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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希望抹去痛苦的回忆，但只有倾诉出来才得到解脱。”
舞台上的道具很简单:一桌一椅，三只柜子。穿着鲜红色毛衣的吉拉·阿尔玛戈(Gila Almagor)，是台上唯一的焦点。
“我出生前4个月，父亲死了。母亲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受回忆困扰，她的精神状况不太好。小时候我读寄宿学校，常年与母亲分开。10岁那年夏天很特别，因为母亲接我回家过暑假。”
在吉拉略带沙哑的希伯来语声中，时间回溯到1951年——二战结束不久，幸存的犹太难民带着纳粹屠虐的刺青，陆续回到刚刚建国的以色列，家乡的人却不知道如何面对、接纳这群同胞。被誉为“以色列影坛第一夫人”的吉拉的夏天就从这里开始……
苦涩的夏天
吉拉讲述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艾维雅”的女孩。
刚从学校到家，艾维雅就被母亲强按着剃了光头，说她头发里有虱子——集中营里的人头上才生虱子！生活贫困，母亲替别人洗衣挣钱，包着头巾的艾维雅帮忙送衣服。她羡慕那些能在教室里学琴跳舞的同龄女孩儿，希望优雅的钢琴老师玛雅也能收她做学生。隔壁搬来甘先生一家，艾维雅比照着悉心珍藏的父亲小像，觉得甘先生就是自己从未谋面的生父。
这个夏天带着受人排斥的寒意。艾维雅跟街坊小孩打架，因为他们嘲笑“疯子母亲”和“光头女儿”，还朝她们扔石子。她忐忑地跟踪“疑似父亲”甘先生，对方只用冷漠的眼神回应她，毫不客气地叫她赶紧离开。她想参加舞蹈班，漂亮高傲的女教师玛雅却因为她的衣着破旧，带着嘲讽的口吻一次次将她拒于门外。母亲为艾维雅举办生日庆祝会，邀请邻居来参加，等了半天也没有人出现。
这个夏天充满相依为命的温馨，艾维雅第一次听到母亲谈论父亲，知道自己的双眸像他；第一次看到母亲正常的时候，华尔兹跳得那么美；第一次听到有人尊称她母亲是参加过抵抗纳粹运动的“义军”，而不是“疯狂的女大兵”。
暑假是在哀伤中结束的。母亲病情恶化，终于被送入精神病院。提着皮箱的艾维雅，等着阿姨接送她去新的寄宿学校。“天上下起了雨，接下来的将是难熬的冬天”，因为母亲再也没有到学校看过艾维雅。
聚光灯下，71岁的吉拉声音颤抖，眼中噙泪，动情至深。因为艾维雅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
私家回忆
如果不是吉拉主动谈起往事，别人不会知道，“以色列影坛第一夫人”有这样的童年。她说，“《艾维雅的夏天》中90％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只是将人物的名字改了。”
1939年出生的吉拉是个遗腹子，23岁就成了寡妇的母亲不仅承受着失去丈夫的痛苦，还不得不忍受另一重打击:德国纳粹大屠杀期间，同族中只有她和弟弟幸存，其他147名族人均遭害。手上烙着的集中营数字编码是痛苦和耻辱的印记，“母亲经常试图自杀”。幼小的吉拉跟着母亲，在战乱、贫困、颠沛流离中成长，一口皮箱里装着她们全部的家当。
吉拉的童年生活“一切都取决于母亲的精神状态”，“当她精神好的时候，我和她一起生活；当她突然精神出了状况，被送到精神病院，我就要去儿童之家。”尽管如此，吉拉从不认为自己童年艰苦，“只是不寻常而已”。在被不懂事的小孩子们嘲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因为母亲而觉得尴尬，母亲是那么美丽，聪慧，大方。她做了几个大口袋，为穷人、孤儿等收集东西，分发给他们。孩子们总是嘲笑她:‘哦看呀，她又为疯子收集东西了。’但她从来也不计较。”
在学校和儿童之家流转的时候，吉拉就表现出舞台天分，走到哪里大家都夸这个小姑娘很有趣，会表演。17岁时，她独自跑到首都城市特拉维夫，在Habima国家大剧院旁租了一间房子，报考戏剧学校。虽然年龄不够，但“固执的我还是被录取了”。
年轻无畏的吉拉，在17岁生日那天就表演了自己的处女秀话剧，之后不断转换角色，从话剧界脱颖而出，走进电影世界，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视新星。50多年来，她出演过的影视剧作品有40多部。当吉拉在影坛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她却觉得莫名地沮丧。
