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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的名字与上海紧密相连。一个城市有雍和这样的摄影家是这个城市的幸运。从1982年拿起相机开始，近30年来，雍和不曾间断地记录了上海的发展变化，他也被一些评论家称为“今日上海最重要的记录者”。
上海，我的上海
近30年来，雍和手里的几十万张照片，大多是关于上海的。雍和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个时代成为上海重要的记录者感到庆幸。他专心致志地拍摄上海，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拍摄。
雍和认为，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除了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上海在中国的位置。上海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海在十年、二十年走过的路也许是欧洲100年、200年走过的路。现在的上海，一切皆有可能，变化多端，天翻地覆，甚至杂乱无章。雍和每天都可以接触到许多有意思的信息。政治、经济舞台每天上演“大戏”，而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入侵”：NBA、音乐会、电影节、各种各样的展览会，中国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相比。雍和说：“我生在上海，我对上海了解，我当然要拍上海。能亲眼目睹和记录上海这几十年的巨大变化，是我的幸运。”
雍和几乎每一天都在用自己的理解看上海：上海历来在做一些别的地方不能做的事情。上海有时候非常规矩，有的时候非常反叛。比如“四人帮”出在上海，但是反击“四人帮”的人在上海也很多。一些英雄会出在上海，一些很逆反的人会出现在上海，一些很听话的人也会出现在上海。上海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学者专家，政界枭雄，普通百姓，文员白领，顶级富豪……雍和说，上海有几重精神，有移民进取的精神，也有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以前说这里是人间乐园，可以敢想敢做，但结果可能是一败涂地，也可能是一夜成名。雍和生活在这无限可能中，他的照片无所不包，从这个城市的高层政治、经济、文化圈到最底层的生活情境；从政治家、大亨、明星到一文不名的百姓。那些人脸上复杂的表情被雍和牢牢抓住，交织在这座城市的复杂表情中。照片后面，有雍和的洞察力和深刻性。
比起画面，雍和每一幅图片的说明更引人注目。他的说明除了有五个W的新闻要素外，更有大的背景的交待。比如1988年他拍摄的《等待签证》，说明这样写道：“1988年，上海淮海中路，美国总领事馆，等待签证的人们。1985年，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开始允许自由地自费留学。早期向中国自费留学生开放的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日本等。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颁布，对因私申请出国受理方法进行改革，公民因私出国人数开始大幅上升。1985年，上海批准因私出国6550人；1986年10067人；1987年20261人；1988年64056人。”他2006年拍摄的《上海摩天楼》的说明是：“2006年12月4日，建设中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日日增高，不久就要超过一旁420米的金茂大厦，最终达到492米，成为上海新地标。上海高层建筑早就超过5000多座，位居世界第一。”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雍和在浦东民政婚姻登记处拍照，那天上海共有7189对新人登记结婚。他了解到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登记结婚人数最多的一天。但到了当年十月，已经有100多对提出离婚……
雍和的数字都不是随随便便来的，而是到权威部门了解核实后写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讲，看雍和的说明如同在看一部社会学历史。
雍和说：作为一个摄影师，身处上海这样一个城市，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还在注意一些枝节的东西，就实在对不起这个时代了。
摄影要勤劳
雍和说他身上有农民的血液。农民的血液里最重要的就是勤劳。
雍和的父亲出生在四川农村。虽说是渠县的一户小地主，但和农民也差不多。父亲从小爱读书，读小学时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到镇上读书。父亲大学上的是中央大学，后来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7年，父亲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解放后回国，在上海社科院搞了一辈子经济理论研究。雍和的父亲现在90多岁了，还勤劳着，和他80多岁的母亲两个人过。
