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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际电影节在金爵奖参赛片上的弱势地位是无法克服的“A类尴尬”。缺少资金，没有交易市场，形势所迫，主办方开始将办节的战略重点转向了培养年轻力量或者说嫡系部队。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节亦同，这可能是坊间对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诗意的批评了。明星黯淡，参赛片平庸，管理组织混乱，奖项过于本土化……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爱之深，责之切。更何况大家对上海电影节的评价标准都是国际视野，面对家门口唯一跻身A类电影节行列的“亲生儿”，苛责难免会多些。
探究一下台前幕后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细数电影节上的各种表情，唯一的亮点和出路只剩下了新生的CFPC(中国电影项目创投)和CO－FPC(合拍片项目洽谈)。
期待明星
电影节最容易被外界诟病的是黯淡的星光，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地毯上更多的也还是电视明星们。其实被游说来的王家卫、章子怡和周迅等都给足了电影节面子，缺的是够分量或者说更有名气的海外和国际明星们。为什么明星们不肯来上海？“明星们都去戛纳和威尼斯，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片子，你以为他们没事去走红地毯？走完红地毯，有了媒体关注，有了免费宣传，然后才能拉动片商来买各地版权，进入各地电影院，然后赚钱。明星到场，是帮所有的地区版权商减少了一笔市场营销费。让威尔·史密斯来走上海的红地毯，有了关注度，但他的《我是传奇》还是进不了中国市场，他会来吗？这还是因为市场交易环节的缺失。”常年跑国际电影节的资深发行人林密说。
市场之外，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不足。电影节执行副秘书长唐丽君说，“很多够分量的国际买家没来，因为我们没有钱。釜山和香港电影节都为他们提供飞机票和住宿，而我们只能为他们解决3天的酒店费用。他们会比较，他们会觉得对他们的礼遇不够。”上海是目前唯一一个完全靠自筹资金运作的国际电影节(柏林、威尼斯、戛纳国际电影节只需自筹1/3资金)，每年需要筹到4000万的资金，以致于负责筹资的部门根本留不住员工。本来在阅历上就无法与其他电影节抗衡，上海电影节在寻找出路上显得更加艰难。
去年上海电影节以“给中国电影工业带来里程碑性质的Pitch概念”为由，邀请了美国影视学院院长伊丽莎白·戴勒当CFPC大师班的主讲人。因为中国概念的诱惑，她自掏腰包付了飞机票，但还是错过了第四天的CFPC颁奖仪式。飞机票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差不多成为了国际电影人的笑谈，尤其是对演讲都需要收费的论坛嘉宾们来说，这是他们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享受”不到的待遇。
贾樟柯和陈冲都表达过同一个观点，“上海电影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选片人和选片标准”。其实上海电影节也有七八个欧洲、美洲和亚洲地区的选片人，但他们没有通常意义上选片人具有的决定入围的权力。他们推荐的影片，加上组委会征集的影片会集中递交到选片委员会审看，而这个选片委员会由20多个电影学者、导演制片人、影评人和资深的院线经理组成。他们常常被要求2个月看完100部电影，很多选片人做了第一年，就不愿做第二年。量大，工作辛苦，还没有经济回报。
“国际电影节大多都有自己招牌式的主席，每个主席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在柏林电影节的大全景单元，声色犬马全部有，是世界级B级片的中心；青年论坛单元，是所有新导演的作品，在技术上可能存在问题，但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足以动人；主竞赛单元全部是大师的作品。”林密说，国际电影节的选片标准应该都是如此清晰的。