“80年代的时候，我有6年时间很不顺心。虽然一切顺利，婚姻美满，朋友很多，不愁钱花，但是我觉得异常低落，担心自己像母亲一样精神失常。一天，我的12岁小女儿放学回家，对我说‘妈妈，你别哭了’。而我当时竟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哭。”吉拉发现，女儿惊恐的表情，一如当年她面对自己的母亲。吉拉心中的隐痛，正是她从不跟别人提及的童年。46岁的她决定将心事付诸笔端，“写作是一次心灵疗伤、认识自我的过程，我曾希望抹去痛苦的回忆，但只有倾诉出来才得到解脱”。
集体共鸣
如今人们对大屠杀幸存者心怀尊敬，每年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全国鸣笛，为死难者默哀，每个小孩子都知道那段历史。但当时的情况却不一样，人们想得更多的是怎么建设国家，注意力都在修路、种树上面，对于过去，受害者不愿谈起。
“很多人改名换姓，拼命想忘掉痛苦不堪的过往。直到1962年，德国纳粹军官艾希曼在以色列接受审判，以屠杀犹太人的罪名被送上绞架，以色列国民才开始真正去了解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
1987年，吉拉的第一本自传体小说《艾维雅的夏天》出版，非常畅销，激起很多人的共鸣，入选以色列小学课本，并被翻译成16种语言——这不仅是对母亲的私家回忆，更是对大屠杀历史的集体回忆。“对于大屠杀幸存者、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来说，伤痛并没有随着集中营的解放而消失——太深了。虽然很多人开始了新的生活，结婚生子，在以色列安定下来，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再像正常人一样，绝对不可能，因为这经历不是常人能理解的。”
之后，电影版和话剧版《艾维雅的夏天》让更多人通过一个10岁孩子的视角，看到了战后以色列人民的生活风貌。由吉拉出演母亲的电影《艾维雅的夏天》荣获1989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西班牙瓦拉多里德电影节金穗奖、圣雷莫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吉拉似乎更喜欢用独角话剧的方式来展现这段记忆，“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和观众一对一地交流”。舞台上使用的皮箱，正是吉拉儿时用过的原物，陪伴她从小到大、走南到北。几个月前在某剧院演出的时候，箱子被人偷走，着急的吉拉悬赏要寻回这只有历史意义的箱子，后来有匿名者把箱子送还回来。“如果是偷了首饰钱财之类，无所谓。这只箱子尽管旧，但对我来说极其珍贵，它是有生命的。”
20多年1000余场，表演经验丰富的吉拉每次上台，仍然感到紧张，“一开始表演，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在演绎自己的回忆。但是渐渐地它变成一种负担，每场表演都要再次回顾这段经历。”面对自我的缺陷，翻开、了解、疗伤、再成长，最终化为谢幕时那眼眶泛红的感动与释怀。
成功的表演也让观众共鸣。吉拉说，“很多人看了话剧后，哽咽着说，‘这就是我的母亲啊……’”
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展区副总代表毕雅丽(Yaffa Ben－Ari)在看完吉拉的演出后，来到化妆间，激动地拥抱吉拉，不能自已。她的母亲，也有带着刺青的记忆。一位年轻的以色列姑娘说，我的奶奶手上也有，那是精神上洗刷不去的伤痛……
一个小男孩在看完话剧后问吉拉:“后来，甘先生和你们有什么联系吗？”吉拉笑着问:“孩子，你几岁了？”“十岁。”“哦，跟艾维雅一样大呀！不，孩子，我们再没有联系了。我只是幻想他是我的父亲。我曾经尾随过他，但是当他转身叫我回自己家时，我发现他的眼神很冷。他们一家搬走的时候，汽车消失在一阵巨大的扬尘中……那以后几年，我也尾随过其他男人，奢望找到自己的父亲。长大后，我到德国去寻找父亲生前的事迹，终于对他有了一点了解。”
提问的小男孩听着回答，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生活会残酷，生命会脆弱，但苦难中人们表现出的坚韧和优雅，让旁观者感觉到了信、望、爱——《艾维雅的夏天》正是这样一段生动的历史注脚。
