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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公私观
俞子林
1959年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市委接待处要我们书店组织一批书到开会的地方去供应服务。在会议间歇时间，许多中央和地方首长到我们设摊的地方来看书买书。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来了。只见周总理一面翻阅书架上的书，一面随手把歪倒的书扶正、理好。当他又拿起一本书翻看时，忽然发现书的封面、扉页上盖有“某某大学图书馆”的公章。周总理立即问站立在一旁的营业员：为什么有公家图书馆的书在这里卖？营业员答：这里供应的都是回收来的旧书，这本书就是图书馆多余的不需要的复本卖给我们的，我们再卖给读者，起到再利用的作用。周总理微笑着点点头，又说：那你们应当把公章去掉，或有个什么方法说明一下是公家处理出来的，否则买书的拿回家让人误会是公家的书呢！
后来，营业员向书店领导汇报了这件事，汇报了周总理的意见，书店便决定刻一枚“上海旧书店注销章”的橡皮图章，覆盖在图书馆的公章上。当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各地旧书店的同行后，许多地方的旧书店也仿效这个办法，刻了注销章。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确实反映了周总理公私分明，体现出他绝不容许任何人侵占国家和集体财物、化公为私的廉洁自律精神。
事实上，在那年代我们一般干部以至一般群众都是这样认识、这样做的。例如我们书店职工自己买的书，都会将买书的发票留在书内以示区别；个人写信什么的也绝不会用公家的信纸、信封等等，以廉洁奉公为荣、以占公家便宜为耻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一种风尚。
（作者为原上海书店经理）
陈毅市长关于鲁迅的“墨宝”
沈存步
我手头保存了一张1950年10月21日的上海《文汇报》，上有陈毅市长为“鲁迅先生逝世贝周年祭”而题写的手迹：
“要打吧儿落水狗，临死也不宽恕，懂得进退攻守，岂仅文坛闯将。”
“莫作空头文学家，一生最恨帮闲，敢于嬉笑怒骂，不愧思想权威。”
后来到了1952年2月4日，陈毅参观了上海虹口鲁迅纪念馆。
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凡参观者，最后离馆时要留下墨宝。当时陈毅同志写了20个字：“并世不识面，文藻实我师；遗宅频来访，凭吊更依依！”下款是“陈毅留言”，侧为日期：“一九五五年二月四日”。据了解此手迹一直珍存上海鲁迅纪念馆内。
从1950年到1955年，已时过五年，这说明陈毅对鲁迅是十分景仰的。到1957年3月陈毅又写下一首长诗。题目是《读时下杂文，因忆鲁迅，为长歌志感》。全诗也甚长，五言，掣白郑圆荒芤灰灰肌：迷诔乱闶杏衅淙模笕丝梢哉依匆欢痢?
不过，我以为首段还是可以抄录，让我们后人共赏之：
“我爱读杂文，鲁迅作者最。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甘为孺子牛，敢与千夫对。一生无媚骨，至死不饶罪。又加文辞美，讽刺有深味……”
重温陈毅同志之旧作，更将激发我们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
（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与潘汉年在香港秘密晤面
任嘉尧
1948年12月，香港。
那时，我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经上海严宝礼先生告知：友人王艮仲和葛克信在上海耽不下去了，到香港避难。为保密计，借用我的地址和电话作为联络点。凡有信件及电话当立刻转给他们在香港的寓所。
王艮仲先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之一，《中国建设》杂志主持人。葛克信先生，原上海社会局副局长，多次帮助《文汇报》排难解纷。
记得那天上午，我正在策划第一天的通讯版内容，忽然接到电话，是约我和王、葛晤见的。
地点：谷罗士打行大厅大钟下的沙发座。
时间：当天下午三时正。饮下午茶。
我问来人尊姓，对方说“姓倪”，并说你也一起参加。
我急忙赶到半山他们的住处，说明情况，告知电话内容。
下午二时三刻，我和王艮仲、葛克信如约在指定晤面处等待。
三时正，西装革履、风度潇洒的“倪先生”准时来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与王、葛低语细声，对上海的状况作进一步了解，并商定今后的联系方法，还布置一些任务。
事后，我还在报上刊登一则简讯：王艮仲、葛克信来港宣告起义了。
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同潘汉年同志晤过面。
孙冶方“管闲事”
罗银胜
电影《天云山传奇》是根据鲁彦周的小说改编，并于惫赴年由谢晋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反映为惫捣年被错误打成“右派”的人平反的影片。电影公演之后，社会反响强烈。
