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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6日深夜11点，72岁的任正非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独自拉着行李箱，排队等候出租车，身边没有一位助理。
1987年诞生的华为，已经到了任正非所说的“大限之年”。30年间，华为用前半程积累，在后半程绽放，通过手机这个媒介进入人们的生活，并获得了它可能得到的最高赞誉。
华为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它几乎是惟一可以在实力与情怀层面与苹果抗衡的中国公司。
华为仍然在领跑，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52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2016年以25.6%的营业额涨幅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129位。
华为仍然是特别的，外界对其有诸多溢美之词，赞叹它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巨大突破。
即便如此，华为似乎还是遮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无时无刻保持着低调，正如它的创始人任正非一样。
作为世界第一大电信设备服务商，服务全球1/3以上人口；2016年营收五千多亿元，超过BAT总和，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首。然而，这家传奇企业的掌舵者任正非，却总是把它跟“死亡”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任正非是一个一手把华为带到世界500强，被人崇拜，同时也存在着各种争议、流言的传奇人物。如今，华为的年收入已经高达5200亿元（阿里2016年收入为1011亿元），但他心中却一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任正非有很多关于华为“危机”以及自省的论调，最近的一次是今年7月，任正非在华为年中市场大会上的讲话。
“在战略纵深的认识上，其实我们公司与之（苹果、三星）还存在很大差距。苹果公司会提前几年对新技术和资源进行前瞻性布局和储备，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管理，深度掌控风险及成本。我们在这些方面投入不够，一是没有苹果这么多资金，二是缺少这么多有战略洞察能力的人才。”
“我们也要向OPPO、VIVO学习，他们更多是讲客户体验，而不是宣传零部件。‘炮弹’使用什么零部件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否击中目标。”
在此之前的去年8月，年过70的任正非在华为内部战略预备队建设汇报讲话时，喊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華为大限快到了”的论调：
“华为公司想不死就得新生，我们的组织、结构、人才……所有一切都要变化。如果不变化，肯定不行。如果我们抛弃这代人，重新找一代人，这是断层，历史证明不可能成功，那么只有把有经验的人改造成新新人。我们通过变化，赋予新能量，承前启后，传帮带，使新的东西成长起来。”这次，他忧虑的是人才断层。
这不是任正非第一次直面“死亡”这个话题。一个半月之前，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发表了讲话，李克强总理主持会议。
在这样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两院院士济济一堂的大会上，任正非再一次道出华为的困惑：
“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这次，他忧虑的是技术更新。
2011年，任正非跟稻盛和夫见面，当对方说到日本没有及时跟上变化的世界时，任正非认为华为同样如此，并会因此“必死无疑”。
任正非诸如此类的论调还有很多，最著名的莫过于2000年华为内刊发表的那篇《华为的冬天》。这篇文章迅速在业内流传，“冬天”成为行业萧条的代名词。
“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10年。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一些。”
在这篇文章发布后不久，华为就迎来了最冷的一个冬天，如若没有“狼性”，华为怕是真的很难杀出一条血路。
任正非将这一历程称之为“炼狱”：“华为20年的炼狱，只有我们自己和家人才能体会。”
2012年，任正非撰写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内部文章，在文中，他回忆了创业最艰难的那段日子：“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醒。”
那一年是任正非的艰难岁月，他先后经历爱将背叛、母亲逝世、国内市场被蚕食、国际市场遭遇诉讼、核心骨干流失……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依然绝望。
在一封给华为抑郁症员工的公开信中，任正非坦诚，自己也曾是一个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患者，还因癌症动过两次手术。
这位从小在农村长大，在部队锤炼多年，外人眼里的商业硬汉，即便独自在黑暗中哭泣，却依然心怀光明。无论外界评价如何，任正非都坚信“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惟有惶者才能生存。”
1987年诞生的华为，已经到了任正非所说的“大限之年”。30年间，华为用前半程积累，在后半程绽放，通过手机这个媒介进入人们的生活，并获得了它可能得到的最高赞誉。
华为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它几乎是惟一可以在实力与情怀层面与苹果抗衡的中国公司。
华为仍然在领跑，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52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2016年以25.6%的营业额涨幅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129位。
华为仍然是特别的，外界对其有诸多溢美之词，赞叹它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巨大突破。
即便如此，华为似乎还是遮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无时无刻保持着低调，正如它的创始人任正非一样。
作为世界第一大电信设备服务商，服务全球1/3以上人口；2016年营收五千多亿元，超过BAT总和，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首。然而，这家传奇企业的掌舵者任正非，却总是把它跟“死亡”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任正非是一个一手把华为带到世界500强，被人崇拜，同时也存在着各种争议、流言的传奇人物。如今，华为的年收入已经高达5200亿元（阿里2016年收入为1011亿元），但他心中却一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任正非有很多关于华为“危机”以及自省的论调，最近的一次是今年7月，任正非在华为年中市场大会上的讲话。
“在战略纵深的认识上，其实我们公司与之（苹果、三星）还存在很大差距。苹果公司会提前几年对新技术和资源进行前瞻性布局和储备，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管理，深度掌控风险及成本。我们在这些方面投入不够，一是没有苹果这么多资金，二是缺少这么多有战略洞察能力的人才。”
“我们也要向OPPO、VIVO学习，他们更多是讲客户体验，而不是宣传零部件。‘炮弹’使用什么零部件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否击中目标。”
在此之前的去年8月，年过70的任正非在华为内部战略预备队建设汇报讲话时，喊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華为大限快到了”的论调：
“华为公司想不死就得新生，我们的组织、结构、人才……所有一切都要变化。如果不变化，肯定不行。如果我们抛弃这代人，重新找一代人，这是断层，历史证明不可能成功，那么只有把有经验的人改造成新新人。我们通过变化，赋予新能量，承前启后，传帮带，使新的东西成长起来。”这次，他忧虑的是人才断层。
这不是任正非第一次直面“死亡”这个话题。一个半月之前，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发表了讲话，李克强总理主持会议。
在这样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两院院士济济一堂的大会上，任正非再一次道出华为的困惑：
“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这次，他忧虑的是技术更新。
2011年，任正非跟稻盛和夫见面，当对方说到日本没有及时跟上变化的世界时，任正非认为华为同样如此，并会因此“必死无疑”。
任正非诸如此类的论调还有很多，最著名的莫过于2000年华为内刊发表的那篇《华为的冬天》。这篇文章迅速在业内流传，“冬天”成为行业萧条的代名词。
“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10年。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一些。”
在这篇文章发布后不久，华为就迎来了最冷的一个冬天，如若没有“狼性”，华为怕是真的很难杀出一条血路。
任正非将这一历程称之为“炼狱”：“华为20年的炼狱，只有我们自己和家人才能体会。”
2012年，任正非撰写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内部文章，在文中，他回忆了创业最艰难的那段日子：“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醒。”
那一年是任正非的艰难岁月，他先后经历爱将背叛、母亲逝世、国内市场被蚕食、国际市场遭遇诉讼、核心骨干流失……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依然绝望。
在一封给华为抑郁症员工的公开信中，任正非坦诚，自己也曾是一个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患者，还因癌症动过两次手术。
这位从小在农村长大，在部队锤炼多年，外人眼里的商业硬汉，即便独自在黑暗中哭泣，却依然心怀光明。无论外界评价如何，任正非都坚信“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惟有惶者才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