父亲的勤劳遗传到雍和这里。雍和说自己没什么杰出之处，只是做事勤劳。雍和17岁插队到上海崇明岛“前进农场”，插秧、挖土、割麦、摘棉花、没有他不会干的，玩命也要干好。一年到头，田里总有东西种，不得休息。那里锻炼了人的意志力，不可能完成的事都变成了可能。100多斤的粪水，挑起来赤脚走在泥泞细窄的田埂上，一走就是几里路。小时候，家就是雍和的避风港。下乡后，什么优越感也没了，几百个人的连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24小时在一起。这段经历，让雍和学会了和人相处。
在农村干了八年，雍和想必须回上海了。他想只要让他回到上海就是卖咸菜、清洗大街也干。那时对他，上海就像天堂。
回到上海，雍和做了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早班车，凌晨一点多钟起床，去了要给车清洗、帮司机料理杂事、领车票，冬天还要用热水把车暖了。四处透风的公交车，冬天把他的手全冻坏了，而夏天热死。就是这样，他也要做一个好的售票员。那时上海的公共汽车要挂牌的，雍和工作一个月，他的车就挂上了“创新风车”，干了三个月就被调到工会搞宣传。
雍和说，这段经历当中有很重要的东西，对自己后来观察社会非常有帮助。
摄影原来可以记载历史
雍和一直找这样的东西进行记录：在社会和历史的坐标中有它的位置。一件事情，如果和大的时代、社会背景没有关联，只有好的影像，那也只是玩玩感觉而已。和许多成熟的摄影者一样，雍和拍东西早已不会单单从影像上考虑。
但最早雍和也走过沙龙的路，也把黄金分割、明暗对比、诗情画意的美，当作摄影的最高境界。还有一个境界就是获奖，1992年之前，雍和参加的比赛很多，当时只要得一个奖，全国的摄影界就都知道你了。
1985年上海有个七人摄影联展，雍和的几张照片引人注目，都是些诗化主题、指向不明确的照片。只要合他心意，他可以随便改变时空和事实；为了效果，可以把天空压得和墨一样黑；凭空起标题，有一张照片起名《弱反差》，画面是农民的一双脚和女青年的一双脚；另一张是老人的白发后脑勺，逆光，叫《默默地燃烧》。那时雍和希望别人认为他是艺术家，他不知道摄影除了追求美还可以干些什么。
很快，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果还有人夸“雍和你的照片真美”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是在骂他了。
1988年的北京国际摄影周触动了雍和。雍和至今感谢杨绍明，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候给中国的摄影者提供了摄影启蒙。阿兰·德龙来了，瑞宁格来了，罗伯特·普雷基来了，近百名中国摄影者和外国摄影师一起分组采访，作品接受他们的评点。这是中国摄影者第一次大规模近距离接触西方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雍和惊喜地发现：摄影原来有这么大块的天地，摄影原来可以记载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末，整个时代也有了明显变化。从国际摄影周回来，雍和遇到了一个机会：作家韩少功领着一帮人到海南创办《海南纪事》，摄影家林钢去做副主编。上海是中国变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林钢希望雍和能为他们的杂志提供照片并为之在上海组稿。
如果说，国际摄影周给了雍和启蒙的机会，《海南纪实》就给了他实践的机会。那本杂志的上海照片大多是雍和拍的。他寄去稿子，什么用出来了、什么退回来了、什么登出来有了反响、什么尽管用了也效果不好、照片怎样配合文章……尽管那时印刷很差、排版也不讲究，但从它呈现的内容、从反馈中，雍和知道了与时代紧密相扣的照片最受欢迎。
这时一些西方媒体也向雍和约稿了，这又是很好的训练。雍和很注意对方对自己图片的反应——喜欢什么、怎么采用、怎么编辑。他要求对方，假如采用了，稿费可以不急，第一步先把刊物寄来。
雍和的摄影开始有了明确的倾向：拍出影像上要好、更要有内容的照片。有些朋友这时却说，雍和你的影像退步了，不好看了。所谓“退步”就是影像不“艺术”了，不赏心悦目了。雍和不以为然。挂在客厅的甜美照片和在媒体上传播出去完全是两回事，功能和目的都不一样。看照片有不同的标准，很少有这样的照片：印在报纸或历史书上和挂在家里同样好看。现在他只想告诉人家这张照片里传达的内容以及自己的观点，至于这张照片美不美，已经不是他首要的考虑了。
当然最初在摄影中学到的东西都成为很好的基础。早期在摄影技艺上的追求和后来对内容的追求并没有完全割裂，对光影的感觉是情不自禁的。在现场，雍和潜意识里仍不会放弃寻找光影瞬间和构图，只是不会像过去那么张扬唯美。在他看来，片面追求唯美的沙龙形式，会牺牲照片内容上的信息量和历史感。
雍和承认受过布列松影响。但他现在这样看：布列松是一个技术型的摄影家，他更大的成就在炉火纯青的影像能力上，经营画面视觉元素间的关系多过、也好过处理画面里人和社会的关系，所以他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记录者。
一张照片是否和历史有关联考虑最多
按快门前，雍和只会在意一件事：这个人、这件事与时代背景没有本质关联？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有无意义？时代的背景和框架是雍和拍照的重要出发点。最好的照片就是，今天看是新闻，到以后就成了历史。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成为历史。好多照片是速朽的，像蹩脚快餐，可以填饥解馋却没营养。
以前，雍和是要一张纯粹的图片，只要一点不计其余，现在雍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片的关系上。他考虑得更多的是照片如何和历史结合，假如照片不能提供更大的时代背景，影像再好他也会舍弃掉。雍和到了现场，“咦？这个有意思！怎么会这个和那个在一个场景里出现？”他会尽量把看着零碎、无关的事物放在一起，表现他对事物的看法。他喜欢有景深的图像，尽量不用大光圈。只有十厘米的景深能容纳什么？如果从一米到无限远都是清晰的，信息量会成多少倍地记录下来！
