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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同种的文化导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都在预示着“香港病”正向我们袭来。香港企业今天的问题，很可能大陆民企明天就要集中面对。
英军占领香港之初，因天气潮热又穿着密不透风的皮靴，许多人足部红肿，奇痒难当。于是此病就以“香港脚”命名。内地本来惯于穿布鞋，对此知之甚少。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领略着香港丰富物质狂潮的同时，也顺带知道了“香港脚”这样一个毛病。
而今天，我们看到比“香港脚”要凶猛许多的另一种“香港病”。
香港的企业比大陆大约早起步30年，以李嘉减为代表的商业大佬被大陆的创富者当成神来膜拜，他们的传奇故事在江湖上被一遍一遍地传颂。但近两年来，香港企业家们的丑闻一下密集爆发。
新鸿基郭氏兄弟反目，不仅争产，还自曝内幕搞得要身陷囹圄。被视为楷模的霍英东家旅也在他放去六年后爆发夺产风暴。一系列事件把香港富豪圈搅动得风起云涌。更令人感慨的是，当争产事件把人们的眼光聚焦到大亨们的财富上时，这些巨额财富的来龙去脉也开始在我们眼前褪去神秘，显露真相。富豪们官商勾结、垄断获利的事实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热衷投机的商业本性、势利商人的面貌越发清晰；造富的辉煌履历中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物极必反。过分追求财富，必然失去一些东西；过度追捧商业大佬的财富传奇，就看不到他们身上的“富贵病”。不依靠原创核心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仅凭借时遇和投机，财富虽然可以快速聚集，但始终不可能成为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且，在华人家族企业的传统财富观影响下，这些财富未来的归属和可延续性，都要被打上一个问号。
香港已病，内地无法置身事外。同文同种的文化导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都在预示着“香港病”正向我们袭来。香港企业今天的问题，很可能大陆民企明天就要集中面对。甚至于一些企业已经染病而不自觉；或者有一些企业，是已看到了病征，却甘愿“饮鸩止渴”。
病态的财富观
“在可能的情况下，占有更多(资源和权力)”。这就是华人财富观的主旋律。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让他们失去一点点财富和权力都会感到惶恐不安，只有占有才能带来尊重。只有控制才能保证安全。
财富，是霸占的首要目标。都说艺术源自生活，香港本地的豪门夺产风波，只怕比TVB剧更精彩。香港富豪大抵妻儿众多，虽然几百上千亿的遗产平分也够大家花天酒地一辈子，但占有欲始终潜伏在每一个继承者的心中。一旦发病，轻则亲人反目成为媒体谈资，重则身败名裂亿万家产化为乌有。
占有欲是天生的，这让未雨绸缪变得更加重要。偏偏中国人“生前不谈身后事”。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49％的受访香港富豪，均没有视财产传承作为须优先处理的问题；54％香港富豪并无订立遗嘱，远高于全球平均数23％。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家族企业频繁曝出遗产争夺纠纷并不足为奇，有些甚至在遗嘱已定的情况下再起龃龉。
除了财富，权力是另一个被占有欲严重侵袭的对象。首先是家族成员霸占权力不给外人。他们人数不多，但牢牢掌控公司的一切，股权、管理权、投票权……一个外人哪怕再忠心耿耿、再亲密无间，想进入核心权力圈都是天方夜谭。
其次是老子霸占权力不给儿子。老子往往是企业创办人，他们是真正的大佬，独掌大权几十年，即便已古稀高寿，也不愿真正放权。在长辈高压之下，没有实权的后代继承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畏首畏尾，活在大佬阴影之下，心智磨灭，即使日后接班也难有更大作为；二是心高气傲，叛逆行事，在与大佬对抗之中更易做出过激之事，一旦接班，往往令企业改天换日风云突变，企业延续性将大打折扣。
有人说，大陆民营企业主没有香港那么多妻儿，这争权夺产之事算不得什么烦恼吧?事实上，这病态的财富观华人皆有之，归根结底影响的是家族企业传承大计。香港集中发病，是因为香港企业家年事已高，不得不交班。在2012年中国新财富500富人榜上的一半人士年龄在50岁以上，各家族的长子辈平均年龄也达到35.7岁。在一些年龄稍大的企业家中，“香港病”已初见端倪。况且大陆的法治环境比香港恶劣许多，一旦“香港病”在大陆爆发，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只有投机商