柏林电影节的大全景单元，包括主席也就三五个专业工作人员，但他们对每部影片和导演的熟悉程度，让他们在观众见面会时能专业地带动导演和观众沟通。看看上海电影节观众见面会的主持人，第一个问题通常是问导演，你这个电影说了什么故事。这样的不专业，白白浪费了精心设计的“向大师致敬”环节——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安东尼·明格拉和邵氏电影回顾展。
前路很艰难，但毕竟要走下去。对上海电影节来说，目前唯一可行的只有借CFPC和CO－FPC项目吸引国际投资人和发行人们，培养新人，真正成为产业孵化器。
CFPC是场秀
“我就想听两个数字。第一个，你究竟想从我这里获得多少钱？第二个，全球发行的话最多能收回多少票房？”6月16日下午，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为项目赢得投资”现场，温斯坦公司亚洲区副总裁Bey Logan站在讲台上说。
Bey Logan所在的温斯坦公司是目前好莱坞最著名的独立制片公司，是创始人温斯坦兄弟俩卖掉了米拉麦克斯的招牌后为公司取的新名字，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录像带》是他们最大的成就。聆听Bey Logan这番投资人心得的是第二天要站上CFPC舞台的8个导演。他们要当众向150多位投资人们阐述自己想拍的电影(Pitch)，争取在8分钟内“秀”出自己和项目的个性，来争夺投资人的心。
肯定会有导演觉得这不管用，甚至著名美籍韩裔纪录片导演崔明慧就曾直指这种Pitch方式卖的是外表和口才，与思想无关，只是有钱人喜欢的东西。但这些却是美国电影工业体系下所有人都在运用的方式，是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通行方法，已经成为了产业的一部分。
CFPC创办的初衷是为有潜力的电影项目和有实力的资本当“红娘”，让那些新人导演能够得到资本和媒体的关注。第一年(去年)的CFPC很稚嫩，精心选出的8个项目导演大多是怀着电影梦想的电影边缘人，然而没想到的是，如今，其中有5个项目已经开拍。
今年被选出的8个项目导演个个有来头——金琛起码拍过了5部电影，作品《凤凰》还是去年东京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盛志民做过陈果的制片和张杨的副导，他的《心·心》入选2003年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朱文是60年代生的著名作家，也是作家转做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他的首部作品《海鲜》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第二部《云的南方》则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亚洲电影促进网络”大奖；王超是公认的第六代导演代表之一，从《安阳婴儿》到《日日夜夜》，再到《江城夏日》，一直进行着个人的探索，《江城夏日》获得2006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陈正道(台湾)，他的《盛夏光年》是去年港台地区最受欢迎的青春片……
他们的加入提升了CFPC的品牌，另外，投资人质量也明显超过去年，国内一线买家悉数到场。8个项目最低投资预算在400万人民币，最高投资预算竟高达1500万美元。“今年就是为了这些项目才来参加电影节的，我们公司派了好几个人来找项目。”慈文影视老总马中骏早早就坐在了会场，去年的这个场合他也在，当时只是看客。
慈文是國内颇具实力的影视公司，是徐克《七剑》的出品方。他们的发行总监刘小勇在听完了8个项目后告诉记者，“《北京烤鸭》最具操作性，因为它投资不大，风险也不高，问题是导演雎安奇以前的作品都在后期剪辑时流产了”。
最终，导演朱文的《闪》，凭借资方预约率自动获得了全场最具市场投资潜力奖，第二天从早到晚，朱文都忙着和各国投资人见面，1200万的投资应该全部可以解决了。慈文影视也将全额投资《北京烤鸭》，以及其他4个项目。
培养嫡系部队
上海国际电影节在金爵奖参赛片上的弱势地位是无法克服的“A类尴尬”。“电影节是个名利场。利，就是电影版权的交易量。中国严格的影片进出口体系和进口额度的限制，使得在电影节进行版权交易成为空谈，因此国外好点的电影根本不会送来这儿。”林密告诉记者。影片如果来了上海就不能去其他A类电影节，几乎每个导演都会选择柏林、戛纳和威尼斯，因为那边既有名，也有利。