雍和反感照片冲击眼球、抢人家视觉的拍摄手法。所以我们看到的雍和的照片更多的是环境、细节、情绪、信息量、趣味点，它们互相渗透，具有了很大的容量。这些组合把时代高速变迁中的种种细节微妙地传递出来，没有所谓视觉冲击力，却显示出摄影者的洞察力和深刻性。雍和的照片让人的眼睛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停留，耐看，成为雍和作品的一种品质。
2005年初，全球纺织品市场全面取消进口配额限制。3月8日，雍和采访一个纺织品展，看到几个人手拿“我是工厂我怕谁”的广告牌，他拍了下来。这场景反映了国内纺织业狂妄自满的心理：我们有劳动力优势，有原料来源优势，配额既然取消了，那么我们愿意生产什么，市场就接受什么。半年后时局大变，欧盟、美国等都提出反倾销，好多国家重新设置关卡，重新设限中国进口的配额。雍和拍摄到皮革制鞋的展览会上，浙江皮鞋商对国外厂商代表敬如上宾，完全是另外的姿态。半年前我是老大、我是爷，半年后别人变成爷了。两个画面交代了一个经济贸易战的过程。影像就是这样反映时代的。雍和说，今天的很多画面再过十年、二十年，也可能会变成非常可笑的事情。
2005年10月18日，巴金去世第二天，雍和是进入巴金家中的少数记者之一。他拍摄了一张巴老家中小狗在主人遗像前久久不离去的场面。雍和知道巴老喜欢小动物。有个作家曾和巴金说起过自家的狗：文革时主人受到冲击，小狗对着造反派就冲上去，结果被打死。当时巴金说：我还不如那条狗呢，狗在关键的时候还知道要保护主人，我在关键时却没把小狗保护好。“文革”中巴老入狱前把狗送到医院，结果那条狗被解剖了。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雍和想到这些故事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巴金的反思、忧虑、人道关怀和人格力量远远高过其文学的价值。后来追悼会、骨灰撒向大海，雍和都去了，但他自己更喜欢这张照片。有时候，安静、沉默的东西，反而更有力量。
雍和每一次的拍摄都不是简单记录。他拍摄年轻人生活，上海城中各类派对、抱抱团、选秀……热闹的表象之下，雍和看到的是年轻人对交往的渴望——独门独户、独生子女，这样的城市其实是冷漠的，人心是孤单的。雍和觉得有必要把这些画面留下来，任将来的人去判断：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也许觉得天经地义，都有可能。
摄影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
雍和早已意识到拍照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他说自己知识的获取95%来自摄影之外。他的生活也不是围绕着摄影转。这个圈子太小，他重视大众传媒，更关注自己东西能否留得住时代的痕迹并且传播出去。他愿意让各阶层的人因为看了他的照片而知晓一些事情，更希望让以后的人了解从前。比起一个纯搞影像的人的看法，搞社会学或研究历史的人的看法、读者的看法，他会更重视。
雍和是一个以记录为己任的人，是一个观察哨，是一个传令人、一个历史工作者。雍和为自己的图片能被更多人关注而感到欣慰。
2003年，几个年轻作者出了一本书《向上海学习》，里面用的100多张照片几乎全是雍和的。这本书在上海卖得很好，但书出版时照片却没有雍和的名字，照片印得也不大，影像层次也没有画册那么好。虽然有些遗憾，但自己拍的照片能被这样传播，雍和很安慰：借助那些照片为大众解读一段历史，他非常有成就感。
当他看到一些书没有用照片，有些为它遗憾，比如看到那本反映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热点、难点的好书《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雍和就想：我有照片可以给他们用，用了照片这书会加分的。
2001年，上海作家王唯铭与雍和共同出版了《游戏的城市》。王唯铭在“自序”中说：“让我由衷地感谢雍和先生。他欣然接受了加盟本书创作的邀请。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感受力和表现力的摄影家，他用自己独特的影像语言阐述了对城市生活的看法，他将那些在我们身边倏忽飘过的男女深刻地捕获并且固定。常常地，他的影像语言表达了与我文字相反的观点，我们的对立也恰是对相同世界的不同理解。我深信，当未来的人们如果还有兴趣在某一个时刻拿起本书时，他们一定会忽略书中的文字，而将目光牢牢地投注在雍和先生的照片上。”
目前每年至少100家国外报刊采用雍和的图片。雍和说，假如他把这些照片都束之高阁，这世界上就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今天的上海发生了什么事。
与雍和同时代的上海摄影家陈海汶说：“每一次看雍和的片子，都觉得是在读一本社会学方面的书。他的每一张片子都能展开一个故事、展现社会的一角。我想象我要是离开地球一年，但我只要读懂雍和的片子，照样可以了解这个社会发展的脉络。”
上海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上海因为时空的关系被人瞩目。雍和认为自己还是漏掉了这个进程中的好多东西。毕竟一个人的眼光和精力、机会有限。对“雍和已经无法避免地成为上海一座摄影的里程碑”，“雍和是上海最优秀的摄影者”这样的说法，雍和并不认同。他认为说这话的人，还是不了解大变革中的上海之丰富。虽说哪个人比他做得更强他不了解，但在上海搞摄影，“达到一个高度完全是有可能的。‘里程碑’也许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也许这不是一个人，是几个人。”
