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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国内语言生态研究还未形成独立的学科，本文回顾了国外语言生态学的形成过程，并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探究国内外语言活力评估的相关研究及其启示。
关键词：语言生态 语言活力评估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与边疆地区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2XJA740013）
引言
当前，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人口的全球流动与信息的高速传递，跨地区、跨国家的交际变得越来越重要和频繁，促使语言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一些强势族群的语言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有时地位挤占了许多弱势族群语言的生存空间。语言求同的趋势加剧了世界各地语言消亡，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语言生态危机。鉴于目前国内语言生态研究仅限于理论引进和个人学术思考的范畴，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本文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探究语言活力的评估的相关研究及其启示。
1 语言生态学的构建
在研究语言接触的基础上，Haugen于1972首次提出“语言生态”这个概念来指代与外界关系错综复杂的语言环境.并提出语言的生态环境涉及以下10个方面的问题：1）语言属于哪一类？2）使用者是谁？3）语言使用范围是什么？4）语言使用者目前所使用的语言是什么？5）语言内部的变体是什么？6）语言文字的性质是什么？7）文字的标准化程度如何？8）获得什么样的机构或制度性支持？9）语言使用者对所使用语言的态度是什么？10）语言在整个语言生态类型中处什么样的地位？由此开启了国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目前国外的语言生态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全新的由自然学科（生态学）和人文学科（语言学）组成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围也从Haugen提出的10个方面扩展到综合分析影响语言存在和发展的因素，批判语言帝国主义和维护语言多样性，并引入了语言平等和语言人权的思想。研究范式有2个：研究社会环境对语言的作用的Haugen范式和研究语言对生态的直接影响的Halliday范式，前者关注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活力和语言进化等问题，后者关注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环境语篇的分析批评、生态语法和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等。这两种范式其实就是研究语言生态的两种方法。
2 国外语言活力评估相关研究
最早的语言活力评估是由Giles，Bourhis和Taylor提出的民族语言活力准则，强调家庭环境语言传承的重要性，认为语言活力越高，语言保持程度越好，反之，语言活力越低，语言保持程度越低。Giles和Johnson对这一准则进行了修改，把民族语言态度和第二语言习得考虑进这一原则，他们不再将语言熟练程度作为语言保持的唯一标准，认为语言保持由语言使用频率、语言熟练程度和语言态度三个部分组成。这一准则由于测量工具缺乏准确性而受到不少批评，还因在目前的多语环境下，很难将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等同起来而受到质疑，但这一准则为后续研究语言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Haarmann提出了从人口、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相互作用、语言本身等7个方面来研究语言生态。通过研究少数族裔语言的保持和流失问题，Edwards提出用3类对象（语言使用者、语言和环境）和11个参项（人口、社会、语言、心理、历史、政治、地理、教育、宗教、经济和媒体）来研究语言生态。这些研究揭示了某些基本和宽泛的语言生态构成要素，但在实际评估语言生态是缺乏可操作性。最有影响力的可具体操作的语言活力评估手段是Fishman提出的GIDS（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把语言的代际间传承当作语言保持的关键因素，GIDS依据语言的代际传承情形对语言的活力做了8级描述，1至6级为语言得以不同程度保持的情形，7和8两级为语言流失的情形。
Landweer认为影响语言活力的因素不止一种，依据他和他的SIL同事的研究，Landweer指出以下几个8个因素都是语言活力的指标：1）语言群体城乡区间的相对位置；2）语言的使用场所；3）语码转换的类型和频率；4）语言群体的人口总数和生存能力；5）语言群体在社会体系中的分布情况；6）外围社会和语言群体内部的态度；7）语言的声望；和8）稳定且合意的经济基础准入途径。
参照前人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研究专家组在2003年确立了九项要素指标：1）代际间传承；2）语言使用人口基数；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4）语言生存领域走向；5）对新语域和新媒介的反应；6）教学文化类语言资料；7）政府或团体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包括官方地位和用途）；8）语言群体对本族语的态度；9）语言文献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示：在测试某一具体语言的活力时，上述9项指标不应单独使用而应综合考量，也不应该给予这九项指标同等的权重。其中，前1至6项用于评估语言活力和濒危程度，第7和第8两项用于评估语言态度，第9项用于评估记录的紧迫性。除人口基数指标外，其余八项要素都做了6级描述，将语言的活力从高到地排位6级：5充满活力或安全；4有活力/仍比较活跃或相对安全；3活力下降，显露濒危特征；2活力不足，趋于濒危；1活力很差，已经濒危；0无活力，失去交际功能或已死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活力评估办法有四个创新：1）语用场所从现存语域延伸到新语域（指标5）；2）使用人口数据统计包括了绝对数据和相对数据（指标2和3）；3）语言威望的考量兼顾了外族和本民族双方的态度（指标7和8）；和4）文献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语言活力指标（指标9）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活力评估办法需要十分详尽的本地和全国范围的语言使用实地调查，许多数据信息可以通过抽样的形式获取，但一些特定数据如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无法通过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的形式获取，语言活力评估者只能依据访谈和本地或全国文献资料做出有根据的估计。针对这个不足，Lewis和Simons推出扩展版的GIDS（Extended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把指标由Fishman当初的8级扩展至10级：1级语言国际化程度；2级语言全国化程度；3级语言本地化程度；4级语言的商贸语域；5语言的教育语域，语言书面化程度；6语言活力；7级语言流失；8级语言濒危；9级语言休止；10级语言消失。扩展版的GIDS涵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估办法中的指标1、指标4和指标6。 3 国内语言活力评估相关研究
