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作为考察团成员赴对口帮扶的甘肃省考察。
　　一天，我们来到某县的一个乡，遇上两三个挎着工具的工人准备去村里安装路灯。接待我们的乡长说：“这几天为这个村安灯的事儿弄得焦头烂额，村里一个老头儿就来了五次了，不见我不走。”难道安装几个路灯会这么复杂？
　　乡长叹了口气：“那是我们乡最偏僻、最闭塞的一个村，在山里。过去一直是山上的人下不来，山下的人上不去。这不，去年刚刚修了一条小道，今年又给村里通了电，还天天来电话来人，催着安装路灯。”
　　总是听说大山深处有人家，却从未见过。我们便向乡长要求，带上干粮随工人们一同进山。
　　车子在一个山脚下停了下来，前面出现一条用土和石子铺成的只有一米多宽的羊肠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路既窄又陡，车子无法行驶，我们只好一步步走上山去。小路不同于盘山路，它随着山的绵延而起伏，一段平坦，一段陡峭。不知翻过了多少个山头，我们终于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到了村里。
　　村庄在一个山坳里，星星点点地住着１００多户人家。乡长告诉我们，这里地理环境恶劣，被国务院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地区。几年前，政府曾想将村子全部迁到山下，一是经费有限，二是老百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已经习惯了，就是不愿意离开，只好作罢。
　　村主任姓赵，是个４０多岁的中年汉子，人们都叫他赵村长。赵村长见来了人，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忙不迭地招呼着我们，随后带我们来到村委会旁边的两间屋前。这是两间破旧的土坯房，墙上还有个泥疙瘩堵住的坍塌的大洞，灶台上架一口黑乎乎的铁锅，锅旁的泥台子上有两个挖出的圆坑，其中一个坑里面结了一层干嘎巴。面对我们不解的目光，村主任解释，这是饭碗。
　　屋里除了一铺炕和一张破得不能再破的桌子以外，可以说一无所有。屋里没有人，我们在屋门后看到一根两尺多长的竹竿立在墙角，竹竿的上端油光锃亮。虽然听说过西北地区非常贫穷，可从没见过这么穷的，竟连饭碗都没有。
　　赵村长说：“这儿住的是个孤老头儿，姓蒙，是个一等残废军人。老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辽沈战役的时候被国民党炸瞎了一只眼。不知怎的，另一只也不行了，后来就慢慢瞎了。本来他应该住到县城的光荣院里，可他就是不去，一直住在村里。这房子不是他的，是村里给他的。说起来，他应该算是我们村的财主了，每月好几百块钱的残废金，可他就是细，无儿无女，省钱有啥用。”
　　“就是他要安灯？一个瞎老头子，又看不见，安啥灯！”一个工人显然有些生气。
　　赵村长赶忙解释：“蒙老头儿倔得很，谁也劝不了，每天到村委会给乡里打电话要安路灯，要么就往乡政府跑，他说安，就给他安呗，谁让他是老革命呢。”
　　说话间，蒙老头儿回来了。老人身体有些微驼，看上去有七八十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左眼窝深陷下去，右眼虽睁着，眼珠却僵僵的，刀刻般的皱纹布满了瘦削的脸，穿着一身退了色的军装。一进门就去摸他的手杖。
　　赵村长把手杖递给他，说；“蒙大爷最爱穿军装了，他穿的这身军装就是你们天津捐的，每次都让我给他挑一身军装。”
　　“就是您要安路灯啊，在哪儿安呢？”乡长问。”
　　“就你们来的那条路。”老人的声音有些苍老。
　　“啥？来的路？”工人们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把那条路安上灯，不管白天黑夜都能走出大山了，免得掉到山坳里。”老人摸索着上了炕，掀开那张破凉席，又摸摸索索地扒开了一块土坯，掏出一个布包，解开后，露出厚厚一沓百元钞票。“这是５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拿去安灯吧。”
　　我们一行人顿时觉得鼻子发酸。领导当即决定从天津市人民捐赠的扶贫款中拿出２０万元用于安装路灯。
　　夜晚，我们就合衣躺在蒙大爷的炕上，盖着他那床没有被里被面的棉絮被子，身下的土坯炕上放着蒙大爷那５万块钱。这一夜，大家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我们离开时，村民们开展了捐款安路灯活动，人们纷纷把１元、２元、５元的纸币、硬币投到一个箱子里。纸箱上用红绸布包着蒙大爷的５万块钱，在大山的映照下，那个红布包显得格外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