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与周而复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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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收到文友、周而复先生的儿媳王周生寄来的《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三卷,读之使我对我国文坛大家周而复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2009年1月8日是周老谢世五周年,周老最崇敬的周恩来总理也是1月8日走的,这不知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无论如何,这个日子令人难忘。
  周而复191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安徽旌德。童年时代读私塾,青年时投身左翼文艺运动,结识了鲁迅、茅盾等人。抗战期间,他奔赴延安。他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先后出版过多种外文译本,并被拍摄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家喻户晓,周老也因此成为无愧于时代的文坛巨擘。其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长城万里图》,长篇叙事诗《伟人周恩来》等。
  
  周老赠我书法作品
  
  我与周老的交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他因“东京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我从朋友处了解了事情的真相,颇为周老抱不平。于是,我用毛笔给周老写了一封信,安慰说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渴望他尽早写出《南京大屠杀》一书,让事实说话。同时我也请他推荐几篇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文章,因为,当时我正在编写上海语文新教材,希望有可能将他推荐的作品选人教材之中。
  不到一个星期,我便收到了周老从北京寄来的厚厚的挂号信,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信笺,也用毛笔书写,字体清丽遒劲,精熟灵秀。信的内容是感谢我对他的关心,并说他的作品可以到图书馆查找他的散文集《掠影集》《怀念集》等,信写得很客气,洋溢着大作家的风度,读这样的信真是一种艺术享受。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惊喜是,周老在百忙中为我挥毫书写了草书书法作品,打开宣纸,只见“天问”两个斗大的字。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欣赏周老的字,齐声叫好。“天问”,不仅字写得好,而且含意深刻。它让我想起中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大夫,他在被放逐江湖、悲愤彷徨、忧心愁悴时,仰天叹息,写下了《天问》,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怀疑精神,正是屈原当时心迹的吐露。我完全理解此时周老的心情,他用一个文化人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念和境界,令人敬佩不已。
  
  《上海的早晨》蒙受灾难
  
  2002年12月2日,我为创办《新读写》杂志而北上组稿。听说周老身体欠佳正住院,我专程赶到他所住医院的612室病房去看望他。那天上午,天气特别好,西伯利亚的寒流刚刚过去,温和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周老十分亲切,见到我笑容满面,彼此没有丝毫的陌生感。我们的交谈十分融洽,转眼二三小时就过去了。周老兴致勃勃地谈自己的创作道路;谈他最崇敬的周总理对他的帮助指导;谈他写5万多行长诗《伟人周恩来》的缘由;谈为写《长城万里图》,去日本东京考察靖国神社而带来的磨难;谈中国文坛的作家;谈书法艺术;并关心地询问上海老朋友的情况。他讲话的底气很足,思维异常活跃,记忆力超强,爱憎分明……言谈举止间,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正在住院的病人。
  我对周老说,“文革”前我读初一时,有一次,在学校图书馆书架上看到名著《上海的早晨》,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很有诗意,就借来读了,哪知,一读就放不下,里面的故事吸引着我,使我一口气将它读完。
  1969年元月,赴安徽淮北插队不久,我便读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文章将《上海的早晨》污蔑为“资产阶级的早晨”,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周而复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是在鼓吹修正主义路线,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
  读了这些奇谈怪论,我有点发闷,感情上一下子不那么能接受。后来上海煤气厂青年技术员桑伟川写了一篇《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他认为,丁学雷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而周而复同志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但《文汇报》在发表桑伟川文章时还加了一个“编者按”,说桑伟川的文章是“新长出来的毒草”。那时我少年气盛,觉得桑伟川的文章说服力很强,连夜给《文汇报》写信,表露自己的想法。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编者按”是按照张春桥的旨意写的。周老笑道:批判《上海的早晨》的目的,是为了整陈毅市长,这是“四人帮”的阴谋,那段历史不堪回首。
  周老对我说,他曾想给党中央写一份请求为《上海的早晨》平反恢复名誉的报告,为此,他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商量,林默涵说此事不必麻烦党中央,这明显是“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文化部就可以为它平反,人民文学出版社归文化部出版局主管。我接受了林默涵的建议,给文化部写了要求平反的报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黄镇对此事很重视,不久周老就收到了平反的复函。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已出的《上海的早晨》两卷,并继续出版三四两卷。
  