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传入我国，社会因素对语言的重要影响一直是我国社会语言学领域关注的焦点。徐世璇、孙宏开、戴庆厦和田静、戴庆厦等从濒危语言视角探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环境，戴庆夏和田静、道布等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问题，范俊军、杨晋军、吴文、蔡永良和冯广艺等引进和推介了国外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范俊军探究了我国的生态危机问题。在语言活力评估方面，黄行依据语言产品、语言设施和语言人员3各要素，建立了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社会因素的语言会里指标体系、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进行了分项计量排序。戴庆夏和邓佑玲提出了评估濒危语言的指标体系，将指标分为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并考虑了量化的可操作性和复杂性。孙宏开认为“语言的活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语言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度都在不断地变化中”，他明确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这些活力指标“有的是普遍适用的，有的与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9项指标基础上，他加了3项指标，确立评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12项指标。他增加的3项为语言的分布状况是聚居、杂居还是散居、语言的内部差异程度和国境内外的分布状况。肖自辉和范俊军参照国外有关语言生态要素研究的成果，确立了一套由12个要素、33个具体指标和指标权重关系建模系统的语言生态监测分级指标体系以及语言生态质量分级评估标准。12个要素是：人口、地理、文化、经济、语言格局、语域、语言标准化程度、语言结构、语言产品、教育、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33个具体指标是：语言使用人口基数、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使用人口比重、使用人口的增减趋势、语言群体社区的聚居程度、语言群体社区的地理开放程度、文化习俗和传统仪式的稳定性、传统民族活动和仪式用语、语言使用者跨族通婚态度、语言群体社区的经济实力、语言群体社区的经济产业类型、毗邻语言的声望与势力、语言跨境状况、家庭内部使用情况、日常交际中的使用情况、在广播电视媒体的使用情况、在商贸活动的使用情况、在行政领域的使用情况、宗教信仰及其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内部方言差异和听懂度、文字系统或书面语使用和规范情况、语音系统的稳定程度、词汇系统的稳定程度、语法系统的稳定程度、语言教学类产品数量与使用面、文化类语言产品数量与读者面、语言研究类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以语言为教学用语的初级学校数量、设置了语言课程的学校或机构数量、语言群体内部的语言态度、政府的政策倾向或行为倾向、语言群体单语或单方言人的比例、双语或多语的比率及数量程度。韩军通过比较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认为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来评估各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存状况。这些都是国内语言生态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
4 启示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人口的全球流动与信息的高速传递，促使语言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世界各地语言消亡的速度呈加剧之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语言生态危机。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生态环境也复杂。我国的语言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语种的灭绝与濒危、少数民族双语与双方言区的语言单极化、局部语言岛和方言岛的同化与消化以弱化语言的结构整合发生衰变等。《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的指导思想。汉语、本民族语、其他民族语言、英语（文教领域）多语并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景观，语言的交际功能本质决定了它的生态分布必然是具有层级性的，如何借鉴国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对本土的语言生态环境的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倡导语言多样性和濒危语言保护，并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方面提出保持语言生态平衡的对策和建议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Bang， J. & Door， J. 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 A Dialectical Approach[M]. Newyork： Continuum， 2007.
