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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手机预置软件依靠植入恶意程序扣费的黑幕，作为被点名的两家企业，高鸿股份和北京鼎开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开公司”）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而处理措施的差别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后续监管效果的担忧。
高鸿股份被曝光后仅发布一则澄清公告，旗下子公司大唐高鸿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官网依旧宣传“大唐神器”，同时该业务营收数据的矛盾也引来市场质疑。
相对高鸿股份，鼎开公司则务实得多。事件曝光后，公司停业整顿，网站撤销预置软件业务的宣传，另外通过设立服务点和为客户提供软件卸载服务等补救措施来挽回客户的损失，不过上述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也多有不足。
高鸿股份的“避字诀”
高鸿股份在3月19日发布的公告中指出“欢迎公众、媒体、股东和监管部门对公司监督和指导。”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
3月19日上午，记者通过高鸿股份的官网电话联系高鸿股份董秘王芊，但对方表示不方便直接找董秘，将电话转给了王芊的秘书田先生。记者向田先生询问预置软件事宜，田先生表示：“关于此次事件的情况我不了解，具体事宜由证券事务代表孙迎辉负责。”但记者通过总机转孙迎辉却一直忙音，此后记者几次拨打，情况依旧，总机客服表示孙迎辉可能在开会。
3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高鸿股份北京办公处——海淀区学院路40号研八楼，研八楼位于大唐电信大院的最里边。通过保安，记者找到该楼，大楼稍显陈旧，旁边正在施工。但记者通过研八楼前台了解到，该楼为基层员工办公地点，公司管理人员在大唐电信主楼的11层办公，记者随即返回到位于电信大院门口的主楼。
相对研八楼，主楼的安保较为严格，需要登记并且要有拜访对象的接应方可入内。在记者说明来意后，主楼的工作人员拨打了高鸿股份的电话，但证券事务代表孙迎辉的电话依旧为忙音，该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人为拔掉了电话线，这距离记者第一次联系孙迎辉已经过去5个小时。
后记者辗转来到高鸿股份所在11层的办公区，看到记者进来，从前台后面出来一位自称姓李的办公室员工，该员工表示公司领导均不在公司，对于记者提出高鸿股份对于预置软件业务的后续处理等问题，李姓员工均表示不清楚或不方便告知，同时指出公司的相关处理方案仅会在法定信披媒体上进行披露。
澄清公告避重就轻
自被点名后，高鸿股份在应对措施上有避重就轻之嫌。
高鸿股份于3月19日晚间再度发布澄清公告，改口承认在开展移动应用（APP）推广业务中，通过“大唐神器”安装的3个后台应用程序涉嫌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但不涉及特定用户身份信息。
在央视曝光后，高鸿股份曾发布首份澄清公告，否认传播吸费等任何恶意软件，否认软件难以删除，否认窃取个人信息。
不过，在二度公告中，高鸿股份仅承认收集个人信息，对于旗下产品“大唐神器”安装恶意扣费软件和预置软件无法删除等现象则极力否认。高鸿股份表示，“大唐神器”收集的信息包括IMEI、MAC地址在内的手机设备信息和手机型号，并获取了手机中所有应用软件列表。
高鸿股份在公告中表示，“移动应用推广业务，是公司子公司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试运行业务之一，此项业务主要是将优质移动APP内容开发商提供的产品推广给没有便利网络途径获取其APP应用的用户。”
对于下一步如何处理预置软件问题，高鸿股份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财务数据打架
此外，高鸿股份相关经营数据的披露也存在诸多问题。
高鸿股份在公告中对移动应用推广业务的财务状况表述为，“截至2013年末，该项业务的收入仅约为430万元，毛利约为-60万元。”公司称，由于该业务前期投入比较低，目前尚未取得盈利，因此对高鸿股份整体业务影响较小。
但在央视的报道中，大唐高鸿商务助理王玲表示：“目前 ‘大唐神器’拥有4604家加盟代理商，每个月能安装100万部以上的手机，已安装的软件超过4600万个。”
同时，央视报道显示，在大唐高鸿公司正在预置的软件中，有17款流行的软件，手机经销商每安装一款软件，可以从大唐高鸿获得0.7元～3元不等。（该费用由手机软件的开发商先付给大唐高鸿，大唐高鸿再付给手机经销商。）