对各种各样的荣誉，雍和认为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在上海这样的码头，这些能算什么荣誉？
守望上海一步不挪
雍和守望着上海，一步不挪。有时候偶尔离开上海，办完事就急着回去，他在外面呆着心不安，在上海心就安了。他怕有什么事情被他错过了，怕万一有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他目的明确：“地域上永远以上海为中心，以平民视点和记录变化作为对新闻、对社会的两个最基本的切入点。”
雍和甚至认为自己不活跃、木讷、保守、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个性也是一种优势。台湾同行和雍和说过一个故事：采访台湾原住民很难，有一个摄影记者却很善于和人打交道，他就能进去，进去了还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进入很私人的空间。但他往往忘了自己的角色，常喝得酩酊大醉，下山了、清醒了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拍到。雍和不会花更多时间浪费在没有用的交际上，他只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来冷静观察和拍摄。他不会见面熟，和被摄者总有距离。保持一定距离也许能更接近他的本质、看到他和周边的关系，这个距离不仅指物理的距离，更是在思维的距离上。
雍和做事很有原则，一张照片换个人头啊、换个背景啊，他不会这样做。连这些技术他都不会接触。
雍和对纪实和新闻摄影有这样的期待：10年、20年，30年，不停息地记录中国历史，完整地给后人带来回顾历史的画面。图片应该放在做史料这个角度来看才会有价值。这个任务，需要一群有自觉性的摄影者共同完成，而且应该是不同点、不同角度。一张照片是谁拍的不重要，如果它记录了让人难忘的一幕，一提起来大家都说“太好了”，这张照片肯定就是好照片。
雍和偶尔会享受上海的生活，有时他会在酒吧里的一个清静角落，在咖啡醇香中处理照片，发发E-mail……有时他也会沮丧：我以记录这个时代为己任，但她似乎并不热情拥抱我……
雍和在黄浦江两岸穿梭，有人叫好与无人喝彩对他来讲早已没什么影响。雍和拥有一个好的记录者应有的品质：温和、诚恳、渐进、精神内守、包容广大、万人如海一身藏……多年前，我曾用形容行星运动定律的发明者约翰尼斯·开普勒的话来形容雍和：“在我们这个令人焦虑和动荡不安的时代，难以在人性中与人类事务进程中找到乐趣。在这个时候，想起像开普勒那样崇高而淳朴的人就特别感到欣慰。”雍和就是我们想起来便心安和欣慰的人。
编者手记
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坐在上海文新大厦40层的大厅里，我捧着雍老师的iPad，翻看他不久前亲手精选、整理出的700多张照片。那些从近30年的上海发展进程中截取下来的画面，涉及民生、经济、文化领域的大事小情，配上体例相同的图说，让我感觉像在读一本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历史题材小人书，不觉中就过了午饭时间。
几个人从旁经过，停下来看了几幅新近拍的照片，其中一位开口向旁人介绍：“雍和，摄影家呀！上海重大事情他不会落的呀！”而这位，是《文汇报》摄影部主任徐晓蔚。
一个多月前，雍和调到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图片中心，但仍然负责《新民晚报》的《快门快语》栏目。十多年来，他在几家报刊都开有图文专栏，一幅摄影作品，配以五六百字的文字。胶州路大火之后的那期，雍和选择的是一幅《沉痛》，内容是楼前捧花悼念的群众。上周，上海雾走霾来，雍和的文字结尾是：“今天一早，我走过衡山路，梧桐树上残叶犹在，而往年的这个时候，就只有树干了。（据气象专家分析）败也冷空气，成也冷空气。那么，我们就只能等北风南下，一扫残叶，一扫阴霾了……”
雍和认为，纪实摄影要记录社会和时代，要成为一个时代的索引，要见证社会的进步和倒退。摄影师按下快门时要把自己的主观看法，包括疑问甚至批判，都投射进画面中。从线索过滤、题材选取、截取角度乃至发表平台，摄影师都应该有更多摄影技术之外的思考。多年来，不单纯以新闻事件为看点，尽量选取处在历史节点上的画面去拍摄，写作文字必有感而发——雍和的立场和他的实践，使《快门快语》成为广受市民好评的栏目。
雍和把今天的上海比作一列高速疾行的列车，会有转弯、有坡道，甚至也会有红灯……他自觉有兴趣、有责任继续拍摄下去，直到自己退休，直到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平缓如欧洲。在一个快节奏、媒体日益娱乐化的时代，他知道坚持负责任地记录要耐得住寂寞。但他也坚信：检验纪实摄影价值的标准不在影像市场，而在教科书、历史书、博物馆和档案馆。
相较于雍老师丰富的记录，杂志一篇稿件的容量实在太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想用密布照片的一页版面，向这位上海的记录者致敬，同时守望更多城市的记录者。
李笑天
2010.12.15
摄影师简介
雍和，1956年生于上海，现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图片中心副主任、《新民晚报》首席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1985起历任《中国城市导报》摄影记者、《青年报》摄影记者、摄影部主任等，及《新民周刊》视觉总监。被评为1985年上海市青年艺术十佳，曾获1991年“中国十年巨变”摄影比赛金奖、2002年上海市范长江新闻奖、2004年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年赛金奖等，多次担任上海国际影展等摄影活动评委。出版摄影集《边角料：2003-2006上海影像》。