当时的文艺评论褒多贬少，但也不乏扣帽子、打棍子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1982年4月的《文艺报》上发表的《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评〈天云山传奇〉》，该文指责影片“完全歪曲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真相”、“毁坏党的形象”，认定“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此文一出，争论的火药味陡然浓了，鲁彦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引起与文艺界素无往来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愤怒。他不顾身患重病，撰写并发表了5000多字的《也评〈天云山传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路见不平管了一下闲事”。此文在分析、肯定影片后，发出了由衷的感慨：“给《天云山传奇》戴上‘毁坏党的形象’、‘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大帽子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切记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历史教训，乱飞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不能再来。”这样一篇有声有色、有血有肉、观点鲜明的评论竟然出自孙冶方之手，对剧作者鲁彦周当然是巨大的鼓舞。
同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大”的时候，孙冶方和鲁彦周都是“十二大”代表，上海著名文化人王元化在人民大会堂介绍孙、鲁两人相识。鲁彦周当面向孙冶方表示感谢，说：“孙老，你不知道你的这篇文章给我减轻多大压力，因为你不是文艺工作者却是革命前辈和著名的经济学家，你的文章就特别有说服力。”孙老回答：“我从来不跟文艺界打交道的，我这次出来是打抱不平的。你有勇气敢写，拍出这么一部好电影，对党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你是有贡献的，你不要感谢我，我们应该感谢你。作为作家，你就要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这是孙冶方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中留给文坛的一段佳话。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助理研究员）
蒋光慈写《短裤党》遭攻讦
沈 栖
笔者在搜集、浏览“左联”成立前后时期的大量报纸、书刊时，无意之中在《时事新报》1928年1月12日第一张第二版上发现了一则《蒋光赤启事》廿蒋光赤即为蒋光慈卅，得知他曾陷入一场“政治旋涡”。
蒋光赤启事中说：“鄙人为一流浪文人，淡心政治，对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与闻。盖以为文人自有其分内事，不应陷入政治之旋涡也。拙著小说《短裤党》一书，乃完成于北伐军初到上海之时，其所叙述尽为孙传芳统治下之事迹，似不致引人误会。况小说家言半多虚构，乌（恐为“焉”字之误——沈栖注）能认之为真耶不料阅报竟有人诬鄙人为共党，诬《短裤党》为宣传赤化之书，此诚不知何据而云然，幸原书具在，不难覆按，恐各界不明真相，易滋误会，特此登报正式声明。廿原文无标点卅
《短裤党》完稿于1927年4月3日，同年11月由泰东书局出版。作品第一次以文艺形式正面提出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的问题。正如当年郁达夫所盛赞的那样：《短裤党》的问世，使“光赤的读者崇拜者，突然增加了起来”。《蒋光慈的晚年》
然而，在当时的黑暗世道，《短裤党》刚出版，便即遭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忌恨和敌视。一篇署名“奇工”的文章《短命的〈短裤党〉》云：“听说现在上海特别市党部大大的注意《短裤党》。”也正是这篇奇文大肆攻讦《短裤党》“是赤化的宣传品，是鼓吹暴动的作品，……我想他决定就是一个暴徒了，你们想他的名字就奇，什么字不取，偏偏用（‘光赤’两字‘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之暴徒耳）”。见《泰东月刊》第（卷第7期）
尽管蒋光慈“登报正式声明”，佯称自己是“淡心政治”的“流浪文人”，《短裤党》“半多虚构”，力图不“滋误会”。据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6月29日致函国民政府，声称：《短裤党》“内容专以煽惑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组织共产政府为事，显系反动宣传品”，亟须“悉数焚毁”。时隔六天，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第64号训（密）令，声称对包括《短裤党》在内的左翼文学作品“严密查禁，以杜反动而遏乱萌”云云。《短裤党》被禁毁，而其作者——这位我党早期的优秀儿女、著名的左翼作家也贫病交迫，厄于短年。
谭人凤统组湖南“洪门会”
刘期贵
洪门会系湖南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劫富济贫，行侠仗义。这与谭人凤从小就具有反清思想是相合的。湖南洪门会党得以统一缘于谭人凤的操劳。