香港繁荣的贸易掩盖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现象：这里并没有多少高附加值的产品输出。尽管服务业和旅游业高度发达，但企业和富豪一旦在某个领域完成积累，就会迫不及待地把触手伸向那些投资回报率更高、盈利周期更短的项目。他们对于利差的敏锐嗅觉超乎常人，逐利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潜在意识，因此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以商人的面貌出现，而非企业家。
《亚洲教父》的作者乔·史塔威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的本地教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从事房地产业，一类从事银行业……这里的房地产价格一直非常昂贵，而且波动相当大，投机的回报率也很高，房地产因此一直是大多数大亨的财富来源。”在2011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排行榜中，前十位的富豪里，有九位是以地产为主营项目或涉及地产生意的。在香港，如果不从事地产或金融等投机生意，你很难做大做强。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从事实业的香港企业主。在具备一定实力后都想染指地产的原因。
资本天生带着逐利的本性，投机对于商人来说，本来也无可厚非。只是华人经商，历来是精于计算，轻于创造，大陆民企的投机之风，只怕不输于香港。福布斯2011中国内地富豪榜中，房地产业也贡献了1／4的富豪。可见投机房产，对香港与大陆的商人都是首选。
只是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投机始终算不上是“核心竞争力”。染上“投机病”的企业，虽有一些“身不由己”，但尝到甜头之后却“乐不思蜀”，无法自拔。若不早日诊治，难免就会病入膏肓。温州老板“跑路潮”至今记忆犹新，在2011年4月至9月的30个“跑路”老板中，其中27家企业与民间借贷有关，所得贷款大部分用于炒楼和对外放贷，最终积重难返，回天乏术。
没有商业模式，垄断就是一切
香港尽管宣称自己是世界上自由经济市场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那只是在终端市场的繁荣假象，在资源型产业和服务业中，随处可见卡特尔的影子。而垄断也是投机的并发症，一旦在某个资源和服务行业中获得垄断权力，核心现金流就开始源源不断流入富豪的腰包，并支撑他们完成更大的投机生意。 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理查德·斯马兰奇教授曾说：“香港没有反价格固定法，也没有反卡特尔法，实在令人惊奇。”几乎所有由超级大亨控制的香港主要商业事务都有卡特尔的特征——房地产、港口、能源、建材、零售连锁。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研究，发现新落成住宅物业及超市货品市场的竞争很小。70％新落成的私人楼宇来自七家地产商，55％来自其中四家。超市是另一个无竞争的行业。根据消委会1994年11月发布的《香港超级市场业报告》，百佳及惠康两家超市共同拥有70％的市场占有率。百佳属和记黄埔旗下，而惠康则由英资的怡和，香港置地拥有。1997年中华煤气公司的燃气销量占燃气总销量的74％，同时由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中华煤气公司的盈利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占平均价格的16％，上升至1996年的46％。
换句话说，香港这些最赚钱的公司，并没有值得称奇的商业模式，最高效的商业模式就是垄断。陈方安生在担任前港英政府政务司司长时，曾对在金融危机期间做出古怪行为的垄断巨头们提出严厉指责。李嘉诚对此的反应是：如果监管机构对他视为最佳利益的“业务”采取行动，那么他会把他的资金撤离香港。事实上这种威胁只是一种老套路，他几乎不可能离开在房地产、电力以及港口上的统治地位，去更开放的市场竞争。一旦失去这些稳定且巨大的收益，他的帝国将难以维系。
对香港垄断最大的威胁来自上世纪末期官方对通信业所颁布的撤销管制规定。有趣的是，这导致了大批巨头迅速涌入通信业市场，毁坏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这也表明了大亨并不习惯在真正的竞争环境中运营。
对于大陆民企来说，垄断简直是他们最想染上的“香港病”了。只可惜国企凶猛，内地民企想垄断也难。
那些见不得光的病：灰色地带的游走
如果说投机和垄断是附在香港大亨身上的肿瘤，那肿瘤的养分，就来自那些“见不得光的病”。