形势所逼，主办方开始将办节的战略重点转向了培养年轻力量或者说嫡系部队。CFPC只关注大中国地区的华人新导演，而国外的导演和项目都可以来参加CO－FPC，寻求在中国和国际上的资金和发行支持。加上运作多年的亚洲新人奖和国际学生短片大赛，新生力量的培养体系已经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
“上海国际电影节需要培养新人，推动本土导演在本土市场上赚到钱。这些导演对上海电影节产生感激之情，他们才会来支持上海电影节。比如杨树鹏，是在上海电影节上闯出来的，等到他成为冯小刚式人物的时候，只要上海电影节找他来，他肯定会来捧场。”林密说。全世界电影节都是如此持续性地力挺某一批导演，这就好像宁浩(《疯狂的石头》)连续两年从香港国际电影节HAF项目中找到资金；王超是戛纳电影节捧出来的，他的新片肯定也最容易得到戛纳的邀请；贾樟柯的成功也是出自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的青睐。
杨树鹏，正是上海电影节第一届CF－PC最大的惊喜。去年6月，当杨树鹏在上海说自己想拍一部小成本古装强盗片，想找的演员是宋康昊和胡军时，全场哄堂大笑，仿佛看到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雌黄小孩。没想到时隔才一年，CFPC就已经骄傲地宣布，这部《苦竹林》已经在后期制作中，在5月的戛纳已经和国际片商们见过面了，而且杨树鹏还真的找到了胡军。
《苦竹林》是去年的最佳市场投资潜力奖获得者，“这个奖大大增强了杨树鹏这个新人的信用度。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人凭什么相信你？CFPC上那么多投资人的预约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因此，我们很快和上影、星美谈妥了2000万的投资。然后，我们带着剧本去找胡军。有了前面这些招牌，撬动胡军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林密说。去年身为英福通公司总裁的林密因为其在国际发行市场的人脉，被人手不足的CFPC项目拉来当“志愿者”，后来杨树鹏挑选了她来当自己第一部作品的制片人。
如果说杨树鹏选择胡军是因为角色需要的话，那林密相中胡军完全是因为《赤壁》。“我带了一些《苦竹林》的胶片去了戛纳。杨树鹏在国际上没有名气，不会有人立刻说要买片的。好在当初用了胡军，就是考虑到了《赤壁》。不管《赤壁》在国际上是否大卖，但肯定会大宣。胡军作为中国明星已经逐渐走向亚洲，那《赤壁》让他可以开始打出在欧美市场的品牌，这些都有益于《苦竹林》。而且《赤壁》刚好在戛纳宣傳，胡军本人也去了。欧美片商们看到了《苦竹林》中胡军的加入，而且又是西方喜欢的强盗片，很多人都期待看到片花。”
林密还会带着《苦竹林》去多伦多电影节，这里是北美市场的门户；釜山电影节时《苦竹林》可能会作为开幕或者闭幕影片，那时是买家们开价的节点，势必会带动现场日本和香港的买家；然后还会去洛杉矶的美国电影市场和年底的柏林电影节，接下来又会回到明年的戛纳。这条线路就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卖片线路图，而所有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去年6月杨树鹏站上CFPC的那一刻。
杨树鹏不再是资本市场的无名小子，新项目《文明:交叉火力点》入围了今年的CO－FPC项目。电影节对导演们持续性的关注并不只限于他一人，入围今年CFPC项目的导演盛志民和朱文都曾经是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获得者；2006年国际学生短片大赛参与者黄凯的新片《上海公园》，入围了今年电影节的官方竞赛单元，还被组委会推荐到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2007年国际学生短片大赛最佳创意奖获得者张忠华当场以《火箭鹌鹑》获得了某企业300万元的投资，今年张忠华带着《可爱的孩子》参加了CO－FPC，“他上火车离开前，说已经有5个投资人来找他了。后来上影的人也要找他，他立刻就跳下火车赶来了。”此时上海国际电影节执行副秘书长唐丽君的表情，犹如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成长。
