时的苏轼对于宦海的浮沉已经释然，他的生活是解脱自由的。“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该词中所表现的轻快、愉悦的情感，较之（一）、（二）是温暖、令人愉快的，是苏轼对于佛道思想的更高、更深层次的体悟。
三、苏轼黄州思想：“杂”与“内儒外佛道”
儒家思想，简言之在于“入世”；佛道思想，简言之在于“超世”“避世”。纵横分析上列黄州词，对于儒释道思想的所取各不相同，但又在不同阶段呈现一定规律（取向）——黄州期间苏轼思想可谓之“杂”：儒释道思想既同时贯穿此间，又经常互相进行否定。这似乎使得苏轼的思想令人捉摸不定。
然而在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并存又对立的这个矛盾体中，儒家思想实质上始终是处于本体地位的。苏轼往往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对儒家思想、佛道思想这两件借思想武器，交替着进行使用——这恰恰与儒家关于“穷达”的议论旨趣相通——儒家思想作为苏轼思想的内在部分，始终是其思想的核心。而佛道思想，苏轼往往只是在逆境中加以运用借以求得精神的解脱，并不沉溺于此。
“苏轼一生都推崇、维护儒家思想”，但他“思想通达，对各派各家学说均能采取兼收博采的宽容态度”。“内儒外佛道”的哲思方式，也并非苏轼独有，它是中国古代文人处理出世入世、居官贬官时的通用法则。苏轼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立足儒学思想，融汇释、道两家理论，养成了乐观的心态，坚毅的决心，平和的态度，超迈的境界，在屡次贬谪中，“始终保持着高涨的创作热情与旺盛的创作活力，这是文学史上的奇迹与幸事，更是苏轼的人生奇迹，是中国文化的幸事。”
苏轼一生遭遇坎坷，几经宦海浮沉，其中第一大转折点便是由“乌台诗案”导致的贬官黄州。黄州五年，苏轼从人生阅历、思想性格等多方面都发生了转变，黄州词对此有清晰而深刻地反映。
一、黄州词概述：苏轼黄州谪居始末
苏轼从小在儒思浓厚的家庭中接受教养长大，少年时即“奋厉有当世志”。怀揣着儒家经世治国之志，荣登科榜的苏轼为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梦想，入朝为官。至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因激烈反对新法的主要内容而出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至元丰二年八月，苏轼因被控讥讽朝政与新法而被逮捕入狱，牵连官员众多。此即为“乌台诗案”。经过四个月的审判，十二月出狱，贬于黄州任团练副使、本州居住，不得签署公事。
从元丰三年二月到元丰七年六月，苏轼在黄州共度过了五年的谪居生活。元丰七年四月，皇帝诏令苏轼从黄州移至汝州任团练副使、本州居住，不得签署公事。
黄州五年谪居生活期间，苏轼受到当地官员比较友好的待遇，当地居民也很尊重这位大文学家，因此生活上相对来讲是较为自由的；此间，苏轼还结识了一些僧道朋友，佛道思想此时对于苏轼影响甚大，苏轼由最初的抑郁难平逐渐转向了平静豁达，由此也写出了许多令人称道的诗、词、文，小品，而尤以词作见称。正如孔凡礼，刘尚荣两位先生所说，苏轼词“贬至黄州时，则光彩四射”。这其中当然有诸多原因，但与苏轼黄州前后的遭遇及其所导致的苏轼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
具体来讲，黄州五年是苏轼从儒志的巨大受挫，到借用佛道思想以求解脱的心路历程。其中，儒释道三种思想在苏轼身上是既矛盾而又交融并存的，而苏词对此做了既艺术而又真切的反映。以下八首词是苏轼黄州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横向分析，每首词都能够较为准确地反应谪居的不同阶段苏轼的思想及其矛盾；纵向分析，则能看到各不同阶段其思想的变化及思想矛盾转移的过程。
二、黄州词选读：苏轼儒释道思想矛盾管窥
（一）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住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从思想上来看，这首词一方面在规避“儒志”带来的忧烦，另一方面则渐入了“道思”的孤远境界以求精神的慰藉解脱。这是苏轼思想中“儒退”“道进”的显现。此作于初到黄州的两年间，此间苏轼试图以佛道思想解脱儒志不得的痛苦，但抱怨愤懑时时可见，儒思儒志在苏轼思想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二）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处已全然不见前两首词中的愤懑抱怨的情绪，而满溢着超然的、平心静气的豁达，“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情趣一直贯穿到了词的结尾。度过了谪居岁月最初忧闷的两年，词人对所经历过的政治风云已有了彻底的反思，“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这反思的结果，也是此时苏轼佛道思想成熟的最好展现。至此，佛教思想中的“处变不惊”和道教思想中的“开朗达观”在苏轼思想中融合贯穿，并在多年后再贬儋州时再得运用发展。
（三）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謫居三年以来，在佛道思想的润泽之下，此时的苏轼对于宦海的浮沉已经释然，他的生活是解脱自由的。“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该词中所表现的轻快、愉悦的情感，较之（一）、（二）是温暖、令人愉快的，是苏轼对于佛道思想的更高、更深层次的体悟。
三、苏轼黄州思想：“杂”与“内儒外佛道”
儒家思想，简言之在于“入世”；佛道思想，简言之在于“超世”“避世”。纵横分析上列黄州词，对于儒释道思想的所取各不相同，但又在不同阶段呈现一定规律（取向）——黄州期间苏轼思想可谓之“杂”：儒释道思想既同时贯穿此间，又经常互相进行否定。这似乎使得苏轼的思想令人捉摸不定。
然而在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并存又对立的这个矛盾体中，儒家思想实质上始终是处于本体地位的。苏轼往往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对儒家思想、佛道思想这两件借思想武器，交替着进行使用——这恰恰与儒家关于“穷达”的议论旨趣相通——儒家思想作为苏轼思想的内在部分，始终是其思想的核心。而佛道思想，苏轼往往只是在逆境中加以运用借以求得精神的解脱，并不沉溺于此。
“苏轼一生都推崇、维护儒家思想”，但他“思想通达，对各派各家学说均能采取兼收博采的宽容态度”。“内儒外佛道”的哲思方式，也并非苏轼独有，它是中国古代文人处理出世入世、居官贬官时的通用法则。苏轼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立足儒学思想，融汇释、道两家理论，养成了乐观的心态，坚毅的决心，平和的态度，超迈的境界，在屡次贬谪中，“始终保持着高涨的创作热情与旺盛的创作活力，这是文学史上的奇迹与幸事，更是苏轼的人生奇迹，是中国文化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