舞台上的道具很简单:一桌一椅，三只柜子。穿着鲜红色毛衣的吉拉·阿尔玛戈(Gila Almagor)，是台上唯一的焦点。
“我出生前4个月，父亲死了。母亲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受回忆困扰，她的精神状况不太好。小时候我读寄宿学校，常年与母亲分开。10岁那年夏天很特别，因为母亲接我回家过暑假。”
在吉拉略带沙哑的希伯来语声中，时间回溯到1951年——二战结束不久，幸存的犹太难民带着纳粹屠虐的刺青，陆续回到刚刚建国的以色列，家乡的人却不知道如何面对、接纳这群同胞。被誉为“以色列影坛第一夫人”的吉拉的夏天就从这里开始……
苦涩的夏天
吉拉讲述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艾维雅”的女孩。
刚从学校到家，艾维雅就被母亲强按着剃了光头，说她头发里有虱子——集中营里的人头上才生虱子！生活贫困，母亲替别人洗衣挣钱，包着头巾的艾维雅帮忙送衣服。她羡慕那些能在教室里学琴跳舞的同龄女孩儿，希望优雅的钢琴老师玛雅也能收她做学生。隔壁搬来甘先生一家，艾维雅比照着悉心珍藏的父亲小像，觉得甘先生就是自己从未谋面的生父。
这个夏天带着受人排斥的寒意。艾维雅跟街坊小孩打架，因为他们嘲笑“疯子母亲”和“光头女儿”，还朝她们扔石子。她忐忑地跟踪“疑似父亲”甘先生，对方只用冷漠的眼神回应她，毫不客气地叫她赶紧离开。她想参加舞蹈班，漂亮高傲的女教师玛雅却因为她的衣着破旧，带着嘲讽的口吻一次次将她拒于门外。母亲为艾维雅举办生日庆祝会，邀请邻居来参加，等了半天也没有人出现。
这个夏天充满相依为命的温馨，艾维雅第一次听到母亲谈论父亲，知道自己的双眸像他；第一次看到母亲正常的时候，华尔兹跳得那么美；第一次听到有人尊称她母亲是参加过抵抗纳粹运动的“义军”，而不是“疯狂的女大兵”。
暑假是在哀伤中结束的。母亲病情恶化，终于被送入精神病院。提着皮箱的艾维雅，等着阿姨接送她去新的寄宿学校。“天上下起了雨，接下来的将是难熬的冬天”，因为母亲再也没有到学校看过艾维雅。
聚光灯下，71岁的吉拉声音颤抖，眼中噙泪，动情至深。因为艾维雅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
私家回忆
如果不是吉拉主动谈起往事，别人不会知道，“以色列影坛第一夫人”有这样的童年。她说，“《艾维雅的夏天》中90％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只是将人物的名字改了。”
1939年出生的吉拉是个遗腹子，23岁就成了寡妇的母亲不仅承受着失去丈夫的痛苦，还不得不忍受另一重打击:德国纳粹大屠杀期间，同族中只有她和弟弟幸存，其他147名族人均遭害。手上烙着的集中营数字编码是痛苦和耻辱的印记，“母亲经常试图自杀”。幼小的吉拉跟着母亲，在战乱、贫困、颠沛流离中成长，一口皮箱里装着她们全部的家当。
吉拉的童年生活“一切都取决于母亲的精神状态”，“当她精神好的时候，我和她一起生活；当她突然精神出了状况，被送到精神病院，我就要去儿童之家。”尽管如此，吉拉从不认为自己童年艰苦，“只是不寻常而已”。在被不懂事的小孩子们嘲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因为母亲而觉得尴尬，母亲是那么美丽，聪慧，大方。她做了几个大口袋，为穷人、孤儿等收集东西，分发给他们。孩子们总是嘲笑她:‘哦看呀，她又为疯子收集东西了。’但她从来也不计较。”
在学校和儿童之家流转的时候，吉拉就表现出舞台天分，走到哪里大家都夸这个小姑娘很有趣，会表演。17岁时，她独自跑到首都城市特拉维夫，在Habima国家大剧院旁租了一间房子，报考戏剧学校。虽然年龄不够，但“固执的我还是被录取了”。
年轻无畏的吉拉，在17岁生日那天就表演了自己的处女秀话剧，之后不断转换角色，从话剧界脱颖而出，走进电影世界，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视新星。50多年来，她出演过的影视剧作品有40多部。当吉拉在影坛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她却觉得莫名地沮丧。