离谭人凤家乡不远的古铜坳，有个洪门会党头领叫谭恒山。一天，人凤遇到恒山，说：“你把那个把戏（指会党符号）给我看看。”恒山说：“我是邪，你是正，不能给你看。”人凤道：“正可以邪，邪也可以正嘛！”于是二人相视大笑。自此，谭人凤尽悉了会党的纲领、宗旨、组织原则、活动状况、联络暗号等等，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久，谭就在家乡的香炉山开山堂，名曰“卧龙山”，自立为山主。后又到新化、宝庆等地设立分堂，广泛结交洪门兄弟。
新化大同团有个周叔川，家财甚富而又乐善好施，是会党头人，具有革命思想，与谭人凤居处相距百余里。两人结识后，经常聚首商谈革命大事，过从甚密。前湖南《大公报》主笔李抱一之父李植人，亦是会党头领。每次聚首，都由李安排筹划，主持会议。发表演说则由谭人凤、周叔川任之。演说内容都是揭发清朝腐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清政府。
1903年，谭人凤在新化县城创办群志小学，招收“俊悍”学生，培养革命人才。
1904年，在各路会党头领推举下，决定由谭人凤、周叔川为首，深入江湖，广泛联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人凤发觉，会党山堂林立，但各自为政，乃一盘散沙，难成大事。便于这年秋，邀约湖南会党各山堂首领40余人，在岳麓山云盖寺集会。谭人凤提议将湖南所有的会党，统一称为岳麓山道义堂，并提出八字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众齐声曰：“谨遵命！”最后发给白布做的符号为凭证。从此，湖南的洪门会党便有了统一组织。
1905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十），谭人凤、周叔川从隆回出发，经溆浦，过辰沅，下常德，联络会党。又派人前往衡阳、郴州、桂阳等县联络。一时间，江南数省的会党结成了庞大的革命联盟，而这个联盟的领袖就是“谭胡子”谭人凤，大家一提起“谭胡子”，莫不肃然起敬。
胡希明直言郭沫若应景诗
田 遨
有一次郭沫若到广州，在文人聚会的场合，他即兴题诗，题毕，大家都齐声说好，独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胡希明默无一语。郭老回头问：“胡老，您看我这诗怎么样？”
“郭老啊，您即便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能说这诗写得好。”胡希明平静地答。
郭老一笑而罢。
这是杜宣老在世时，一次与我闲谈，我直接听杜老说的。
郭老对自己诗多应景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北京一次文艺集会上，人们都赞美郭老写诗很多，郭老笑道：“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第一辆国产轿车到京
骆立雪
1958年5月14日，一辆崭新的、样式新颖别致的小轿车，在北京穿街过巷，引起北京市民的注意。这辆流线型样式的轿车是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制造的东风牌中型轿车，也是中国自主生产制造的第一辆轿车。它的诞生，向世界宣布中国不能制造轿车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制造的东风牌轿车，车顶为银灰色，车身为紫红色，前后车灯仿造中国宫灯样式。车头前面安装了一个银白色精美的小龙，作为轿车的装饰标志，该车多处设计都体现出我国传统的民族风格。轿车内部宽大舒适，并且还有冷热气设备，包括司机在内可乘坐六个人，就当年来讲可谓“豪华”轿车。东风牌轿车自重1.23吨，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70马力，最高车速为128公里，而且耗油也较低，百公里油耗为10升。人们看到的这部东风牌轿车，是第一汽车制造厂专程送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的。后来毛主席还亲自乘坐了这部东风牌轿车。
招商局巨轮冒险驶过三峡
刘敬坤
抗战前的1953年，招商局在英国订造了江安、江华、江新三艘3000吨级的巨型客轮，平时只能行驶在沪汉之间，夏季洪水时，也可驶抵宜昌。1938年8月，三艘巨轮从武汉疏散，上驶到宜昌犯了难，再上就要驶过三峡，这是从来没有的。能过三峡的都是数百吨的船只，1000吨的船只从没有过峡的。加上南京浦口到下关的过江轮渡1500吨的澄平号，共四艘巨轮停在宜昌近郊江面。不设法使四轮驶过三峡，只有炸毁。
招商局登报请来川江的领江来研究，能否为四艘巨轮引水驶过三峡。川江各轮船的领江在宜昌集会，公推川江领江的权威四人，分别到四轮上去“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峡时，一星一点地前移。领江凭着他们丰富的经验，熟谙何种水位、何处有何暗礁。结果四艘巨轮终于平安驶过三峡，停泊在重庆下面的唐家沱江面，但不能在川江航行，只能作储藏石油的仓库。中国人能让嘲鞍吨的巨轮驶过三峡，当时惊动了世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四巨轮都检查修理一番后10月，趁着洪水，又都驶出三峡，三条“江字号”轮船又行驶在沪汉之间，担任繁重的复员任务。澄平号回到南京，仍作浦口和下关之间的轮渡。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用土炮土枪击落日机
张兴渠
1944年我还在中学读书，有一天，我的远房表兄从乡下来我家探望，送给我们一包用几张旧报纸包的花生米。其中一张是解放区油印的小报，上有一条新闻：“敌机一架被我击落，敌驾驶员束手就擒”，击落敌机地点是连云港。我立即产生一个念头：这消息仅仅少数人知道还不行，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