长久以来，香港大富豪总是作为正面形象被宣传和树立，他们创业致富的故事一遍遍地成为励志教材。然而，楷模们造富的辉煌履历中却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与政府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经营道路上的“擦边球”和“灰色路径”，这些在灰色地带行走的行为，确保了大佬们能一次次在风生水起时占领先机，在暗流涌动时躲过危机。
仅过去三个月，就有三位排名香港富豪榜前十的人物被控告或定罪，这样高的比例和密度，连内地“问题富豪榜”也甘拜下风。在香港，地产商和政府的隐秘关系并不是什么新闻，很多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冒很大的法律风险，就能从政府那里获得丰厚的利润。1999年，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在未通过竞标的情况下就获得了开发香港一块有巨大价值土地的项目。此后，政府出台了几个新的基建方案，主要受益者都是大开发商企业。那些占据立法委员会“功能选区”席位的大亨代表(他们不是被公选出来的，而是按工业拥有的)，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来维护其后台利益。
在股市上，通用的规则同样不适用于大亨。当和记于1985年接管港电集团之后，李嘉诚被免除了公开要约，尽管超过了35％股权的底线。上世纪90年代，李嘉诚为他的互联网子公司tom.com赢得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他允许tom.com在其股票首次发行的6个月内发行新的股票；还允许大股东在6个月之后就可将他们的股票抛出，而法定是两年之后。tom.com公司的经历使李嘉诚公认的情人周凯旋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
这些“见不得光的病”，凭心而论，大陆这边有过之而无不及。十二年间有24位曾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内地富豪相继落马入狱。暴利走私、金融诈骗、财务作假、内幕交易、行贿受贿，内地富豪涉案的领域和范围之广，确是香港企业无法企及的。如果把香港“见不得光的病”称为“灰色病”，那么大陆已经赤裸裸地劣化到了“黑色病”的程度。
换句话说，“灰色病”在香港被称之为病，而大陆民企在“灰色地带”的游走则已经成为常态。唯一可以为大陆民企辩白的是，香港的“灰色病”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大陆的“灰色病”，往往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英军占领香港之初，因天气潮热又穿着密不透风的皮靴，许多人足部红肿，奇痒难当。于是此病就以“香港脚”命名。内地本来惯于穿布鞋，对此知之甚少。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领略着香港丰富物质狂潮的同时，也顺带知道了“香港脚”这样一个毛病。
而今天，我们看到比“香港脚”要凶猛许多的另一种“香港病”。
香港的企业比大陆大约早起步30年，以李嘉减为代表的商业大佬被大陆的创富者当成神来膜拜，他们的传奇故事在江湖上被一遍一遍地传颂。但近两年来，香港企业家们的丑闻一下密集爆发。
新鸿基郭氏兄弟反目，不仅争产，还自曝内幕搞得要身陷囹圄。被视为楷模的霍英东家旅也在他放去六年后爆发夺产风暴。一系列事件把香港富豪圈搅动得风起云涌。更令人感慨的是，当争产事件把人们的眼光聚焦到大亨们的财富上时，这些巨额财富的来龙去脉也开始在我们眼前褪去神秘，显露真相。富豪们官商勾结、垄断获利的事实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热衷投机的商业本性、势利商人的面貌越发清晰；造富的辉煌履历中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物极必反。过分追求财富，必然失去一些东西；过度追捧商业大佬的财富传奇，就看不到他们身上的“富贵病”。不依靠原创核心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仅凭借时遇和投机，财富虽然可以快速聚集，但始终不可能成为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且，在华人家族企业的传统财富观影响下，这些财富未来的归属和可延续性，都要被打上一个问号。
香港已病，内地无法置身事外。同文同种的文化导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都在预示着“香港病”正向我们袭来。香港企业今天的问题，很可能大陆民企明天就要集中面对。甚至于一些企业已经染病而不自觉；或者有一些企业，是已看到了病征，却甘愿“饮鸩止渴”。
病态的财富观
