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5日，是标志欧洲政治一体化开端的《罗马条约》签署5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欧盟成员国首脑将齐聚柏林签署一项强调欧盟价值的政治宣言。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欧盟几大成员国法、英、意各自的国内政局近来却处于混沌之中，这部分是因为今年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都将改选，因而少不了政党的相互攻讦以及由此掀起的种种丑闻，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随着中东动荡局面的加剧和国内改革议程的重启，像意大利这样左右势均力敌的欧洲大国很难迈出清晰的步伐，甚至要付上政局短暂动荡的代价。
　　所幸的是，作为今年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由于在2005年大选后诞生的基民盟和社民党大联盟政府稳居议会多数且领导有方，政局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各项改革措施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于是像重新激活《欧盟宪法条约》制宪进程这样的重任，就当仁不让地落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肩上。默克尔把3月8~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以能源、气候与就业为主题的“春季峰会”、为庆祝欧盟50华诞而拟议的“柏林声明”，以及有关欧洲宪法程序的“6月峰会”当作三件大事优先处理，力图展示“日尔曼发动机”的强劲动力。
　　体现德国引领欧洲理性复归的动作还有，默克尔上任以来始终坚持把对美协调与合作摆在外交工作的首位。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总理，默克尔在年初不是首先前往布鲁塞尔，而是对美国进行了闪电式访问，让美国总统布什爽快地接受了重开中东四方会谈的建议，并向其灌输了在德国政经界酝酿多时的“欧美共同内部市场”的理念。由于这样的榜样作用，动荡也好，丑闻也好，都没有令其他欧洲领导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晕头转向。
　　
　　法、英、意步入动荡期
　　
　　
　　尽管普罗迪“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赢得了“统一代表政府立场的权威”，他也在取得联盟的主导发言权后率领原有的内阁团队“重新出发”，但他的施政仍要受“病态”选举制度的束缚。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纳波里塔诺总统在退回普罗迪辞呈时所强调的，必须尽快修改选举法。而在此之前，期望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能够在巩固后方政权的基础上为欧盟大家庭的建设出一份力，也实在是难为他了。
　　
　　中流砥柱看德国
　　
　　2006年是欧盟沉寂和反思的一年，在宪法条约僵局依旧、扩大步伐暂时放缓的同时，欧盟又面临着中东局势动荡、与俄罗斯关系滞缓等一系列新的挑战。而随着2007年新年钟声的敲响，东欧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式加入欧盟，使得欧盟内部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既然欧盟“4套马车”中的3套都对巩固欧盟或消极怠工或有心无力，引领欧洲继续前行的重担只能落在去年刚通过世界杯赛凝聚起国家使命感的德国身上了。
　　在“齐心协力，欧盟才能成功”的口号下，德国自年初从芬兰手中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后，根据西班牙和卢森堡的建议，即刻为拯救宪法条约制定了详细的“路线图”：在今年6月拿出一个成员国都认可的文本，到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前完成批准进程。从经验主义角度看，欧洲一体化进程每隔四五年总能签订一些条约实现突破，如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只有2005年的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和荷兰否决是例外，因此，2007年在德国的强力作为下，2009年通过欧盟宪法条约的几率相当大。不过德国人还是显得极为谨慎，由于德国还同时担任G8的轮值主席，任务重、时间短，外长施泰因迈尔在讲话中就表示，“6个月我们不可能创造奇迹”，因此德国决定要与下两任主席国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携手行动，保证欧盟发展的延续性。
　　环保问题也是欧盟关注的重点，尤其2012年《京都议定书》过期之后，欧盟应该如何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需要及早绸缪。作为欧盟中制造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德国在欧盟的分量类似美国在世界的分量，柏林的态度因此至关重要。理工科出身的默克尔在听取包括梅塞德斯、宝马等德国汽车工业巨头的大人物们的建议后，表示要用一切力量反对布鲁塞尔“不动脑筋”的限制汽车废气排放量的计划。她认为通过改进空调装置以及调整轮胎气压等手段，汽车生产商使用不超过10%的生物乙醇，完全不会构成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负担，而关闭舒适、耗油量高的汽车生产线，却会立刻断送德国汽车行业的上万个工作位子。默克尔的表态无异于给头脑发热的欧洲环保主义者当场泼了盆清醒的冷水，是的，德国已不再是那个绿党菲舍尔参与执政的德国了，它要欧洲民众理性思考“环保大跃进”的可观代价。
　　与美国的军事和反恐合作当然更为棘手，也更需要政治担当。默克尔领导的中右联盟政府先是经受住了去年10月驻阿富汗德军与头骨合影的“骷髅门丑闻”的冲击，之后又在牵涉现任外长的两大案“马斯里案”和“库尔纳茨案”中，力挺在施罗德总理当政时期负责协调情报工作的施泰因迈尔。马斯里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2003年底被美中情局特工在马其顿“错误地绑架与监禁”，5个月后恢复自由，不过今年1月慕尼黑检察院发布了一道通缉令，要抓捕那13名中情局特工；而土耳其籍男子库尔纳茨生于德国城市不来梅，2001年底在巴基斯坦被捕，辗转阿富汗后被移交关塔纳摩，2006年获释后状告德国政府阻碍了2002年他的提前获释。两个案子在德国均掀起了轩然大波，不过默克尔并不盲从人权组织的片面思维逻辑，而是从与美交好和为反恐分担部分牺牲的角度作出了自己冷静的判断。
　　对于德国地方检察院发出的逮捕中情局特工令，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并没有干涉，而是与美国打好招呼，取得美方谅解。这既尊重了司法部门应有的独立性，也是在对美国反恐中的失误开始纠偏。或许是受此判决的影响，2月16日一名意大利法官裁定大多数为中情局特工的26名美国人和包括前意大利军情部门负责人在内的5名意大利人，因涉嫌在2003年绑架一名埃及人，应接受意大利法庭审判。但对于恐怖主义越来迫近欧洲各国，欧洲也要采取强硬手段了。在这一点上，欧洲各国有着清晰的认识。2月初法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就说，“基地”组织正计划针对今年法国大选发动袭击，本·拉丹还亲笔写了一封信，指示阿尔及利亞恐怖组织实施行动。2月5日，德国内政部长朔伊布勒警告说，德国随时可能面临恐怖袭击，为此必须加强反恐措施。2月25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引用泄漏的情报部门报告称，英国正面临美国9·11袭击以来最大的恐怖威胁。因此，面对悬在头上的“恐怖主义之剑”，反恐愈发成为美欧双方压倒所有分歧的共识，即使面临下台威胁的左派政府也都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政府致力于美欧协调，是否又算是给动荡混沌的欧洲指引了未来的外交走向？
　　（作者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