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医疗的现代化，就是说营养不良和传染病等病症已大致克服，医疗的课题已转移到癌症、老年病、遗传性和先天性疾病等更加精微的领域。也就是说·从对急性病的研究过渡到了对慢性病的探讨。
　　仅以美国而言，70年代在医疗领域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于是出现了一些新型尖端医疗技术。例如脑死亡、器官移植、人造器官、体外受精、遗传病的筛检、胎儿诊断与治疗、基因治疗技术等，都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迈入实用阶段的。
　　随着尖端医疗技术的应用。与人类生死攸关的医学知识也大幅度增加，医学研究的领域已扩展到生与死的边缘。人们甚至可以用人为的方式操纵生命。这使医学观和伦理观陷入了两难局面。因而人们需要一仲新的医学伦理观来代替已经难以自圆其说的旧理论。当然，说由尖端医疗技术引发了伦理问题也不尽然。与其说尖端医疗技术引发了新的伦理问题，不如说医疗现代化促进了医疗思潮的改变。
　　就医患关系来看，过去以至现在，在大多数国家中是由医生决定治疗方针的，而患者只是执行者。如果把治疗方针的决定权交给患者，患者便可自行设计和选择治疗的内容。这种情形如果再往前发展一步。患者就将成为“订购者”，医生则成为受理的一方。这一改革是医患关系的一种新的组合，是医疗思潮上的一大革新。
　　根据这种新的思考模式，身为“订购者”的患者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信条和宗教信仰出发，选择与设计合适的医疗方案。这样，在医疗活动中将加入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往往突破了传统医学伦理观范围。因此，随着医疗结构的改变，必须有一套学问来应付新的伦理性问题。它的目的是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上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性的探讨与研究。
　　在70年代前期，欧美发达国家的医学研究急速扩展，医学理论与观念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各种议论纷纭一时，脑死亡观念的确定、器官移植的手续问题、人体实验、人工流产和胎儿手术的应用等棘手问题接踵而来。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这些问题大多都已获得解决。特别是在患者自主权方面有7很大的突破。开始，提倡这种新认识的人。只是要使医生承认自己对患者负有说明病情的义务。然而后来却逐渐发展为患者有权从医生那里知道关于自己的一切病情，并参与治疗决策。经过冗长繁杂的争论，患者终于作为可以自行决定命运的现代人，登上医疗活动的舞台。由于患者权利的确立。一些新的问题又被提出，例如：病入膏盲的病人是否可以决定切断维持生命的一切“管道”，或决定让医生帮助自己结束生命。进而与生命相关的其它问题也相继提出，如受精卵冷冻保存、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代理母亲等。
　　由此可见，尖端技术运用于医学诊断与治疗的过程，不仅可以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引起医疗秩序的变革。因此，在重视引进和运用新的医疗仪器和技术的同时，也应适当地调节人们的医疗观念。这样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中医看病也需病家开口
　　薛耀东
　　
　　有人认为，中医看病“勿须病家开口，便知百病根底”。因此看病时不主动叙述病史和病情变化，只待医生摸脉下药。这实在是种误解。
　　切脉固然是中医诊察疾病的一种方法。医生可以通过脉象来了解人体的阴阳盛衰，辨别证候的表里、寒热、虚实。然而，人体是复杂的，疾病也是多变的。有时脉象提供的信息就很含糊。如弦脉，肝病可见，各种疼痛、痰饮、疟疾亦可见。另外，临床上还可遇到与疾病本质不相符合的假脉。故欲正确诊断疾病，便不能惟以切脉为能事。《内经》曰：“诊病不问其始……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现代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也反对将切脉神秘化。
　　其实，中医诊病除了切脉外，还需要进行望诊、闻诊和问诊。通过望诊，医生可以了解病人的精神状态和舌象、体表变化。通过闻诊，医生可以了解病人语言、呼吸、咳嗽等声音变化，了解病人排泄物、分泌物的气味。而问诊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了。有歌诀日：“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既然医生需要问诊，病家自然也就要开口，将自己何处苦楚、何因所致、何日开始、昼夜孰甚、寒热孰多、喜恶何物、曾服何药、曾经何地等病情病史告知医生。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医患双方的交流，以便顺利地完成各项医疗活动，而不致于误诊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