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过西湖的人，大都会知道白堤、苏堤，进而会感念白居易、苏东坡给后人留下的荫庇，而要问起范仲淹为杭州做過什么，大部分人恐怕都茫然无闻。殊不知，范仲淹执政杭州时，也曾留下甚多德政。
　　范仲淹执政杭州初年，便遇上大灾，谷价飞涨至“斗钱百二十”。这时候，本应该平抑物价，范仲淹却发布政令：每斗谷增至一百八十钱，且让人到处散播这一消息。大家对此迷惑不解。不久，效果出来了：“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而随着运米船大量涌进杭州，谷价日渐回落，最后，“斗价一百，民赖以生。”此时，范仲淹才抖开了“包袱”：“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江浙再遭大灾，且比上次更严重，“道有饿殍，饥民流移满路”。按理说，作为杭州知州，范仲淹应该开粥棚，或休养生息。但他却采取了这样三项举措：一是赛龙舟;二是修寺庙;三是兴土木。大灾之年居然大张旗鼓赛龙舟？还大兴土木？有人上奏朝廷弹劾范仲淹。
　　朝廷很快派人来查办。范仲淹从容应对：大灾之年，饥民遍地，仅靠政府官廪救济，只能坐吃山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让灾民自己行动起来。而让灾民自己养活自己，就要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机会哪里来？组织划船比赛可谓一举三得：比赛要用船，主办比赛的商家就要拿出钱造船，造船就需要工匠;比赛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力，这样又给灾民开创了另一项就业门路;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拥而至看比赛，饮食、住宿、贸易等服务行业无不需要人力。同样，修寺庙、兴土木，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灾荒之年，工价便宜，此时搞建设，既节约成本又给灾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一旦市场搞活了，各地的粮食都会辐辏杭州，饥民何愁没有饭吃？
　　事实证明了范仲淹施政的正确：当其他州府饿殍盈野时，杭州却是“里巷康衢，垂髫怡然”。
　　就执政杭州的政绩看，范仲淹所做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白居易、苏东坡。所以不为后人所知，盖因他所做的一切，是一种隐形的政绩。但其治理的智慧，所产生的效用，乃至青史留名，同样不让白、苏。而无论是显性政绩，还是隐形政绩，皆源于当时治理的实际需要，皆是从根本上解民之所急所困所盼。做“看不见的事”，需要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
　　（薛钢摘自《中国剪报》2015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