即使按大唐神器平均每个月安装100万部手机，每部手机仅安装一款软件计算，该项业务每年的营收规模应在840万元～3600万元之间（按照每安装一款软件收入0.7元～3元计算，这是手机经销商获得的回扣，我们预计大唐高鸿从中获得的回扣将高于这一水平）。而实际上，每部手机的软件安装量远不止一款。另外，据高鸿无线的官网显示：截至目前，高鸿无线在全国开设分支机构20多家，行销人员近600人，每月新增用户200万以上。若以此计算，预置软件业务的营收将会更多。与高鸿股份公告中的430万元的业务收入相比，后者显然庞大得多。
高鸿股份3月18日发布的年报显示，2013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61.9亿元，同比增长34.3%；净利润为5217.6万元，同比增长108.7%。
虽然大唐神器在公司营收中的占比较低，但是该事件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
鼎开公司补救措施执行不力
相对而言，同行业另一家被曝光的公司鼎开公司则务实得多。公司除了发表声明对报道进行说明外，还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
公司网站于3月17日刊登声明称“为弥补相关过失，鼎开公司已设计出相应的软件卸载工具，各位用户可在本网站中下载使用，删除之前无法卸载的预置软件，同时，鼎开公司于‘北京市海淀区善缘街1号（中关村西区）立方庭1-609室’设立服务点，用户可来此办理相关的预置软件卸载工作。”同时鼎开公司还表示，用户可直接将机型信息发送到公司邮箱或者公司的服务QQ群，鼎开公司将根据手机型号发送专门的卸载工具。 但直到3月18日，内置软件删除工具仍未提供下载，而记者前往网站提供的服务点地址却发现非该楼员工很难上去，服务点的电梯必须要通过刷卡才能到达，最后，记者通过“安全出口”的楼梯才得以进入，但服务点里大门紧闭，门口也无标识，记者敲门也无人应答，随后记者出发前往鼎开公司的办公楼。
鼎开公司的办公楼华一控股大厦就在服务点（立方庭）的斜对面，该办公楼13层整层均为鼎开公司的办公室。
记者在一位员工的带领下进入公司CEO庞晨亮的办公室，当时庞晨亮刚和几位员工开完会，对于记者的到来，庞晨亮显得有些惊讶，这位技术出身的CEO对于此次突发事件的处理显得有些慌乱。
对于曝光的预置软件事宜，庞晨亮并未回避，他表示：“公司预装软件确实存在收集用户数据的行为，损害了用户的利益，但公司并未预置任何自动扣费的软件。”对于记者提出的服务点很难进入的问题，庞晨亮立即打电话给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并马上告诉相关人员更换地点，方便客户办理。
对于补救措施的执行不力，庞晨亮向记者表示，“公司以前没有面对媒体的经验，对于此次突发事件，公司在事情处理上有些杂乱。”对此，庞晨亮略显无奈。
对于后续问题如何处理，庞晨亮认为目前主要进行停业整改，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风波让行业得以规范，公司能够重新开始。
据鼎开公司的官方资料显示，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多地设立有分公司。公司主营手机预装业务，专业致力于广告商产品通过手机装机软件安装服务的营销平台。
灰色利益链缺乏有效监管
实际上，在央视“3·15”晚会曝光之前，预置软件的黑幕已频繁见诸报端，工信部早在2013年11月1日已正式实施《关于加强移动智能终端进网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生产企业申请移动智能终端进网许可时，应当在申请材料中提供操作系统版本、预置应用软件基本配置信息。并明确手机生产企业不得在移动智能终端中预置具有以下性质的应用软件：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意，擅自收集、修改用户个人信息、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意，擅自调用终端通信功能，造成流量消耗、费用损失、信息泄露等不良后果、影响移动智能终端正常功能或通信网络安全运行的、其他侵害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以及危害网络与信息安全。
在《通知》发布后，手机预置软件的乱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原因就在于预置手机乱象的根本在于流通环节，而非生产环节。
由于目前国内多数的手机软件均属免费产品，此类软件需要通过广告、增值应用等其他方式实现盈利，这就需要庞大的装机量。在手机软件泛滥的今天，通过用户自主下载的进程太过缓慢。手机软件开发商为了快速实现庞大的装机量，通常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与手机厂商以及各大卖场渠道合作预装；另外一种便是直接与“刷机”公司合作。相对而言，后一种方式的危害更大，监管难度也更大。
在预置软件的行业中，已经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越接近最终用户环节的刷机商，控制力越强。在这条缺乏有效监管的灰色利益链中，受损的不仅是消费者。
由于软件公司付给刷机商的费用是根据相应软件是否被用户激活为依据，这就造成很多刷机商的连环造假，上层刷机商为了防止自己刷进机子里的软件在下一层刷机商那被刷掉，他们在软件刷进机子的时候就做了相应的激活，后面的刷机商采取同样的造假方式，导致很多软件公司在付出了大量推广费用以后，却没有得到相应数量的用户。