我偷偷地把报纸上的消息用剪刀裁剪下来，在这一天的傍晚趁没人的时候溜到学校，把它贴在布告栏的旁边。到了第二天，学校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学友们奔走相告，我为这个成功而暗暗自喜。但这却惹恼了敌伪走狗和汉奸。他们恼羞成怒，限定在三天里一定要破案。但谁都不愿提供一丝线索，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咱们都是中国人啊！”日子一长，此事也只能作为一桩悬案，不了了之。
几年以前，邂逅一位曾参加过新四军的老同志，名曰张德春，他就是当年击落日机的参加者。他说那架敌机投弹返程途中，经过我们上空，不知何故在上空盘旋，首长早已决定“打”，我们也作好了准备，就在它飞到最低处时，土枪土炮突然一起朝着敌机射去。敌机翅膀着了火，被迫降落。这时从机舱里跳出两个年轻的驾驶员，垂头丧气，胆战心惊，一失以往杀人不见血、无恶不作的余威。他们一见到我们抗日战士，脸都吓白了，急忙扯起两块白布条，齐声用蹩脚的汉语说：“投降、投降，我们投降。”那些汉奸小报天天乱吹“皇军骨头就是硬，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让那些神话见鬼去吧！这在抗战史上也是以弱胜强，以土胜洋的范例之一。说到这里，张德春还不无感慨地说：“其实日本鬼子也是一只纸老虎啊！”
击落日机的那天晚上，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同志们还吃上了一顿猪肉烩粉条的美餐，大家两盅白酒下肚，飘飘欲仙，如醉如狂，大有“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兴致，这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也是十分难得的了。
听了张德春的一席话，我如同又一次分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欢愉！（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原《上海戏曲志》编辑）
虹庙的特殊香客
葛 壮
1917年，根据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的调查，上海居然在世界复蠖际械墓饺耸胱苋丝诒壤隙勒槛⊥罚杉笔贝邮侣粜ι牡呐又唷?
旧上海妓女最集中的就是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如现在多为各类书店的古籍书店、外文书店、旧书店、科技书店、图书城等，而昔日却是妓院林立，艳帜高悬，满耳充斥淫声浪语，放眼尽是美女娇娃。新、老会乐里尤其密集，如抗战前夕，老会乐里有151家妓院，妓女587人；新会乐里33幢房子有32幢为窑子，卖笑女子多逾千人。
除了中国妓女外，外国娼妓也在华洋混居的申城搔首弄姿，仅白俄妓女就有8000多名。日籍侨民在上海市落脚的也很多，相应地也有从东瀛岛国来沪的卖淫女。而且为世人所诟病的“慰安妇”制度，在申城也留有遗迹。
来沪谋生的各地人员中，有不少笃信道教，他们一般喜欢找和自己原籍相同的道士做法事，妓女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上海的道教按地域可分为十二帮，即本地帮、无锡帮、苏州帮、宁帮、义帮、广帮、常熟帮、南通帮、江阴帮、湖州帮、绍兴帮、金锡帮。其中苏州道士在上海的主顾，基本上是在沪上卖笑为生的青楼女子。上海妓院一般分为书寓、长三、幺二几种档次，前两种要比后者为高。书寓兴盛于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其主人必须才色俱佳，且工诗书传奇，又能弹善唱，是社会上的高级妓女。长三堂子虽略逊于前者一筹，但里面的接客女子也都须周知礼节，善于应酬，并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这两类妓院的营业语言都是吴侬软语，因而所择定的妇女大多来自苏州一带。这些女子常怀有极深的罪恶感，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往往会请道士来“醮诸神，礼太一”，苏州道士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和苏州高级妓女一样从事相同职业的广东籍妓女，因多在虹口一带拉客接生意，而且会向混迹游荡在街头的外国烂醉水手投怀送抱，沪上人士将她们蔑为“咸水妹”，以示与高级妓女之区别（后者多被称为“姑娘”或“小姐”）。而粤籍妓女在精神上亦有同样的信仰需求，曾坐落在南京路福建中路口的道教“虹庙”（或称“红庙”），就是她们的主要供奉礼拜之地。住在英租界达卑多年的杭州人葛元煦，在其于光绪二年（1876年）撰成的《沪游杂记》中就提到：“红庙即司徒庙，在大马路西。内供大士像，仅平屋数间，求签问笤者踵相接也。粤妓尤信奉，每烧全猪为供献。佛门素享清斋，此地独奉特牲，可发一噱。”（葛元煦：《沪游杂记·红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为招徕更多信众烧香，道士们也佛、道不分家，把各路神仙和菩萨请到一块让人供奉，这才会有广东“咸水妹”在道教寺观中供奉佛教的观音菩萨和以全猪这样的荤供来替代素斋的怪现象发生。说到底，她们的内心也是极其矛盾，在封建传统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当时，若非为生活所迫，又有几个良家女子会步入“咸肉庄”（沪人对妓院生意的戏称），去从事龌龊的勾当呢？向救苦救难的白衣大士敬供，多少可弥补其心中的亏欠。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俞子林