[2]Bennent， E. Attitud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Dutch in Australia to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Ethnic Identity[D].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German Studies and Slavic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90
[3]Edwards， J. Sociolinguistic Aspects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oss： Towards a Typology of Minority Language Situations. In Fase， W. Jaspaert， K. & Kroon，S.（eds）. Maintenance and Loss of Minority Language. 37-54. Amsterda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4]Fill， A. Eco-linguistics： State of Art 1998[C]. In Fill， A.， & Mühlh？usler， P.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Continuum. 2001.
[5]Fill， A.， & Mühlh？usler， P.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 London： Continuum. 2001. [6]Fishman， J. A. Revi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M].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1991
[7]Giless， H.， & Johnson， P. 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Maintena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Language，
1987（68）：69-99.
[8]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9]Haarmann， H. Language in Ethnicity： A View of Basic Ecological Rel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er， 1986
[10]Landweer， L. Indicators of Ethnolinguistic Vatality. Notes on Sociolinguistics 1998， 5（1）：5-22.
[11]Lewis， M. & Simons， G. Assessing Endangerment： Expanding Fishman's GIDS. Romanian Review of Linguistics， 2010 （2）.
[12]Tsuda， Y.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and Strategies for Linguistic Pluralism： Proposing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Paradigm [C]. In Asante， M.， Mike，Y. & Lin， J. （eds）.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3]蔡永良.关于“语言生态学”[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11-217.
[14]戴庆夏.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5]戴庆夏，邓佑玲.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2）：120-125.
[16]戴庆夏，田静.濒危语言的语言状态-仙仁土家语个案分析研究之一[J].语言科学，2002（1）：67-77.
[17]戴庆夏，田静.濒危语言的活力问题-仙仁土家语个案分析研究之二[J].思想战线，2003（5）：129-133.
[18]道布.语言活力、语言态度与语言政策-少数民族语文问题研究[J].学术探索，2005（6）：95-101.
[19]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评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a（2）：110-115.
[20]范俊军.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2005b（6）：42-47.
[21]冯广艺.语言生态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2]韩军.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4）：107-112.
[23]黄行.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活力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4]孙宏开.关于濒危语言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1-7
[25]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5）：6-10.
[26]吴文.《生态语言学》述介[J].中国外语教育，2009（3）：68-71.
[27]肖自辉，范俊军.语言生态的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生态语言学应用研究[J].语言科学，2011年3期270-280.
[28]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29]杨晋军.语言生态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域[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53-57.
责任编辑：龙惠慧
关键词：语言生态 语言活力评估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与边疆地区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2XJA740013）
引言
当前，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人口的全球流动与信息的高速传递，跨地区、跨国家的交际变得越来越重要和频繁，促使语言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一些强势族群的语言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有时地位挤占了许多弱势族群语言的生存空间。语言求同的趋势加剧了世界各地语言消亡，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语言生态危机。鉴于目前国内语言生态研究仅限于理论引进和个人学术思考的范畴，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本文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探究语言活力的评估的相关研究及其启示。