“在可能的情况下，占有更多(资源和权力)”。这就是华人财富观的主旋律。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让他们失去一点点财富和权力都会感到惶恐不安，只有占有才能带来尊重。只有控制才能保证安全。
财富，是霸占的首要目标。都说艺术源自生活，香港本地的豪门夺产风波，只怕比TVB剧更精彩。香港富豪大抵妻儿众多，虽然几百上千亿的遗产平分也够大家花天酒地一辈子，但占有欲始终潜伏在每一个继承者的心中。一旦发病，轻则亲人反目成为媒体谈资，重则身败名裂亿万家产化为乌有。
占有欲是天生的，这让未雨绸缪变得更加重要。偏偏中国人“生前不谈身后事”。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49％的受访香港富豪，均没有视财产传承作为须优先处理的问题；54％香港富豪并无订立遗嘱，远高于全球平均数23％。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家族企业频繁曝出遗产争夺纠纷并不足为奇，有些甚至在遗嘱已定的情况下再起龃龉。
除了财富，权力是另一个被占有欲严重侵袭的对象。首先是家族成员霸占权力不给外人。他们人数不多，但牢牢掌控公司的一切，股权、管理权、投票权……一个外人哪怕再忠心耿耿、再亲密无间，想进入核心权力圈都是天方夜谭。
其次是老子霸占权力不给儿子。老子往往是企业创办人，他们是真正的大佬，独掌大权几十年，即便已古稀高寿，也不愿真正放权。在长辈高压之下，没有实权的后代继承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畏首畏尾，活在大佬阴影之下，心智磨灭，即使日后接班也难有更大作为；二是心高气傲，叛逆行事，在与大佬对抗之中更易做出过激之事，一旦接班，往往令企业改天换日风云突变，企业延续性将大打折扣。
有人说，大陆民营企业主没有香港那么多妻儿，这争权夺产之事算不得什么烦恼吧?事实上，这病态的财富观华人皆有之，归根结底影响的是家族企业传承大计。香港集中发病，是因为香港企业家年事已高，不得不交班。在2012年中国新财富500富人榜上的一半人士年龄在50岁以上，各家族的长子辈平均年龄也达到35.7岁。在一些年龄稍大的企业家中，“香港病”已初见端倪。况且大陆的法治环境比香港恶劣许多，一旦“香港病”在大陆爆发，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只有投机商
香港繁荣的贸易掩盖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现象：这里并没有多少高附加值的产品输出。尽管服务业和旅游业高度发达，但企业和富豪一旦在某个领域完成积累，就会迫不及待地把触手伸向那些投资回报率更高、盈利周期更短的项目。他们对于利差的敏锐嗅觉超乎常人，逐利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潜在意识，因此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以商人的面貌出现，而非企业家。
《亚洲教父》的作者乔·史塔威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的本地教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从事房地产业，一类从事银行业……这里的房地产价格一直非常昂贵，而且波动相当大，投机的回报率也很高，房地产因此一直是大多数大亨的财富来源。”在2011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排行榜中，前十位的富豪里，有九位是以地产为主营项目或涉及地产生意的。在香港，如果不从事地产或金融等投机生意，你很难做大做强。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从事实业的香港企业主。在具备一定实力后都想染指地产的原因。
资本天生带着逐利的本性，投机对于商人来说，本来也无可厚非。只是华人经商，历来是精于计算，轻于创造，大陆民企的投机之风，只怕不输于香港。福布斯2011中国内地富豪榜中，房地产业也贡献了1／4的富豪。可见投机房产，对香港与大陆的商人都是首选。
只是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投机始终算不上是“核心竞争力”。染上“投机病”的企业，虽有一些“身不由己”，但尝到甜头之后却“乐不思蜀”，无法自拔。若不早日诊治，难免就会病入膏肓。温州老板“跑路潮”至今记忆犹新，在2011年4月至9月的30个“跑路”老板中，其中27家企业与民间借贷有关，所得贷款大部分用于炒楼和对外放贷，最终积重难返，回天乏术。
没有商业模式，垄断就是一切