1959年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市委接待处要我们书店组织一批书到开会的地方去供应服务。在会议间歇时间，许多中央和地方首长到我们设摊的地方来看书买书。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来了。只见周总理一面翻阅书架上的书，一面随手把歪倒的书扶正、理好。当他又拿起一本书翻看时，忽然发现书的封面、扉页上盖有“某某大学图书馆”的公章。周总理立即问站立在一旁的营业员：为什么有公家图书馆的书在这里卖？营业员答：这里供应的都是回收来的旧书，这本书就是图书馆多余的不需要的复本卖给我们的，我们再卖给读者，起到再利用的作用。周总理微笑着点点头，又说：那你们应当把公章去掉，或有个什么方法说明一下是公家处理出来的，否则买书的拿回家让人误会是公家的书呢！
后来，营业员向书店领导汇报了这件事，汇报了周总理的意见，书店便决定刻一枚“上海旧书店注销章”的橡皮图章，覆盖在图书馆的公章上。当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各地旧书店的同行后，许多地方的旧书店也仿效这个办法，刻了注销章。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确实反映了周总理公私分明，体现出他绝不容许任何人侵占国家和集体财物、化公为私的廉洁自律精神。
事实上，在那年代我们一般干部以至一般群众都是这样认识、这样做的。例如我们书店职工自己买的书，都会将买书的发票留在书内以示区别；个人写信什么的也绝不会用公家的信纸、信封等等，以廉洁奉公为荣、以占公家便宜为耻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一种风尚。
（作者为原上海书店经理）
陈毅市长关于鲁迅的“墨宝”
沈存步
我手头保存了一张1950年10月21日的上海《文汇报》，上有陈毅市长为“鲁迅先生逝世贝周年祭”而题写的手迹：
“要打吧儿落水狗，临死也不宽恕，懂得进退攻守，岂仅文坛闯将。”
“莫作空头文学家，一生最恨帮闲，敢于嬉笑怒骂，不愧思想权威。”
后来到了1952年2月4日，陈毅参观了上海虹口鲁迅纪念馆。
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凡参观者，最后离馆时要留下墨宝。当时陈毅同志写了20个字：“并世不识面，文藻实我师；遗宅频来访，凭吊更依依！”下款是“陈毅留言”，侧为日期：“一九五五年二月四日”。据了解此手迹一直珍存上海鲁迅纪念馆内。
从1950年到1955年，已时过五年，这说明陈毅对鲁迅是十分景仰的。到1957年3月陈毅又写下一首长诗。题目是《读时下杂文，因忆鲁迅，为长歌志感》。全诗也甚长，五言，掣白郑圆荒芤灰灰肌：迷诔乱闶杏衅淙模笕丝梢哉依匆欢痢?
不过，我以为首段还是可以抄录，让我们后人共赏之：
“我爱读杂文，鲁迅作者最。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甘为孺子牛，敢与千夫对。一生无媚骨，至死不饶罪。又加文辞美，讽刺有深味……”
重温陈毅同志之旧作，更将激发我们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
（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与潘汉年在香港秘密晤面
任嘉尧
1948年12月，香港。
那时，我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经上海严宝礼先生告知：友人王艮仲和葛克信在上海耽不下去了，到香港避难。为保密计，借用我的地址和电话作为联络点。凡有信件及电话当立刻转给他们在香港的寓所。
王艮仲先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之一，《中国建设》杂志主持人。葛克信先生，原上海社会局副局长，多次帮助《文汇报》排难解纷。
记得那天上午，我正在策划第一天的通讯版内容，忽然接到电话，是约我和王、葛晤见的。
地点：谷罗士打行大厅大钟下的沙发座。
时间：当天下午三时正。饮下午茶。
我问来人尊姓，对方说“姓倪”，并说你也一起参加。
我急忙赶到半山他们的住处，说明情况，告知电话内容。
下午二时三刻，我和王艮仲、葛克信如约在指定晤面处等待。
三时正，西装革履、风度潇洒的“倪先生”准时来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与王、葛低语细声，对上海的状况作进一步了解，并商定今后的联系方法，还布置一些任务。
事后，我还在报上刊登一则简讯：王艮仲、葛克信来港宣告起义了。
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同潘汉年同志晤过面。
孙冶方“管闲事”
罗银胜
电影《天云山传奇》是根据鲁彦周的小说改编，并于惫赴年由谢晋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反映为惫捣年被错误打成“右派”的人平反的影片。电影公演之后，社会反响强烈。