上海，我的上海
近30年来，雍和手里的几十万张照片，大多是关于上海的。雍和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个时代成为上海重要的记录者感到庆幸。他专心致志地拍摄上海，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拍摄。
雍和认为，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除了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上海在中国的位置。上海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海在十年、二十年走过的路也许是欧洲100年、200年走过的路。现在的上海，一切皆有可能，变化多端，天翻地覆，甚至杂乱无章。雍和每天都可以接触到许多有意思的信息。政治、经济舞台每天上演“大戏”，而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入侵”：NBA、音乐会、电影节、各种各样的展览会，中国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相比。雍和说：“我生在上海，我对上海了解，我当然要拍上海。能亲眼目睹和记录上海这几十年的巨大变化，是我的幸运。”
雍和几乎每一天都在用自己的理解看上海：上海历来在做一些别的地方不能做的事情。上海有时候非常规矩，有的时候非常反叛。比如“四人帮”出在上海，但是反击“四人帮”的人在上海也很多。一些英雄会出在上海，一些很逆反的人会出现在上海，一些很听话的人也会出现在上海。上海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学者专家，政界枭雄，普通百姓，文员白领，顶级富豪……雍和说，上海有几重精神，有移民进取的精神，也有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以前说这里是人间乐园，可以敢想敢做，但结果可能是一败涂地，也可能是一夜成名。雍和生活在这无限可能中，他的照片无所不包，从这个城市的高层政治、经济、文化圈到最底层的生活情境；从政治家、大亨、明星到一文不名的百姓。那些人脸上复杂的表情被雍和牢牢抓住，交织在这座城市的复杂表情中。照片后面，有雍和的洞察力和深刻性。
比起画面，雍和每一幅图片的说明更引人注目。他的说明除了有五个W的新闻要素外，更有大的背景的交待。比如1988年他拍摄的《等待签证》，说明这样写道：“1988年，上海淮海中路，美国总领事馆，等待签证的人们。1985年，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开始允许自由地自费留学。早期向中国自费留学生开放的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日本等。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颁布，对因私申请出国受理方法进行改革，公民因私出国人数开始大幅上升。1985年，上海批准因私出国6550人；1986年10067人；1987年20261人；1988年64056人。”他2006年拍摄的《上海摩天楼》的说明是：“2006年12月4日，建设中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日日增高，不久就要超过一旁420米的金茂大厦，最终达到492米，成为上海新地标。上海高层建筑早就超过5000多座，位居世界第一。”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雍和在浦东民政婚姻登记处拍照，那天上海共有7189对新人登记结婚。他了解到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登记结婚人数最多的一天。但到了当年十月，已经有100多对提出离婚……
雍和的数字都不是随随便便来的，而是到权威部门了解核实后写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讲，看雍和的说明如同在看一部社会学历史。
雍和说：作为一个摄影师，身处上海这样一个城市，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还在注意一些枝节的东西，就实在对不起这个时代了。
摄影要勤劳
雍和说他身上有农民的血液。农民的血液里最重要的就是勤劳。
雍和的父亲出生在四川农村。虽说是渠县的一户小地主，但和农民也差不多。父亲从小爱读书，读小学时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到镇上读书。父亲大学上的是中央大学，后来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7年，父亲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解放后回国，在上海社科院搞了一辈子经济理论研究。雍和的父亲现在90多岁了，还勤劳着，和他80多岁的母亲两个人过。
父亲的勤劳遗传到雍和这里。雍和说自己没什么杰出之处，只是做事勤劳。雍和17岁插队到上海崇明岛“前进农场”，插秧、挖土、割麦、摘棉花、没有他不会干的，玩命也要干好。一年到头，田里总有东西种，不得休息。那里锻炼了人的意志力，不可能完成的事都变成了可能。100多斤的粪水，挑起来赤脚走在泥泞细窄的田埂上，一走就是几里路。小时候，家就是雍和的避风港。下乡后，什么优越感也没了，几百个人的连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24小时在一起。这段经历，让雍和学会了和人相处。