香港尽管宣称自己是世界上自由经济市场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那只是在终端市场的繁荣假象，在资源型产业和服务业中，随处可见卡特尔的影子。而垄断也是投机的并发症，一旦在某个资源和服务行业中获得垄断权力，核心现金流就开始源源不断流入富豪的腰包，并支撑他们完成更大的投机生意。 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理查德·斯马兰奇教授曾说：“香港没有反价格固定法，也没有反卡特尔法，实在令人惊奇。”几乎所有由超级大亨控制的香港主要商业事务都有卡特尔的特征——房地产、港口、能源、建材、零售连锁。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研究，发现新落成住宅物业及超市货品市场的竞争很小。70％新落成的私人楼宇来自七家地产商，55％来自其中四家。超市是另一个无竞争的行业。根据消委会1994年11月发布的《香港超级市场业报告》，百佳及惠康两家超市共同拥有70％的市场占有率。百佳属和记黄埔旗下，而惠康则由英资的怡和，香港置地拥有。1997年中华煤气公司的燃气销量占燃气总销量的74％，同时由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中华煤气公司的盈利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占平均价格的16％，上升至1996年的46％。
换句话说，香港这些最赚钱的公司，并没有值得称奇的商业模式，最高效的商业模式就是垄断。陈方安生在担任前港英政府政务司司长时，曾对在金融危机期间做出古怪行为的垄断巨头们提出严厉指责。李嘉诚对此的反应是：如果监管机构对他视为最佳利益的“业务”采取行动，那么他会把他的资金撤离香港。事实上这种威胁只是一种老套路，他几乎不可能离开在房地产、电力以及港口上的统治地位，去更开放的市场竞争。一旦失去这些稳定且巨大的收益，他的帝国将难以维系。
对香港垄断最大的威胁来自上世纪末期官方对通信业所颁布的撤销管制规定。有趣的是，这导致了大批巨头迅速涌入通信业市场，毁坏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这也表明了大亨并不习惯在真正的竞争环境中运营。
对于大陆民企来说，垄断简直是他们最想染上的“香港病”了。只可惜国企凶猛，内地民企想垄断也难。
那些见不得光的病：灰色地带的游走
如果说投机和垄断是附在香港大亨身上的肿瘤，那肿瘤的养分，就来自那些“见不得光的病”。
长久以来，香港大富豪总是作为正面形象被宣传和树立，他们创业致富的故事一遍遍地成为励志教材。然而，楷模们造富的辉煌履历中却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与政府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经营道路上的“擦边球”和“灰色路径”，这些在灰色地带行走的行为，确保了大佬们能一次次在风生水起时占领先机，在暗流涌动时躲过危机。
仅过去三个月，就有三位排名香港富豪榜前十的人物被控告或定罪，这样高的比例和密度，连内地“问题富豪榜”也甘拜下风。在香港，地产商和政府的隐秘关系并不是什么新闻，很多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冒很大的法律风险，就能从政府那里获得丰厚的利润。1999年，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在未通过竞标的情况下就获得了开发香港一块有巨大价值土地的项目。此后，政府出台了几个新的基建方案，主要受益者都是大开发商企业。那些占据立法委员会“功能选区”席位的大亨代表(他们不是被公选出来的，而是按工业拥有的)，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来维护其后台利益。
在股市上，通用的规则同样不适用于大亨。当和记于1985年接管港电集团之后，李嘉诚被免除了公开要约，尽管超过了35％股权的底线。上世纪90年代，李嘉诚为他的互联网子公司tom.com赢得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他允许tom.com在其股票首次发行的6个月内发行新的股票；还允许大股东在6个月之后就可将他们的股票抛出，而法定是两年之后。tom.com公司的经历使李嘉诚公认的情人周凯旋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
这些“见不得光的病”，凭心而论，大陆这边有过之而无不及。十二年间有24位曾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内地富豪相继落马入狱。暴利走私、金融诈骗、财务作假、内幕交易、行贿受贿，内地富豪涉案的领域和范围之广，确是香港企业无法企及的。如果把香港“见不得光的病”称为“灰色病”，那么大陆已经赤裸裸地劣化到了“黑色病”的程度。
换句话说，“灰色病”在香港被称之为病，而大陆民企在“灰色地带”的游走则已经成为常态。唯一可以为大陆民企辩白的是，香港的“灰色病”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大陆的“灰色病”，往往是生存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