当时的文艺评论褒多贬少，但也不乏扣帽子、打棍子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1982年4月的《文艺报》上发表的《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评〈天云山传奇〉》，该文指责影片“完全歪曲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真相”、“毁坏党的形象”，认定“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此文一出，争论的火药味陡然浓了，鲁彦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引起与文艺界素无往来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愤怒。他不顾身患重病，撰写并发表了5000多字的《也评〈天云山传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路见不平管了一下闲事”。此文在分析、肯定影片后，发出了由衷的感慨：“给《天云山传奇》戴上‘毁坏党的形象’、‘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大帽子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切记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历史教训，乱飞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不能再来。”这样一篇有声有色、有血有肉、观点鲜明的评论竟然出自孙冶方之手，对剧作者鲁彦周当然是巨大的鼓舞。
同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大”的时候，孙冶方和鲁彦周都是“十二大”代表，上海著名文化人王元化在人民大会堂介绍孙、鲁两人相识。鲁彦周当面向孙冶方表示感谢，说：“孙老，你不知道你的这篇文章给我减轻多大压力，因为你不是文艺工作者却是革命前辈和著名的经济学家，你的文章就特别有说服力。”孙老回答：“我从来不跟文艺界打交道的，我这次出来是打抱不平的。你有勇气敢写，拍出这么一部好电影，对党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你是有贡献的，你不要感谢我，我们应该感谢你。作为作家，你就要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这是孙冶方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中留给文坛的一段佳话。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助理研究员）
蒋光慈写《短裤党》遭攻讦
沈 栖
笔者在搜集、浏览“左联”成立前后时期的大量报纸、书刊时，无意之中在《时事新报》1928年1月12日第一张第二版上发现了一则《蒋光赤启事》廿蒋光赤即为蒋光慈卅，得知他曾陷入一场“政治旋涡”。
蒋光赤启事中说：“鄙人为一流浪文人，淡心政治，对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与闻。盖以为文人自有其分内事，不应陷入政治之旋涡也。拙著小说《短裤党》一书，乃完成于北伐军初到上海之时，其所叙述尽为孙传芳统治下之事迹，似不致引人误会。况小说家言半多虚构，乌（恐为“焉”字之误——沈栖注）能认之为真耶不料阅报竟有人诬鄙人为共党，诬《短裤党》为宣传赤化之书，此诚不知何据而云然，幸原书具在，不难覆按，恐各界不明真相，易滋误会，特此登报正式声明。廿原文无标点卅
《短裤党》完稿于1927年4月3日，同年11月由泰东书局出版。作品第一次以文艺形式正面提出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的问题。正如当年郁达夫所盛赞的那样：《短裤党》的问世，使“光赤的读者崇拜者，突然增加了起来”。《蒋光慈的晚年》
然而，在当时的黑暗世道，《短裤党》刚出版，便即遭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忌恨和敌视。一篇署名“奇工”的文章《短命的〈短裤党〉》云：“听说现在上海特别市党部大大的注意《短裤党》。”也正是这篇奇文大肆攻讦《短裤党》“是赤化的宣传品，是鼓吹暴动的作品，……我想他决定就是一个暴徒了，你们想他的名字就奇，什么字不取，偏偏用（‘光赤’两字‘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之暴徒耳）”。见《泰东月刊》第（卷第7期）
尽管蒋光慈“登报正式声明”，佯称自己是“淡心政治”的“流浪文人”，《短裤党》“半多虚构”，力图不“滋误会”。据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6月29日致函国民政府，声称：《短裤党》“内容专以煽惑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组织共产政府为事，显系反动宣传品”，亟须“悉数焚毁”。时隔六天，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第64号训（密）令，声称对包括《短裤党》在内的左翼文学作品“严密查禁，以杜反动而遏乱萌”云云。《短裤党》被禁毁，而其作者——这位我党早期的优秀儿女、著名的左翼作家也贫病交迫，厄于短年。
谭人凤统组湖南“洪门会”
刘期贵
洪门会系湖南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劫富济贫，行侠仗义。这与谭人凤从小就具有反清思想是相合的。湖南洪门会党得以统一缘于谭人凤的操劳。
离谭人凤家乡不远的古铜坳，有个洪门会党头领叫谭恒山。一天，人凤遇到恒山，说：“你把那个把戏（指会党符号）给我看看。”恒山说：“我是邪，你是正，不能给你看。”人凤道：“正可以邪，邪也可以正嘛！”于是二人相视大笑。自此，谭人凤尽悉了会党的纲领、宗旨、组织原则、活动状况、联络暗号等等，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久，谭就在家乡的香炉山开山堂，名曰“卧龙山”，自立为山主。后又到新化、宝庆等地设立分堂，广泛结交洪门兄弟。
