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深秋，我们齐聚杨时展先生的故乡，纪念先生逝世10周年。先生毕生恪守和力行的原则是：淡泊熙攘名利，苛求精进真理，视社会、民众进步为己责。尊重并贯之以先生的崇高人格，我们今天的纪念，不是重述历史，也不是树功立碑，而是为了学术和思想的传承。
　　“受托责任”是先生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受托责任，在会计审计学里，是会计实体中受托人要尽最大的善意履行对委托人的责任。早在20世纪30年代，先生在《原料处理论》（1935）中就指出，企业组织应向资金融通者提交资产负债表等，“报告其营业之情形并证明其是否稳健可靠”。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掀起了受托责任理论的研究高潮。可以说，通往真理的道路是精彩纷呈而又殊途同归的，当“accountability”一词出现在先生面前时，他顿生“蓦然回首”之感。正是早年的启蒙思想，孕育了先生后来的受托责任会计、审计概念体系。
　　受托责任，扩大到社会领域，则是国家政府对人民的责任、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20世纪50年代，先生便撰文强调：政府应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应该解释、说明其行为，并有责任教育、启迪人民的民主意识，“为了对人民负责，我们应该把道理讲给人民听”。20世纪80年代，先生更是在《国家审计的本质》一文中呼吁：“（政府）用人民的钱，必须充分符合人民的意志，是否符合人民的意志，必须接受人民的审计监督”，“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就谈不上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意志，就没有各级政府的受托责任，也就无所谓用其审计制度”。
　　谈及知识分子的责任，先生说：“我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22年的荒芜，依然禁锢不了一颗真诚而炽热的心。改革开放之初，先生提出“效益十策”，其中“由重产转向重销”、“明晰权、责、利”、“打开广大的农村市场”、“发挥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节约能源消耗”等，无一不被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所验证，时至今日仍然警醒着我们的改革实践。“舍之则藏，用之则行”，先生历尽沧桑，却对自身的社会责任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这种信念是一种沉重，也是一种力量，先生带着它走过不惑、直至耄耋。
　　作为学者，先生“心系天下安危、胸怀万民忧乐”；作为普通人，“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尽管先生一生充满艰辛、坎坷，但无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人，先生都树立了一座令世人仰视的人格丰碑。纪念先生，我们呼唤有学术的思想、呼唤有思想的学术，呼唤知识分子寂寞却内心充盈着践行的喜悦，清高却从不缺少对社会的实践关怀，执拗却臣服于真理、博爱于大众。
　　感谢先生！怀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