“今年有40个项目获得了一对一的洽谈机会，其中35个项目都有了明确的意向。”唐丽君说，“这些项目有相当一部分愿意将来把成片送到上海电影节，因为我们为他们搭建了平台。”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节亦同，这可能是坊间对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诗意的批评了。明星黯淡，参赛片平庸，管理组织混乱，奖项过于本土化……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爱之深，责之切。更何况大家对上海电影节的评价标准都是国际视野，面对家门口唯一跻身A类电影节行列的“亲生儿”，苛责难免会多些。
探究一下台前幕后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细数电影节上的各种表情，唯一的亮点和出路只剩下了新生的CFPC(中国电影项目创投)和CO－FPC(合拍片项目洽谈)。
期待明星
电影节最容易被外界诟病的是黯淡的星光，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地毯上更多的也还是电视明星们。其实被游说来的王家卫、章子怡和周迅等都给足了电影节面子，缺的是够分量或者说更有名气的海外和国际明星们。为什么明星们不肯来上海？“明星们都去戛纳和威尼斯，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片子，你以为他们没事去走红地毯？走完红地毯，有了媒体关注，有了免费宣传，然后才能拉动片商来买各地版权，进入各地电影院，然后赚钱。明星到场，是帮所有的地区版权商减少了一笔市场营销费。让威尔·史密斯来走上海的红地毯，有了关注度，但他的《我是传奇》还是进不了中国市场，他会来吗？这还是因为市场交易环节的缺失。”常年跑国际电影节的资深发行人林密说。
市场之外，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不足。电影节执行副秘书长唐丽君说，“很多够分量的国际买家没来，因为我们没有钱。釜山和香港电影节都为他们提供飞机票和住宿，而我们只能为他们解决3天的酒店费用。他们会比较，他们会觉得对他们的礼遇不够。”上海是目前唯一一个完全靠自筹资金运作的国际电影节(柏林、威尼斯、戛纳国际电影节只需自筹1/3资金)，每年需要筹到4000万的资金，以致于负责筹资的部门根本留不住员工。本来在阅历上就无法与其他电影节抗衡，上海电影节在寻找出路上显得更加艰难。
去年上海电影节以“给中国电影工业带来里程碑性质的Pitch概念”为由，邀请了美国影视学院院长伊丽莎白·戴勒当CFPC大师班的主讲人。因为中国概念的诱惑，她自掏腰包付了飞机票，但还是错过了第四天的CFPC颁奖仪式。飞机票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差不多成为了国际电影人的笑谈，尤其是对演讲都需要收费的论坛嘉宾们来说，这是他们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享受”不到的待遇。
贾樟柯和陈冲都表达过同一个观点，“上海电影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选片人和选片标准”。其实上海电影节也有七八个欧洲、美洲和亚洲地区的选片人，但他们没有通常意义上选片人具有的决定入围的权力。他们推荐的影片，加上组委会征集的影片会集中递交到选片委员会审看，而这个选片委员会由20多个电影学者、导演制片人、影评人和资深的院线经理组成。他们常常被要求2个月看完100部电影，很多选片人做了第一年，就不愿做第二年。量大，工作辛苦，还没有经济回报。
“国际电影节大多都有自己招牌式的主席，每个主席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在柏林电影节的大全景单元，声色犬马全部有，是世界级B级片的中心；青年论坛单元，是所有新导演的作品，在技术上可能存在问题，但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足以动人；主竞赛单元全部是大师的作品。”林密说，国际电影节的选片标准应该都是如此清晰的。
柏林电影节的大全景单元，包括主席也就三五个专业工作人员，但他们对每部影片和导演的熟悉程度，让他们在观众见面会时能专业地带动导演和观众沟通。看看上海电影节观众见面会的主持人，第一个问题通常是问导演，你这个电影说了什么故事。这样的不专业，白白浪费了精心设计的“向大师致敬”环节——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安东尼·明格拉和邵氏电影回顾展。