新化大同团有个周叔川，家财甚富而又乐善好施，是会党头人，具有革命思想，与谭人凤居处相距百余里。两人结识后，经常聚首商谈革命大事，过从甚密。前湖南《大公报》主笔李抱一之父李植人，亦是会党头领。每次聚首，都由李安排筹划，主持会议。发表演说则由谭人凤、周叔川任之。演说内容都是揭发清朝腐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清政府。
1903年，谭人凤在新化县城创办群志小学，招收“俊悍”学生，培养革命人才。
1904年，在各路会党头领推举下，决定由谭人凤、周叔川为首，深入江湖，广泛联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人凤发觉，会党山堂林立，但各自为政，乃一盘散沙，难成大事。便于这年秋，邀约湖南会党各山堂首领40余人，在岳麓山云盖寺集会。谭人凤提议将湖南所有的会党，统一称为岳麓山道义堂，并提出八字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众齐声曰：“谨遵命！”最后发给白布做的符号为凭证。从此，湖南的洪门会党便有了统一组织。
1905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十），谭人凤、周叔川从隆回出发，经溆浦，过辰沅，下常德，联络会党。又派人前往衡阳、郴州、桂阳等县联络。一时间，江南数省的会党结成了庞大的革命联盟，而这个联盟的领袖就是“谭胡子”谭人凤，大家一提起“谭胡子”，莫不肃然起敬。
胡希明直言郭沫若应景诗
田 遨
有一次郭沫若到广州，在文人聚会的场合，他即兴题诗，题毕，大家都齐声说好，独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胡希明默无一语。郭老回头问：“胡老，您看我这诗怎么样？”
“郭老啊，您即便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能说这诗写得好。”胡希明平静地答。
郭老一笑而罢。
这是杜宣老在世时，一次与我闲谈，我直接听杜老说的。
郭老对自己诗多应景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北京一次文艺集会上，人们都赞美郭老写诗很多，郭老笑道：“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第一辆国产轿车到京
骆立雪
1958年5月14日，一辆崭新的、样式新颖别致的小轿车，在北京穿街过巷，引起北京市民的注意。这辆流线型样式的轿车是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制造的东风牌中型轿车，也是中国自主生产制造的第一辆轿车。它的诞生，向世界宣布中国不能制造轿车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制造的东风牌轿车，车顶为银灰色，车身为紫红色，前后车灯仿造中国宫灯样式。车头前面安装了一个银白色精美的小龙，作为轿车的装饰标志，该车多处设计都体现出我国传统的民族风格。轿车内部宽大舒适，并且还有冷热气设备，包括司机在内可乘坐六个人，就当年来讲可谓“豪华”轿车。东风牌轿车自重1.23吨，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70马力，最高车速为128公里，而且耗油也较低，百公里油耗为10升。人们看到的这部东风牌轿车，是第一汽车制造厂专程送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的。后来毛主席还亲自乘坐了这部东风牌轿车。
招商局巨轮冒险驶过三峡
刘敬坤
抗战前的1953年，招商局在英国订造了江安、江华、江新三艘3000吨级的巨型客轮，平时只能行驶在沪汉之间，夏季洪水时，也可驶抵宜昌。1938年8月，三艘巨轮从武汉疏散，上驶到宜昌犯了难，再上就要驶过三峡，这是从来没有的。能过三峡的都是数百吨的船只，1000吨的船只从没有过峡的。加上南京浦口到下关的过江轮渡1500吨的澄平号，共四艘巨轮停在宜昌近郊江面。不设法使四轮驶过三峡，只有炸毁。
招商局登报请来川江的领江来研究，能否为四艘巨轮引水驶过三峡。川江各轮船的领江在宜昌集会，公推川江领江的权威四人，分别到四轮上去“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峡时，一星一点地前移。领江凭着他们丰富的经验，熟谙何种水位、何处有何暗礁。结果四艘巨轮终于平安驶过三峡，停泊在重庆下面的唐家沱江面，但不能在川江航行，只能作储藏石油的仓库。中国人能让嘲鞍吨的巨轮驶过三峡，当时惊动了世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四巨轮都检查修理一番后10月，趁着洪水，又都驶出三峡，三条“江字号”轮船又行驶在沪汉之间，担任繁重的复员任务。澄平号回到南京，仍作浦口和下关之间的轮渡。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用土炮土枪击落日机
张兴渠
1944年我还在中学读书，有一天，我的远房表兄从乡下来我家探望，送给我们一包用几张旧报纸包的花生米。其中一张是解放区油印的小报，上有一条新闻：“敌机一架被我击落，敌驾驶员束手就擒”，击落敌机地点是连云港。我立即产生一个念头：这消息仅仅少数人知道还不行，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