目前，预置软件行业已经到了必须要监管的时候了，希望“3·15”晚会的曝光能促使这个行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规范。
高鸿股份被曝光后仅发布一则澄清公告，旗下子公司大唐高鸿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官网依旧宣传“大唐神器”，同时该业务营收数据的矛盾也引来市场质疑。
相对高鸿股份，鼎开公司则务实得多。事件曝光后，公司停业整顿，网站撤销预置软件业务的宣传，另外通过设立服务点和为客户提供软件卸载服务等补救措施来挽回客户的损失，不过上述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也多有不足。
高鸿股份的“避字诀”
高鸿股份在3月19日发布的公告中指出“欢迎公众、媒体、股东和监管部门对公司监督和指导。”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
3月19日上午，记者通过高鸿股份的官网电话联系高鸿股份董秘王芊，但对方表示不方便直接找董秘，将电话转给了王芊的秘书田先生。记者向田先生询问预置软件事宜，田先生表示：“关于此次事件的情况我不了解，具体事宜由证券事务代表孙迎辉负责。”但记者通过总机转孙迎辉却一直忙音，此后记者几次拨打，情况依旧，总机客服表示孙迎辉可能在开会。
3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高鸿股份北京办公处——海淀区学院路40号研八楼，研八楼位于大唐电信大院的最里边。通过保安，记者找到该楼，大楼稍显陈旧，旁边正在施工。但记者通过研八楼前台了解到，该楼为基层员工办公地点，公司管理人员在大唐电信主楼的11层办公，记者随即返回到位于电信大院门口的主楼。
相对研八楼，主楼的安保较为严格，需要登记并且要有拜访对象的接应方可入内。在记者说明来意后，主楼的工作人员拨打了高鸿股份的电话，但证券事务代表孙迎辉的电话依旧为忙音，该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人为拔掉了电话线，这距离记者第一次联系孙迎辉已经过去5个小时。
后记者辗转来到高鸿股份所在11层的办公区，看到记者进来，从前台后面出来一位自称姓李的办公室员工，该员工表示公司领导均不在公司，对于记者提出高鸿股份对于预置软件业务的后续处理等问题，李姓员工均表示不清楚或不方便告知，同时指出公司的相关处理方案仅会在法定信披媒体上进行披露。
澄清公告避重就轻
自被点名后，高鸿股份在应对措施上有避重就轻之嫌。
高鸿股份于3月19日晚间再度发布澄清公告，改口承认在开展移动应用（APP）推广业务中，通过“大唐神器”安装的3个后台应用程序涉嫌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但不涉及特定用户身份信息。
在央视曝光后，高鸿股份曾发布首份澄清公告，否认传播吸费等任何恶意软件，否认软件难以删除，否认窃取个人信息。
不过，在二度公告中，高鸿股份仅承认收集个人信息，对于旗下产品“大唐神器”安装恶意扣费软件和预置软件无法删除等现象则极力否认。高鸿股份表示，“大唐神器”收集的信息包括IMEI、MAC地址在内的手机设备信息和手机型号，并获取了手机中所有应用软件列表。
高鸿股份在公告中表示，“移动应用推广业务，是公司子公司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试运行业务之一，此项业务主要是将优质移动APP内容开发商提供的产品推广给没有便利网络途径获取其APP应用的用户。”
对于下一步如何处理预置软件问题，高鸿股份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财务数据打架
此外，高鸿股份相关经营数据的披露也存在诸多问题。
高鸿股份在公告中对移动应用推广业务的财务状况表述为，“截至2013年末，该项业务的收入仅约为430万元，毛利约为-60万元。”公司称，由于该业务前期投入比较低，目前尚未取得盈利，因此对高鸿股份整体业务影响较小。
但在央视的报道中，大唐高鸿商务助理王玲表示：“目前 ‘大唐神器’拥有4604家加盟代理商，每个月能安装100万部以上的手机，已安装的软件超过4600万个。”
同时，央视报道显示，在大唐高鸿公司正在预置的软件中，有17款流行的软件，手机经销商每安装一款软件，可以从大唐高鸿获得0.7元～3元不等。（该费用由手机软件的开发商先付给大唐高鸿，大唐高鸿再付给手机经销商。）
即使按大唐神器平均每个月安装100万部手机，每部手机仅安装一款软件计算，该项业务每年的营收规模应在840万元～3600万元之间（按照每安装一款软件收入0.7元～3元计算，这是手机经销商获得的回扣，我们预计大唐高鸿从中获得的回扣将高于这一水平）。而实际上，每部手机的软件安装量远不止一款。另外，据高鸿无线的官网显示：截至目前，高鸿无线在全国开设分支机构20多家，行销人员近600人，每月新增用户200万以上。若以此计算，预置软件业务的营收将会更多。与高鸿股份公告中的430万元的业务收入相比，后者显然庞大得多。
