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挽歌的翻译，对我来说首先是出于“回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编选《最明亮与最黑暗的：二十家诺贝尔奖获奖诗人作品新译》时，我第一次读到它的中译本，即李笠翻译的《悼约翰·邓》，就深深地被它震动了.，可以说，这不仅是布罗茨基本人，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现代诗歌对我最有影响的诗作之一。
　　多年来，我时时想回到这首诗上来。而回到一首诗并真正进入一首诗的最好方式就是翻译。只是我手边的几本布罗茨基英译诗选都没有收入这首挽歌，直到最近我读到一本由移民美国的乌克兰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与人合作编选的世界诗选，我一眼就看到了这首诗。我又回到“早年的爱”了。
　　因此，我对这首挽歌的翻译，如按本雅明在《译者的使命》中的说法，完全是出自对“生命”的“不能忘怀”。当然，就翻译本身而言，也是出自语言本身的“未能满足的要求”。至于一位俄国年轻诗人（布罗茨基是在23岁时写下这首诗的！）为什么会为一位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献上这首挽歌，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布罗茨基生性叛逆，早年从高中退学以后边打工边写诗，并自学波兰语和英语，尝试翻译了米沃什、约翰·邓恩（John Donne.15 72-1631）等波兰语和英语诗人的诗。后来在一次访谈中他也谈到过邓恩对他的影响，说从邓恩那里，他学到了诗歌的结构，陌生化技巧，学到了在观察生活和世界时所采取的态度，等等。这些，我们在他的这首挽歌中都可以一一感到。
　　而在翻译这首诗时，我还不时想起了约翰·邓恩自己的一句名言：“全体人类就是一本书。当一个人死亡，这并非有一章被从书中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一种更好的语言。”
　　布罗茨基就是一位对生与死、对存在与虚无进行“翻译”的非凡诗人！据他的早年诗友耐曼回忆，临近1962年，布罗茨基“开始用自己的声音讲话”（这一年他写出了《黑马》），1963年，他完成了这首约翰·邓恩挽歌，而到了1965年，他们拜以为师的阿赫玛托娃“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师级的诗人，而我们都不知晓”。
　　的确，任何有着特殊敏感的读者读了这首挽歌，就会感到“一个大师级的诗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最主要的事情是构思的宏伟”，当年阿赫玛托娃在给布罗茨基的信中，还曾提到布罗茨基自己的这句话。而这也正是这首伟大挽歌首先給我们的印象。一种非凡的构思、想象力、悲剧意识、精神视野和诗歌技艺！首先是他非常大胆地列举了一长串几乎无穷无尽的物品的“睡”。这让人联想到洛尔迦的那首伟大挽歌《伊.桑·梅希亚斯挽歌》，它的第一章就很惊人，一连串穿插了近三十个“在下午五点钟”。奥登当年在为布罗茨基诗选作序时，也曾特意提到这一点：“在他的长诗《献给约翰·多恩的挽歌》里，‘睡’这个词出现了——如果我数得准确的话——五十二次。这种重复很容易令人不快，有做作之嫌;事实上，它被完美的技巧修饰了。”（奥登：《约瑟夫·布罗茨基诗选序》，程一身译。）
　　而这，还不单是写法上的大胆，这出自一首悲痛挽歌的内在要求。也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随着列举的物件在增加，随着诗行在增多，形成了一种内部的力量，所捕写的范围很自然地扩大开来，从房问和近处，扩展到全世界。”（《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20-90年代主要作家》，谢·伊·科尔米洛夫主编，赵丹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这就是说，这首挽歌不仅是献给一位诗人的，也是宇宙性的。它不仅气象非凡，包容了宏伟而深远的悲伤音乐，也充满了为我们一时难以穷尽的精神内涵。或者说，它会再一次强烈地启示我们：何谓诗人，或诗人何为。
　　我的翻译依据的是克莱恩（ Ceorge L - Kline）的英译本。克莱恩是布罗茨基诗歌最早的译者之一，1973年就出版了布罗茨基诗选。
　　2018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