前路很艰难，但毕竟要走下去。对上海电影节来说，目前唯一可行的只有借CFPC和CO－FPC项目吸引国际投资人和发行人们，培养新人，真正成为产业孵化器。
CFPC是场秀
“我就想听两个数字。第一个，你究竟想从我这里获得多少钱？第二个，全球发行的话最多能收回多少票房？”6月16日下午，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为项目赢得投资”现场，温斯坦公司亚洲区副总裁Bey Logan站在讲台上说。
Bey Logan所在的温斯坦公司是目前好莱坞最著名的独立制片公司，是创始人温斯坦兄弟俩卖掉了米拉麦克斯的招牌后为公司取的新名字，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录像带》是他们最大的成就。聆听Bey Logan这番投资人心得的是第二天要站上CFPC舞台的8个导演。他们要当众向150多位投资人们阐述自己想拍的电影(Pitch)，争取在8分钟内“秀”出自己和项目的个性，来争夺投资人的心。
肯定会有导演觉得这不管用，甚至著名美籍韩裔纪录片导演崔明慧就曾直指这种Pitch方式卖的是外表和口才，与思想无关，只是有钱人喜欢的东西。但这些却是美国电影工业体系下所有人都在运用的方式，是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通行方法，已经成为了产业的一部分。
CFPC创办的初衷是为有潜力的电影项目和有实力的资本当“红娘”，让那些新人导演能够得到资本和媒体的关注。第一年(去年)的CFPC很稚嫩，精心选出的8个项目导演大多是怀着电影梦想的电影边缘人，然而没想到的是，如今，其中有5个项目已经开拍。
今年被选出的8个项目导演个个有来头——金琛起码拍过了5部电影，作品《凤凰》还是去年东京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盛志民做过陈果的制片和张杨的副导，他的《心·心》入选2003年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朱文是60年代生的著名作家，也是作家转做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他的首部作品《海鲜》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第二部《云的南方》则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亚洲电影促进网络”大奖；王超是公认的第六代导演代表之一，从《安阳婴儿》到《日日夜夜》，再到《江城夏日》，一直进行着个人的探索，《江城夏日》获得2006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陈正道(台湾)，他的《盛夏光年》是去年港台地区最受欢迎的青春片……
他们的加入提升了CFPC的品牌，另外，投资人质量也明显超过去年，国内一线买家悉数到场。8个项目最低投资预算在400万人民币，最高投资预算竟高达1500万美元。“今年就是为了这些项目才来参加电影节的，我们公司派了好几个人来找项目。”慈文影视老总马中骏早早就坐在了会场，去年的这个场合他也在，当时只是看客。
慈文是國内颇具实力的影视公司，是徐克《七剑》的出品方。他们的发行总监刘小勇在听完了8个项目后告诉记者，“《北京烤鸭》最具操作性，因为它投资不大，风险也不高，问题是导演雎安奇以前的作品都在后期剪辑时流产了”。
最终，导演朱文的《闪》，凭借资方预约率自动获得了全场最具市场投资潜力奖，第二天从早到晚，朱文都忙着和各国投资人见面，1200万的投资应该全部可以解决了。慈文影视也将全额投资《北京烤鸭》，以及其他4个项目。
培养嫡系部队
上海国际电影节在金爵奖参赛片上的弱势地位是无法克服的“A类尴尬”。“电影节是个名利场。利，就是电影版权的交易量。中国严格的影片进出口体系和进口额度的限制，使得在电影节进行版权交易成为空谈，因此国外好点的电影根本不会送来这儿。”林密告诉记者。影片如果来了上海就不能去其他A类电影节，几乎每个导演都会选择柏林、戛纳和威尼斯，因为那边既有名，也有利。
形势所逼，主办方开始将办节的战略重点转向了培养年轻力量或者说嫡系部队。CFPC只关注大中国地区的华人新导演，而国外的导演和项目都可以来参加CO－FPC，寻求在中国和国际上的资金和发行支持。加上运作多年的亚洲新人奖和国际学生短片大赛，新生力量的培养体系已经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
