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教授眼中的“大国创新”剑在何指?备受争议的军事战略专家乔良为什么要为拯救“美国病人”辩护?“三农”问题专家党国英是如何站在历史、政治层次剖析时下巨人中国背后的隐忧?陈明的新儒家主又将会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吗?中国顶尖智囊学者们沉潜思考、深刻反思，通过提出负责任的国家决断方案，期待提供给决策者以决断的智性支持。
　　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崛起，呈现为两个大的历史断面：1949年的历史断面，显现了自身发展衰颓、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国家状态的终结。1978年的历史断面，显现的则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寻找到富强之道，重新建构国家实力的状态。前一断面的意义当然不容小觑；后一断面的价值更是值得重视。但前一个断面仅仅凸显了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画面，而国家的富强之道隐而不彰；后一断面虽然展现了国家富强的道路，但中国能否在这一道路上披荆斩棘、开辟新路，从而真正使中国完成民富国强的现代转型重任，显然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艰苦努力的漫长过程。
　　在比较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中，现代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先发内生的现代化国家树立了现代典范，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交相作用的现代体系呈现给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但对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来说，是不是认同这一现代典范，已经是一个各取所需、欲迎还拒的复杂状态；而且即使认同这一典范，究竟如何切近地将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传统和转型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并顺畅地推进自己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也是一个充满着戏剧性的艰难转变过程——在某些现代要素的外部供给和内部需要的基础上，后发现代国家的局部转型常常可以迅速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功。然而从总体上讲，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要想实现整体的现代转变，既充满艰难险阻、又存在无尽变数。因此，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随时随地需要对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断：在每每遭遇这样的决断关头时，后发国家要么突破转变瓶颈进人现代国家行列，要么眷顾转变前夕的体制好处而打回衰变原形。这种国家决断，是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在国家建设中最难以妥善解决的难题，但也是这样的国家无法回避的国家建设宿命，更是这类国家官方、学者与民众受到严峻考验的国家建设的头号问题。
　　无疑，中国崛起了；同样无可怀疑，中国还处于国家建构的艰难转型时期。中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国家的经济能力有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提升。如果说现代国家的发展是由经济作为引擎的话，中国的崛起在这里就获得了最强有力的证据。只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不再是简单依靠经济因素就可以长久维续下去的事情。无论是人们解释“西方的兴起”、还是关注“中国的崛起”、或是总结“拉美的失败”、抑或分析“日本的停滞”、讨论“美国的衰落”，无不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甚至传统、习俗纳入到论述中间，否则得出的结论就绝对地不可靠。只有在这样的综观分析视野中，人们才足以论断一个国家在国家间竞争中的优劣处境，并将这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凸显出来。就此而言，中国经济总量的做大固然可喜，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遗留下来的大量未决问题，也已经突兀地摆在了国人面前，既不容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轻忽，也不容学者们轻率地处置，更不容民众轻快地否认。事实上，中国是不是能够处理好诸如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处置好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寻找到粗放型经济之外的崭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和明显制约中国的当下发展，以至于它们随时在敲打国家领导人、社会精英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心门，要人们给出合理的解释与解决的方略。
　　中国的崛起，自此受制于国人对国家现代转变中未曾解决好的基本战略问题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