在农村干了八年，雍和想必须回上海了。他想只要让他回到上海就是卖咸菜、清洗大街也干。那时对他，上海就像天堂。
回到上海，雍和做了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早班车，凌晨一点多钟起床，去了要给车清洗、帮司机料理杂事、领车票，冬天还要用热水把车暖了。四处透风的公交车，冬天把他的手全冻坏了，而夏天热死。就是这样，他也要做一个好的售票员。那时上海的公共汽车要挂牌的，雍和工作一个月，他的车就挂上了“创新风车”，干了三个月就被调到工会搞宣传。
雍和说，这段经历当中有很重要的东西，对自己后来观察社会非常有帮助。
摄影原来可以记载历史
雍和一直找这样的东西进行记录：在社会和历史的坐标中有它的位置。一件事情，如果和大的时代、社会背景没有关联，只有好的影像，那也只是玩玩感觉而已。和许多成熟的摄影者一样，雍和拍东西早已不会单单从影像上考虑。
但最早雍和也走过沙龙的路，也把黄金分割、明暗对比、诗情画意的美，当作摄影的最高境界。还有一个境界就是获奖，1992年之前，雍和参加的比赛很多，当时只要得一个奖，全国的摄影界就都知道你了。
1985年上海有个七人摄影联展，雍和的几张照片引人注目，都是些诗化主题、指向不明确的照片。只要合他心意，他可以随便改变时空和事实；为了效果，可以把天空压得和墨一样黑；凭空起标题，有一张照片起名《弱反差》，画面是农民的一双脚和女青年的一双脚；另一张是老人的白发后脑勺，逆光，叫《默默地燃烧》。那时雍和希望别人认为他是艺术家，他不知道摄影除了追求美还可以干些什么。
很快，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果还有人夸“雍和你的照片真美”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是在骂他了。
1988年的北京国际摄影周触动了雍和。雍和至今感谢杨绍明，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候给中国的摄影者提供了摄影启蒙。阿兰·德龙来了，瑞宁格来了，罗伯特·普雷基来了，近百名中国摄影者和外国摄影师一起分组采访，作品接受他们的评点。这是中国摄影者第一次大规模近距离接触西方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雍和惊喜地发现：摄影原来有这么大块的天地，摄影原来可以记载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末，整个时代也有了明显变化。从国际摄影周回来，雍和遇到了一个机会：作家韩少功领着一帮人到海南创办《海南纪事》，摄影家林钢去做副主编。上海是中国变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林钢希望雍和能为他们的杂志提供照片并为之在上海组稿。
如果说，国际摄影周给了雍和启蒙的机会，《海南纪实》就给了他实践的机会。那本杂志的上海照片大多是雍和拍的。他寄去稿子，什么用出来了、什么退回来了、什么登出来有了反响、什么尽管用了也效果不好、照片怎样配合文章……尽管那时印刷很差、排版也不讲究，但从它呈现的内容、从反馈中，雍和知道了与时代紧密相扣的照片最受欢迎。
这时一些西方媒体也向雍和约稿了，这又是很好的训练。雍和很注意对方对自己图片的反应——喜欢什么、怎么采用、怎么编辑。他要求对方，假如采用了，稿费可以不急，第一步先把刊物寄来。
雍和的摄影开始有了明确的倾向：拍出影像上要好、更要有内容的照片。有些朋友这时却说，雍和你的影像退步了，不好看了。所谓“退步”就是影像不“艺术”了，不赏心悦目了。雍和不以为然。挂在客厅的甜美照片和在媒体上传播出去完全是两回事，功能和目的都不一样。看照片有不同的标准，很少有这样的照片：印在报纸或历史书上和挂在家里同样好看。现在他只想告诉人家这张照片里传达的内容以及自己的观点，至于这张照片美不美，已经不是他首要的考虑了。
当然最初在摄影中学到的东西都成为很好的基础。早期在摄影技艺上的追求和后来对内容的追求并没有完全割裂，对光影的感觉是情不自禁的。在现场，雍和潜意识里仍不会放弃寻找光影瞬间和构图，只是不会像过去那么张扬唯美。在他看来，片面追求唯美的沙龙形式，会牺牲照片内容上的信息量和历史感。
雍和承认受过布列松影响。但他现在这样看：布列松是一个技术型的摄影家，他更大的成就在炉火纯青的影像能力上，经营画面视觉元素间的关系多过、也好过处理画面里人和社会的关系，所以他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记录者。
一张照片是否和历史有关联考虑最多
按快门前，雍和只会在意一件事：这个人、这件事与时代背景没有本质关联？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有无意义？时代的背景和框架是雍和拍照的重要出发点。最好的照片就是，今天看是新闻，到以后就成了历史。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成为历史。好多照片是速朽的，像蹩脚快餐，可以填饥解馋却没营养。
以前，雍和是要一张纯粹的图片，只要一点不计其余，现在雍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片的关系上。他考虑得更多的是照片如何和历史结合，假如照片不能提供更大的时代背景，影像再好他也会舍弃掉。雍和到了现场，“咦？这个有意思！怎么会这个和那个在一个场景里出现？”他会尽量把看着零碎、无关的事物放在一起，表现他对事物的看法。他喜欢有景深的图像，尽量不用大光圈。只有十厘米的景深能容纳什么？如果从一米到无限远都是清晰的，信息量会成多少倍地记录下来！
