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家中收藏的一些旧字画，总会涌起一种悠长的沧桑感和洇润的缅怀情。尽管友人说现在这些字画值些钱了，但我从没有这些想头，只是觉得在这些旧字画中积蓄了先辈那种雅致而高逸的人文遗韵。前不久，在一台文艺演出中看到梅葆玖的演出，不由得想起其父梅兰芳先生在抗战时期在上海鬻画为生的情形。
　　梅先生作为一代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大师，有着精湛的京剧造诣，系梅派旦行的创造者，他的表演典雅雍容、华丽细腻、颇有书卷气。其代表作为《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宇宙锋》、《天女散花》等。此种艺术风范和表演境界除了得力于他对传统的精深钻研、突破创新外，亦得力于他个人良好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吸纳。梅先生出生于名伶世家，其祖父梅巧玲不仅是清“同光十三绝”的名角，而且工于书法及鉴别古玩。其父梅竹芬虽英年早逝，但亦擅长书画及收藏。因此，梅兰芳自小耳濡目染，喜好书画。1914年梅先生经袁克文介绍与海派书画大师吴昌硕相识于上海，对吴的人品艺格十分崇尚，并请教画艺。尽管此时吴已年届70岁而梅仅20岁，但从此结为忘年交。以后梅兰芳每次来上海演出，都必登门拜访吴昌硕，并热情邀请老人观看演出。利用演出空隙，向老人学画问艺，虽未正式拜师，但执弟子礼甚恭甚勤。1920年8月梅兰芳来沪演出结束后，专程到吴府辞别，老人以一幅墨梅图送别，并题诗曰“画堂崔九依稀认，宝树吴剐约略谙。梅影一枝初写罢，陪君禅语立香南。”诗中将梅兰芳喻为唐代歌圣李龟年，可见老人对梅的赞誉。后来，梅兰芳还将自己的一些画作呈赠吴老，老人亦在画上欣然题诗。此时向吴昌硕学画的还有四大名旦中的苟慧生，因而当时海上有“吴门双伶”之称。想不到一代名伶的从师学画，日后竟会成为梅先生在抗战时的谋生手段。
　　
　　抗战爆发后，梅先生隐居于孤岛上海的思南路梅宅，为了表示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毅然蓄须明志，封箱停演。尽管当时的日本占领者对梅先生威逼利诱，但他依然罢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吃药引发高烧，显示了铮铮铁骨。但此时梅家的经济出现了困境，梅先生不仅要支撑家用，还有梅家班的同仁要维持生活。于是，梅先生就开始画画，并定期举办画展。本来当时上海的一些士绅老板及名媛淑女对梅先生在国难当头时所表现出的人格就极为推崇，且又了解梅家的窘境，于是大家慷慨解囊，订画踊跃。记得外公当年也曾买过梅先生的扇面及立轴梅花，他说：“此种资助既出于对梅博士的尊重，又顾及了梅先生的面子。”由此可见，双方在精神上是平等而互惠的。
　　资助帮困，是社会公德和人文传统，特别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此种风尚由来已久。就以吴昌硕1909年参与创办的豫园书画善会来讲，就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海派书画会，拥有钱慧安、高邕、蒲华、王一亭等2∞多人，其章程规定，凡在会所陈列书画出售者，钱款一半给作者，一半捐给画会，以做社会公益及救济慈善，而且要实行“公议”，不是会长说了算，从而将艺术协会与社会公益结合起来。又如1878年7月17日《申报》载：“书画作赈”，主要是资助豫鲁灾区，当时参加者是海派书画中最有名的张子祥、胡公寿、任伯年、朱梦庐、杨伯润、吴鞠潭、汤伯七人，他们组成见心社，书画执折扇，照润格7折发售，平均为二块银圆一件，一块银圆约相当于今85元人民币，当时的生活指数很低，一块银圆是很值钱的。所得润金全部赈灾。“得诸社会，还诸社会”是当时救济慈善的口号，体现了一种社会互助精神和社会共济信条。
　　当今社会也颇为注重救济慈善，关心弱势群体。从而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同舟共济的理念，但有些社会公益性的活动或慈善助困行为，似乎有炒作或做秀的影子。时常在电视上看到捐赠人将一张特大的支票给受助者，然后请受助者发言，无非是当面表示感谢或说几句赞美之言。有时这样的照片也赫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而笔者又常见有的受助者很尴尬，只得面挤笑容，结结巴巴地说几句。这不仅不尊重受助者的人格与面子，使受助者变为被施舍者，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这种做法也是精神上的不平等。本来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作为社会成员来讲，他们的人格是同等的，你资助帮困的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对你的肯定回馈，你也是一个受益者，而非是单一的付出者。这就是佛家所云的“观自在”，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因此，现在有不少资助捐款者都虚拟一个名字，可能就是出于这种境界，拒绝做秀与炒作。这就像当年外公订梅先生书画点红点时，绝对不留姓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