  考察靖国神社惹祸
  
  我和周老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和《长城万里图》。在他的心中,《长城万里图》要比《上海的早晨》更沉重。他用了16年的时间完成了370万字的书稿,全面反映了抗日战争的真实面貌,将国共两党的抗日史记录下来,还了历史的真实。为了写好这本书,他参观了日本靖国神社和日本陆军省,后因此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但在逆境中周老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表现了一个中国文化人宠辱不惊的风骨。
  我是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披露周老恢复党籍的人。在2003年5月29日《文学报》“作家书斋”里,我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抬头仰望老作家周而复题写的草书大字‘天问’,这是他蒙受不白之祸后为我题写的。读书问天对我有点警策作用。如今周老已恢复了党籍,果真是能受天磨的真铁汉。”短短数言反响颇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谈起被开除党籍和恢复党籍一事,周老较为坦然,只是对看黄色录像和买春药之事耿耿于怀,认为有辱他的人格。关于考察靖国神社之事,周老说:“我曾告诉有关人员我写抗战小说的意图,请求考虑安排参观少数与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有关的地方,并和熟悉当时情况的老人座谈战争时期东京人民的情况,请求还报送了我驻日本大使馆。章曙大使、王达祥文化参赞对这个日程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周老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我们大致看了一下现在改为自卫队总部的陆军省旧址。陪同我们参观的日本友人说,离这里不远便是九段,靖国神社所在地,现在可以顺便看一下,明天不必专门来看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我们没有提出疑义,并且说。我们不讲话,谁也不知道我们是中国人。这天是星期日,参观游览的大人和孩子很多,我们没有进祭殿,便匆匆地走了。”当天晚上,驻日文化参赞王达祥到旅馆看望周老,说国内最近有通知,勿去靖国神社,因工作需要,可以去,但由使馆批准。看到代表团的日程上有去靖国神社参观项目,让他们不要去了。“很对不起,通知晚了。”周老告诉他,“不知道有这个通知,章曙大使请我们吃饭也没有说,参观访问日程曾报告大使馆,今日路过,已经去过了。” 他说,去过就算了,通知迟了,大使馆也有责任,勿对任何人说去过靖国神社。
  回国后,中纪委约他谈话。“这次访问日本,有玩水问题;四、打手印买春药并要女翻译陪看黄色录像,给你翻译。”周老说,他当即就这些问题说明了真实情况。而对“道德败坏,要翻译陪看黄色录像和打手印买春药”之事不能接受,并表示“可以取回手印和我的手指对证”。
  周老说:1986年1月22日中纪委作出《关于开除周而复党籍决定》的草案,找我谈话,我要求先把问题材料和我本人核实,并提出对“决定”保留意见。但是,这个决定迅速向全党传达。2月23日,我书面报告请中纪委再次要求组织核实后,再给予处分。当时虽然开除了我的党籍,但党中央还是做了特殊处理,副部长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不变,除撤销对外友协副会长外,其他职务保留,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发表、出版作品等不受影响。受处分之后,周老说自己“起居像往常一样,很早起床,伏案写作”。根据中共党章规定,准备适当时候申诉。最终中央接受了周老的申诉。
  周老的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是一部描写中国8年抗战的鸿篇巨制,这部卷帙浩繁的历史长篇共370万字,其规模之宏大、场景之广阔、人物之众多、矛盾之复杂,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中前所未见。周老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因为他亲自目睹,才能将日本靖国神社的场面描写得那么真实。读《南京的陷落》时,我流泪了,悲愤不已。我觉得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
  
  书法艺术直逼“二王”
  
  周老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还出版过《周而复书法选》。郭沫若曾这样评价周字:“您的字,写得蛮好,逼近‘二王’。”茅盾在收到周老的书法作品后复信云:“兄之书法实胜于我,投之木李,报以琼琚,我有奢望焉。”
  30年前,我在朋友府上第一次看到周而复的字幅,精妙而大气的书法作品,深深地震撼了我,能得到周老的墨宝成了我的心愿。后来我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字帖,写的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字迹精熟灵秀,深得2E之神韵,开始我误以为是明清书家的墨迹,待看了封面题签,才知道出自周老的手笔。从此,我对周老的书法艺术更是着迷。没想到,我真的心想事成。
  有一次,我去看望著名书法家任政先生,特意向他展示了周老赠我的墨宝。任老说,从书家的角度来评价,周字是上档次、见功力的。周老的书法骨架清秀,行气流畅,给人潇洒、飘逸、清爽的美感。著名书法家启功赞誉周老的书法为“神清骨秀柳当风”,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周老告诉我,他童年时开始习字,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虽无暇挥毫弄墨,但对书法艺术仍爱不释手,一有闲暇就拜读、鉴赏古代的书法作品。到晚年,他依旧每天悬腕挥毫半小时,有时练得浑身出汗。练习书法和参加体育运动一样,也是一种脑体结合、舒心养性的益寿活动。
  周而复一生失落与荣誉相随,磨难与辉煌相伴,风风雨雨,百折不挠,独步天下。他写下的近千万字作品,将永驻人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得以弘扬。
  
  (作者为上海文新集团《新读写》杂志社社长、主编)
  责任编辑 殷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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