雍和反感照片冲击眼球、抢人家视觉的拍摄手法。所以我们看到的雍和的照片更多的是环境、细节、情绪、信息量、趣味点，它们互相渗透，具有了很大的容量。这些组合把时代高速变迁中的种种细节微妙地传递出来，没有所谓视觉冲击力，却显示出摄影者的洞察力和深刻性。雍和的照片让人的眼睛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停留，耐看，成为雍和作品的一种品质。
2005年初，全球纺织品市场全面取消进口配额限制。3月8日，雍和采访一个纺织品展，看到几个人手拿“我是工厂我怕谁”的广告牌，他拍了下来。这场景反映了国内纺织业狂妄自满的心理：我们有劳动力优势，有原料来源优势，配额既然取消了，那么我们愿意生产什么，市场就接受什么。半年后时局大变，欧盟、美国等都提出反倾销，好多国家重新设置关卡，重新设限中国进口的配额。雍和拍摄到皮革制鞋的展览会上，浙江皮鞋商对国外厂商代表敬如上宾，完全是另外的姿态。半年前我是老大、我是爷，半年后别人变成爷了。两个画面交代了一个经济贸易战的过程。影像就是这样反映时代的。雍和说，今天的很多画面再过十年、二十年，也可能会变成非常可笑的事情。
2005年10月18日，巴金去世第二天，雍和是进入巴金家中的少数记者之一。他拍摄了一张巴老家中小狗在主人遗像前久久不离去的场面。雍和知道巴老喜欢小动物。有个作家曾和巴金说起过自家的狗：文革时主人受到冲击，小狗对着造反派就冲上去，结果被打死。当时巴金说：我还不如那条狗呢，狗在关键的时候还知道要保护主人，我在关键时却没把小狗保护好。“文革”中巴老入狱前把狗送到医院，结果那条狗被解剖了。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雍和想到这些故事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巴金的反思、忧虑、人道关怀和人格力量远远高过其文学的价值。后来追悼会、骨灰撒向大海，雍和都去了，但他自己更喜欢这张照片。有时候，安静、沉默的东西，反而更有力量。
雍和每一次的拍摄都不是简单记录。他拍摄年轻人生活，上海城中各类派对、抱抱团、选秀……热闹的表象之下，雍和看到的是年轻人对交往的渴望——独门独户、独生子女，这样的城市其实是冷漠的，人心是孤单的。雍和觉得有必要把这些画面留下来，任将来的人去判断：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也许觉得天经地义，都有可能。
摄影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
雍和早已意识到拍照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他说自己知识的获取95%来自摄影之外。他的生活也不是围绕着摄影转。这个圈子太小，他重视大众传媒，更关注自己东西能否留得住时代的痕迹并且传播出去。他愿意让各阶层的人因为看了他的照片而知晓一些事情，更希望让以后的人了解从前。比起一个纯搞影像的人的看法，搞社会学或研究历史的人的看法、读者的看法，他会更重视。
雍和是一个以记录为己任的人，是一个观察哨，是一个传令人、一个历史工作者。雍和为自己的图片能被更多人关注而感到欣慰。
2003年，几个年轻作者出了一本书《向上海学习》，里面用的100多张照片几乎全是雍和的。这本书在上海卖得很好，但书出版时照片却没有雍和的名字，照片印得也不大，影像层次也没有画册那么好。虽然有些遗憾，但自己拍的照片能被这样传播，雍和很安慰：借助那些照片为大众解读一段历史，他非常有成就感。
当他看到一些书没有用照片，有些为它遗憾，比如看到那本反映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热点、难点的好书《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雍和就想：我有照片可以给他们用，用了照片这书会加分的。
2001年，上海作家王唯铭与雍和共同出版了《游戏的城市》。王唯铭在“自序”中说：“让我由衷地感谢雍和先生。他欣然接受了加盟本书创作的邀请。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感受力和表现力的摄影家，他用自己独特的影像语言阐述了对城市生活的看法，他将那些在我们身边倏忽飘过的男女深刻地捕获并且固定。常常地，他的影像语言表达了与我文字相反的观点，我们的对立也恰是对相同世界的不同理解。我深信，当未来的人们如果还有兴趣在某一个时刻拿起本书时，他们一定会忽略书中的文字，而将目光牢牢地投注在雍和先生的照片上。”
目前每年至少100家国外报刊采用雍和的图片。雍和说，假如他把这些照片都束之高阁，这世界上就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今天的上海发生了什么事。
与雍和同时代的上海摄影家陈海汶说：“每一次看雍和的片子，都觉得是在读一本社会学方面的书。他的每一张片子都能展开一个故事、展现社会的一角。我想象我要是离开地球一年，但我只要读懂雍和的片子，照样可以了解这个社会发展的脉络。”
上海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上海因为时空的关系被人瞩目。雍和认为自己还是漏掉了这个进程中的好多东西。毕竟一个人的眼光和精力、机会有限。对“雍和已经无法避免地成为上海一座摄影的里程碑”，“雍和是上海最优秀的摄影者”这样的说法，雍和并不认同。他认为说这话的人，还是不了解大变革中的上海之丰富。虽说哪个人比他做得更强他不了解，但在上海搞摄影，“达到一个高度完全是有可能的。‘里程碑’也许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也许这不是一个人，是几个人。”
对各种各样的荣誉，雍和认为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在上海这样的码头，这些能算什么荣誉？
守望上海一步不挪