“80年代的时候，我有6年时间很不顺心。虽然一切顺利，婚姻美满，朋友很多，不愁钱花，但是我觉得异常低落，担心自己像母亲一样精神失常。一天，我的12岁小女儿放学回家，对我说‘妈妈，你别哭了’。而我当时竟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哭。”吉拉发现，女儿惊恐的表情，一如当年她面对自己的母亲。吉拉心中的隐痛，正是她从不跟别人提及的童年。46岁的她决定将心事付诸笔端，“写作是一次心灵疗伤、认识自我的过程，我曾希望抹去痛苦的回忆，但只有倾诉出来才得到解脱”。
集体共鸣
如今人们对大屠杀幸存者心怀尊敬，每年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全国鸣笛，为死难者默哀，每个小孩子都知道那段历史。但当时的情况却不一样，人们想得更多的是怎么建设国家，注意力都在修路、种树上面，对于过去，受害者不愿谈起。
“很多人改名换姓，拼命想忘掉痛苦不堪的过往。直到1962年，德国纳粹军官艾希曼在以色列接受审判，以屠杀犹太人的罪名被送上绞架，以色列国民才开始真正去了解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
1987年，吉拉的第一本自传体小说《艾维雅的夏天》出版，非常畅销，激起很多人的共鸣，入选以色列小学课本，并被翻译成16种语言——这不仅是对母亲的私家回忆，更是对大屠杀历史的集体回忆。“对于大屠杀幸存者、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来说，伤痛并没有随着集中营的解放而消失——太深了。虽然很多人开始了新的生活，结婚生子，在以色列安定下来，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再像正常人一样，绝对不可能，因为这经历不是常人能理解的。”
之后，电影版和话剧版《艾维雅的夏天》让更多人通过一个10岁孩子的视角，看到了战后以色列人民的生活风貌。由吉拉出演母亲的电影《艾维雅的夏天》荣获1989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西班牙瓦拉多里德电影节金穗奖、圣雷莫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吉拉似乎更喜欢用独角话剧的方式来展现这段记忆，“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和观众一对一地交流”。舞台上使用的皮箱，正是吉拉儿时用过的原物，陪伴她从小到大、走南到北。几个月前在某剧院演出的时候，箱子被人偷走，着急的吉拉悬赏要寻回这只有历史意义的箱子，后来有匿名者把箱子送还回来。“如果是偷了首饰钱财之类，无所谓。这只箱子尽管旧，但对我来说极其珍贵，它是有生命的。”
20多年1000余场，表演经验丰富的吉拉每次上台，仍然感到紧张，“一开始表演，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在演绎自己的回忆。但是渐渐地它变成一种负担，每场表演都要再次回顾这段经历。”面对自我的缺陷，翻开、了解、疗伤、再成长，最终化为谢幕时那眼眶泛红的感动与释怀。
成功的表演也让观众共鸣。吉拉说，“很多人看了话剧后，哽咽着说，‘这就是我的母亲啊……’”
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展区副总代表毕雅丽(Yaffa Ben－Ari)在看完吉拉的演出后，来到化妆间，激动地拥抱吉拉，不能自已。她的母亲，也有带着刺青的记忆。一位年轻的以色列姑娘说，我的奶奶手上也有，那是精神上洗刷不去的伤痛……
一个小男孩在看完话剧后问吉拉:“后来，甘先生和你们有什么联系吗？”吉拉笑着问:“孩子，你几岁了？”“十岁。”“哦，跟艾维雅一样大呀！不，孩子，我们再没有联系了。我只是幻想他是我的父亲。我曾经尾随过他，但是当他转身叫我回自己家时，我发现他的眼神很冷。他们一家搬走的时候，汽车消失在一阵巨大的扬尘中……那以后几年，我也尾随过其他男人，奢望找到自己的父亲。长大后，我到德国去寻找父亲生前的事迹，终于对他有了一点了解。”
提问的小男孩听着回答，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生活会残酷，生命会脆弱，但苦难中人们表现出的坚韧和优雅，让旁观者感觉到了信、望、爱——《艾维雅的夏天》正是这样一段生动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