高鸿股份3月18日发布的年报显示，2013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61.9亿元，同比增长34.3%；净利润为5217.6万元，同比增长108.7%。
虽然大唐神器在公司营收中的占比较低，但是该事件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
鼎开公司补救措施执行不力
相对而言，同行业另一家被曝光的公司鼎开公司则务实得多。公司除了发表声明对报道进行说明外，还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
公司网站于3月17日刊登声明称“为弥补相关过失，鼎开公司已设计出相应的软件卸载工具，各位用户可在本网站中下载使用，删除之前无法卸载的预置软件，同时，鼎开公司于‘北京市海淀区善缘街1号（中关村西区）立方庭1-609室’设立服务点，用户可来此办理相关的预置软件卸载工作。”同时鼎开公司还表示，用户可直接将机型信息发送到公司邮箱或者公司的服务QQ群，鼎开公司将根据手机型号发送专门的卸载工具。 但直到3月18日，内置软件删除工具仍未提供下载，而记者前往网站提供的服务点地址却发现非该楼员工很难上去，服务点的电梯必须要通过刷卡才能到达，最后，记者通过“安全出口”的楼梯才得以进入，但服务点里大门紧闭，门口也无标识，记者敲门也无人应答，随后记者出发前往鼎开公司的办公楼。
鼎开公司的办公楼华一控股大厦就在服务点（立方庭）的斜对面，该办公楼13层整层均为鼎开公司的办公室。
记者在一位员工的带领下进入公司CEO庞晨亮的办公室，当时庞晨亮刚和几位员工开完会，对于记者的到来，庞晨亮显得有些惊讶，这位技术出身的CEO对于此次突发事件的处理显得有些慌乱。
对于曝光的预置软件事宜，庞晨亮并未回避，他表示：“公司预装软件确实存在收集用户数据的行为，损害了用户的利益，但公司并未预置任何自动扣费的软件。”对于记者提出的服务点很难进入的问题，庞晨亮立即打电话给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并马上告诉相关人员更换地点，方便客户办理。
对于补救措施的执行不力，庞晨亮向记者表示，“公司以前没有面对媒体的经验，对于此次突发事件，公司在事情处理上有些杂乱。”对此，庞晨亮略显无奈。
对于后续问题如何处理，庞晨亮认为目前主要进行停业整改，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风波让行业得以规范，公司能够重新开始。
据鼎开公司的官方资料显示，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多地设立有分公司。公司主营手机预装业务，专业致力于广告商产品通过手机装机软件安装服务的营销平台。
灰色利益链缺乏有效监管
实际上，在央视“3·15”晚会曝光之前，预置软件的黑幕已频繁见诸报端，工信部早在2013年11月1日已正式实施《关于加强移动智能终端进网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生产企业申请移动智能终端进网许可时，应当在申请材料中提供操作系统版本、预置应用软件基本配置信息。并明确手机生产企业不得在移动智能终端中预置具有以下性质的应用软件：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意，擅自收集、修改用户个人信息、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意，擅自调用终端通信功能，造成流量消耗、费用损失、信息泄露等不良后果、影响移动智能终端正常功能或通信网络安全运行的、其他侵害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以及危害网络与信息安全。
在《通知》发布后，手机预置软件的乱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原因就在于预置手机乱象的根本在于流通环节，而非生产环节。
由于目前国内多数的手机软件均属免费产品，此类软件需要通过广告、增值应用等其他方式实现盈利，这就需要庞大的装机量。在手机软件泛滥的今天，通过用户自主下载的进程太过缓慢。手机软件开发商为了快速实现庞大的装机量，通常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与手机厂商以及各大卖场渠道合作预装；另外一种便是直接与“刷机”公司合作。相对而言，后一种方式的危害更大，监管难度也更大。
在预置软件的行业中，已经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越接近最终用户环节的刷机商，控制力越强。在这条缺乏有效监管的灰色利益链中，受损的不仅是消费者。
由于软件公司付给刷机商的费用是根据相应软件是否被用户激活为依据，这就造成很多刷机商的连环造假，上层刷机商为了防止自己刷进机子里的软件在下一层刷机商那被刷掉，他们在软件刷进机子的时候就做了相应的激活，后面的刷机商采取同样的造假方式，导致很多软件公司在付出了大量推广费用以后，却没有得到相应数量的用户。
目前，预置软件行业已经到了必须要监管的时候了，希望“3·15”晚会的曝光能促使这个行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