雍和守望着上海，一步不挪。有时候偶尔离开上海，办完事就急着回去，他在外面呆着心不安，在上海心就安了。他怕有什么事情被他错过了，怕万一有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他目的明确：“地域上永远以上海为中心，以平民视点和记录变化作为对新闻、对社会的两个最基本的切入点。”
雍和甚至认为自己不活跃、木讷、保守、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个性也是一种优势。台湾同行和雍和说过一个故事：采访台湾原住民很难，有一个摄影记者却很善于和人打交道，他就能进去，进去了还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进入很私人的空间。但他往往忘了自己的角色，常喝得酩酊大醉，下山了、清醒了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拍到。雍和不会花更多时间浪费在没有用的交际上，他只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来冷静观察和拍摄。他不会见面熟，和被摄者总有距离。保持一定距离也许能更接近他的本质、看到他和周边的关系，这个距离不仅指物理的距离，更是在思维的距离上。
雍和做事很有原则，一张照片换个人头啊、换个背景啊，他不会这样做。连这些技术他都不会接触。
雍和对纪实和新闻摄影有这样的期待：10年、20年，30年，不停息地记录中国历史，完整地给后人带来回顾历史的画面。图片应该放在做史料这个角度来看才会有价值。这个任务，需要一群有自觉性的摄影者共同完成，而且应该是不同点、不同角度。一张照片是谁拍的不重要，如果它记录了让人难忘的一幕，一提起来大家都说“太好了”，这张照片肯定就是好照片。
雍和偶尔会享受上海的生活，有时他会在酒吧里的一个清静角落，在咖啡醇香中处理照片，发发E-mail……有时他也会沮丧：我以记录这个时代为己任，但她似乎并不热情拥抱我……
雍和在黄浦江两岸穿梭，有人叫好与无人喝彩对他来讲早已没什么影响。雍和拥有一个好的记录者应有的品质：温和、诚恳、渐进、精神内守、包容广大、万人如海一身藏……多年前，我曾用形容行星运动定律的发明者约翰尼斯·开普勒的话来形容雍和：“在我们这个令人焦虑和动荡不安的时代，难以在人性中与人类事务进程中找到乐趣。在这个时候，想起像开普勒那样崇高而淳朴的人就特别感到欣慰。”雍和就是我们想起来便心安和欣慰的人。
编者手记
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坐在上海文新大厦40层的大厅里，我捧着雍老师的iPad，翻看他不久前亲手精选、整理出的700多张照片。那些从近30年的上海发展进程中截取下来的画面，涉及民生、经济、文化领域的大事小情，配上体例相同的图说，让我感觉像在读一本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历史题材小人书，不觉中就过了午饭时间。
几个人从旁经过，停下来看了几幅新近拍的照片，其中一位开口向旁人介绍：“雍和，摄影家呀！上海重大事情他不会落的呀！”而这位，是《文汇报》摄影部主任徐晓蔚。
一个多月前，雍和调到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图片中心，但仍然负责《新民晚报》的《快门快语》栏目。十多年来，他在几家报刊都开有图文专栏，一幅摄影作品，配以五六百字的文字。胶州路大火之后的那期，雍和选择的是一幅《沉痛》，内容是楼前捧花悼念的群众。上周，上海雾走霾来，雍和的文字结尾是：“今天一早，我走过衡山路，梧桐树上残叶犹在，而往年的这个时候，就只有树干了。（据气象专家分析）败也冷空气，成也冷空气。那么，我们就只能等北风南下，一扫残叶，一扫阴霾了……”
雍和认为，纪实摄影要记录社会和时代，要成为一个时代的索引，要见证社会的进步和倒退。摄影师按下快门时要把自己的主观看法，包括疑问甚至批判，都投射进画面中。从线索过滤、题材选取、截取角度乃至发表平台，摄影师都应该有更多摄影技术之外的思考。多年来，不单纯以新闻事件为看点，尽量选取处在历史节点上的画面去拍摄，写作文字必有感而发——雍和的立场和他的实践，使《快门快语》成为广受市民好评的栏目。
雍和把今天的上海比作一列高速疾行的列车，会有转弯、有坡道，甚至也会有红灯……他自觉有兴趣、有责任继续拍摄下去，直到自己退休，直到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平缓如欧洲。在一个快节奏、媒体日益娱乐化的时代，他知道坚持负责任地记录要耐得住寂寞。但他也坚信：检验纪实摄影价值的标准不在影像市场，而在教科书、历史书、博物馆和档案馆。
相较于雍老师丰富的记录，杂志一篇稿件的容量实在太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想用密布照片的一页版面，向这位上海的记录者致敬，同时守望更多城市的记录者。
李笑天
2010.12.15
摄影师简介
雍和，1956年生于上海，现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图片中心副主任、《新民晚报》首席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1985起历任《中国城市导报》摄影记者、《青年报》摄影记者、摄影部主任等，及《新民周刊》视觉总监。被评为1985年上海市青年艺术十佳，曾获1991年“中国十年巨变”摄影比赛金奖、2002年上海市范长江新闻奖、2004年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年赛金奖等，多次担任上海国际影展等摄影活动评委。出版摄影集《边角料：2003-2006上海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