“上海国际电影节需要培养新人，推动本土导演在本土市场上赚到钱。这些导演对上海电影节产生感激之情，他们才会来支持上海电影节。比如杨树鹏，是在上海电影节上闯出来的，等到他成为冯小刚式人物的时候，只要上海电影节找他来，他肯定会来捧场。”林密说。全世界电影节都是如此持续性地力挺某一批导演，这就好像宁浩(《疯狂的石头》)连续两年从香港国际电影节HAF项目中找到资金；王超是戛纳电影节捧出来的，他的新片肯定也最容易得到戛纳的邀请；贾樟柯的成功也是出自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的青睐。
杨树鹏，正是上海电影节第一届CF－PC最大的惊喜。去年6月，当杨树鹏在上海说自己想拍一部小成本古装强盗片，想找的演员是宋康昊和胡军时，全场哄堂大笑，仿佛看到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雌黄小孩。没想到时隔才一年，CFPC就已经骄傲地宣布，这部《苦竹林》已经在后期制作中，在5月的戛纳已经和国际片商们见过面了，而且杨树鹏还真的找到了胡军。
《苦竹林》是去年的最佳市场投资潜力奖获得者，“这个奖大大增强了杨树鹏这个新人的信用度。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人凭什么相信你？CFPC上那么多投资人的预约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因此，我们很快和上影、星美谈妥了2000万的投资。然后，我们带着剧本去找胡军。有了前面这些招牌，撬动胡军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林密说。去年身为英福通公司总裁的林密因为其在国际发行市场的人脉，被人手不足的CFPC项目拉来当“志愿者”，后来杨树鹏挑选了她来当自己第一部作品的制片人。
如果说杨树鹏选择胡军是因为角色需要的话，那林密相中胡军完全是因为《赤壁》。“我带了一些《苦竹林》的胶片去了戛纳。杨树鹏在国际上没有名气，不会有人立刻说要买片的。好在当初用了胡军，就是考虑到了《赤壁》。不管《赤壁》在国际上是否大卖，但肯定会大宣。胡军作为中国明星已经逐渐走向亚洲，那《赤壁》让他可以开始打出在欧美市场的品牌，这些都有益于《苦竹林》。而且《赤壁》刚好在戛纳宣傳，胡军本人也去了。欧美片商们看到了《苦竹林》中胡军的加入，而且又是西方喜欢的强盗片，很多人都期待看到片花。”
林密还会带着《苦竹林》去多伦多电影节，这里是北美市场的门户；釜山电影节时《苦竹林》可能会作为开幕或者闭幕影片，那时是买家们开价的节点，势必会带动现场日本和香港的买家；然后还会去洛杉矶的美国电影市场和年底的柏林电影节，接下来又会回到明年的戛纳。这条线路就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卖片线路图，而所有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去年6月杨树鹏站上CFPC的那一刻。
杨树鹏不再是资本市场的无名小子，新项目《文明:交叉火力点》入围了今年的CO－FPC项目。电影节对导演们持续性的关注并不只限于他一人，入围今年CFPC项目的导演盛志民和朱文都曾经是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获得者；2006年国际学生短片大赛参与者黄凯的新片《上海公园》，入围了今年电影节的官方竞赛单元，还被组委会推荐到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2007年国际学生短片大赛最佳创意奖获得者张忠华当场以《火箭鹌鹑》获得了某企业300万元的投资，今年张忠华带着《可爱的孩子》参加了CO－FPC，“他上火车离开前，说已经有5个投资人来找他了。后来上影的人也要找他，他立刻就跳下火车赶来了。”此时上海国际电影节执行副秘书长唐丽君的表情，犹如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成长。
“今年有40个项目获得了一对一的洽谈机会，其中35个项目都有了明确的意向。”唐丽君说，“这些项目有相当一部分愿意将来把成片送到上海电影节，因为我们为他们搭建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