我偷偷地把报纸上的消息用剪刀裁剪下来，在这一天的傍晚趁没人的时候溜到学校，把它贴在布告栏的旁边。到了第二天，学校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学友们奔走相告，我为这个成功而暗暗自喜。但这却惹恼了敌伪走狗和汉奸。他们恼羞成怒，限定在三天里一定要破案。但谁都不愿提供一丝线索，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咱们都是中国人啊！”日子一长，此事也只能作为一桩悬案，不了了之。
几年以前，邂逅一位曾参加过新四军的老同志，名曰张德春，他就是当年击落日机的参加者。他说那架敌机投弹返程途中，经过我们上空，不知何故在上空盘旋，首长早已决定“打”，我们也作好了准备，就在它飞到最低处时，土枪土炮突然一起朝着敌机射去。敌机翅膀着了火，被迫降落。这时从机舱里跳出两个年轻的驾驶员，垂头丧气，胆战心惊，一失以往杀人不见血、无恶不作的余威。他们一见到我们抗日战士，脸都吓白了，急忙扯起两块白布条，齐声用蹩脚的汉语说：“投降、投降，我们投降。”那些汉奸小报天天乱吹“皇军骨头就是硬，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让那些神话见鬼去吧！这在抗战史上也是以弱胜强，以土胜洋的范例之一。说到这里，张德春还不无感慨地说：“其实日本鬼子也是一只纸老虎啊！”
击落日机的那天晚上，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同志们还吃上了一顿猪肉烩粉条的美餐，大家两盅白酒下肚，飘飘欲仙，如醉如狂，大有“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兴致，这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也是十分难得的了。
听了张德春的一席话，我如同又一次分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欢愉！（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原《上海戏曲志》编辑）
虹庙的特殊香客
葛 壮
1917年，根据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的调查，上海居然在世界复蠖际械墓饺耸胱苋丝诒壤隙勒槛⊥罚杉笔贝邮侣粜ι牡呐又唷?
旧上海妓女最集中的就是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如现在多为各类书店的古籍书店、外文书店、旧书店、科技书店、图书城等，而昔日却是妓院林立，艳帜高悬，满耳充斥淫声浪语，放眼尽是美女娇娃。新、老会乐里尤其密集，如抗战前夕，老会乐里有151家妓院，妓女587人；新会乐里33幢房子有32幢为窑子，卖笑女子多逾千人。
除了中国妓女外，外国娼妓也在华洋混居的申城搔首弄姿，仅白俄妓女就有8000多名。日籍侨民在上海市落脚的也很多，相应地也有从东瀛岛国来沪的卖淫女。而且为世人所诟病的“慰安妇”制度，在申城也留有遗迹。
来沪谋生的各地人员中，有不少笃信道教，他们一般喜欢找和自己原籍相同的道士做法事，妓女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上海的道教按地域可分为十二帮，即本地帮、无锡帮、苏州帮、宁帮、义帮、广帮、常熟帮、南通帮、江阴帮、湖州帮、绍兴帮、金锡帮。其中苏州道士在上海的主顾，基本上是在沪上卖笑为生的青楼女子。上海妓院一般分为书寓、长三、幺二几种档次，前两种要比后者为高。书寓兴盛于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其主人必须才色俱佳，且工诗书传奇，又能弹善唱，是社会上的高级妓女。长三堂子虽略逊于前者一筹，但里面的接客女子也都须周知礼节，善于应酬，并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这两类妓院的营业语言都是吴侬软语，因而所择定的妇女大多来自苏州一带。这些女子常怀有极深的罪恶感，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往往会请道士来“醮诸神，礼太一”，苏州道士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和苏州高级妓女一样从事相同职业的广东籍妓女，因多在虹口一带拉客接生意，而且会向混迹游荡在街头的外国烂醉水手投怀送抱，沪上人士将她们蔑为“咸水妹”，以示与高级妓女之区别（后者多被称为“姑娘”或“小姐”）。而粤籍妓女在精神上亦有同样的信仰需求，曾坐落在南京路福建中路口的道教“虹庙”（或称“红庙”），就是她们的主要供奉礼拜之地。住在英租界达卑多年的杭州人葛元煦，在其于光绪二年（1876年）撰成的《沪游杂记》中就提到：“红庙即司徒庙，在大马路西。内供大士像，仅平屋数间，求签问笤者踵相接也。粤妓尤信奉，每烧全猪为供献。佛门素享清斋，此地独奉特牲，可发一噱。”（葛元煦：《沪游杂记·红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为招徕更多信众烧香，道士们也佛、道不分家，把各路神仙和菩萨请到一块让人供奉，这才会有广东“咸水妹”在道教寺观中供奉佛教的观音菩萨和以全猪这样的荤供来替代素斋的怪现象发生。说到底，她们的内心也是极其矛盾，在封建传统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当时，若非为生活所迫，又有几个良家女子会步入“咸肉庄”（沪人对妓院生意的戏称），去从事龌龊的勾当呢？向救苦救难的白衣大士敬供，多少可弥补其心中的亏欠。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