1 语言生态学的构建
在研究语言接触的基础上，Haugen于1972首次提出“语言生态”这个概念来指代与外界关系错综复杂的语言环境.并提出语言的生态环境涉及以下10个方面的问题：1）语言属于哪一类？2）使用者是谁？3）语言使用范围是什么？4）语言使用者目前所使用的语言是什么？5）语言内部的变体是什么？6）语言文字的性质是什么？7）文字的标准化程度如何？8）获得什么样的机构或制度性支持？9）语言使用者对所使用语言的态度是什么？10）语言在整个语言生态类型中处什么样的地位？由此开启了国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目前国外的语言生态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全新的由自然学科（生态学）和人文学科（语言学）组成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围也从Haugen提出的10个方面扩展到综合分析影响语言存在和发展的因素，批判语言帝国主义和维护语言多样性，并引入了语言平等和语言人权的思想。研究范式有2个：研究社会环境对语言的作用的Haugen范式和研究语言对生态的直接影响的Halliday范式，前者关注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活力和语言进化等问题，后者关注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环境语篇的分析批评、生态语法和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等。这两种范式其实就是研究语言生态的两种方法。
2 国外语言活力评估相关研究
最早的语言活力评估是由Giles，Bourhis和Taylor提出的民族语言活力准则，强调家庭环境语言传承的重要性，认为语言活力越高，语言保持程度越好，反之，语言活力越低，语言保持程度越低。Giles和Johnson对这一准则进行了修改，把民族语言态度和第二语言习得考虑进这一原则，他们不再将语言熟练程度作为语言保持的唯一标准，认为语言保持由语言使用频率、语言熟练程度和语言态度三个部分组成。这一准则由于测量工具缺乏准确性而受到不少批评，还因在目前的多语环境下，很难将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等同起来而受到质疑，但这一准则为后续研究语言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Haarmann提出了从人口、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相互作用、语言本身等7个方面来研究语言生态。通过研究少数族裔语言的保持和流失问题，Edwards提出用3类对象（语言使用者、语言和环境）和11个参项（人口、社会、语言、心理、历史、政治、地理、教育、宗教、经济和媒体）来研究语言生态。这些研究揭示了某些基本和宽泛的语言生态构成要素，但在实际评估语言生态是缺乏可操作性。最有影响力的可具体操作的语言活力评估手段是Fishman提出的GIDS（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把语言的代际间传承当作语言保持的关键因素，GIDS依据语言的代际传承情形对语言的活力做了8级描述，1至6级为语言得以不同程度保持的情形，7和8两级为语言流失的情形。
Landweer认为影响语言活力的因素不止一种，依据他和他的SIL同事的研究，Landweer指出以下几个8个因素都是语言活力的指标：1）语言群体城乡区间的相对位置；2）语言的使用场所；3）语码转换的类型和频率；4）语言群体的人口总数和生存能力；5）语言群体在社会体系中的分布情况；6）外围社会和语言群体内部的态度；7）语言的声望；和8）稳定且合意的经济基础准入途径。
参照前人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研究专家组在2003年确立了九项要素指标：1）代际间传承；2）语言使用人口基数；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4）语言生存领域走向；5）对新语域和新媒介的反应；6）教学文化类语言资料；7）政府或团体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包括官方地位和用途）；8）语言群体对本族语的态度；9）语言文献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示：在测试某一具体语言的活力时，上述9项指标不应单独使用而应综合考量，也不应该给予这九项指标同等的权重。其中，前1至6项用于评估语言活力和濒危程度，第7和第8两项用于评估语言态度，第9项用于评估记录的紧迫性。除人口基数指标外，其余八项要素都做了6级描述，将语言的活力从高到地排位6级：5充满活力或安全；4有活力/仍比较活跃或相对安全；3活力下降，显露濒危特征；2活力不足，趋于濒危；1活力很差，已经濒危；0无活力，失去交际功能或已死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活力评估办法有四个创新：1）语用场所从现存语域延伸到新语域（指标5）；2）使用人口数据统计包括了绝对数据和相对数据（指标2和3）；3）语言威望的考量兼顾了外族和本民族双方的态度（指标7和8）；和4）文献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语言活力指标（指标9）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活力评估办法需要十分详尽的本地和全国范围的语言使用实地调查，许多数据信息可以通过抽样的形式获取，但一些特定数据如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无法通过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的形式获取，语言活力评估者只能依据访谈和本地或全国文献资料做出有根据的估计。针对这个不足，Lewis和Simons推出扩展版的GIDS（Extended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把指标由Fishman当初的8级扩展至10级：1级语言国际化程度；2级语言全国化程度；3级语言本地化程度；4级语言的商贸语域；5语言的教育语域，语言书面化程度；6语言活力；7级语言流失；8级语言濒危；9级语言休止；10级语言消失。扩展版的GIDS涵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估办法中的指标1、指标4和指标6。 3 国内语言活力评估相关研究
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传入我国，社会因素对语言的重要影响一直是我国社会语言学领域关注的焦点。徐世璇、孙宏开、戴庆厦和田静、戴庆厦等从濒危语言视角探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环境，戴庆夏和田静、道布等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问题，范俊军、杨晋军、吴文、蔡永良和冯广艺等引进和推介了国外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范俊军探究了我国的生态危机问题。在语言活力评估方面，黄行依据语言产品、语言设施和语言人员3各要素，建立了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社会因素的语言会里指标体系、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进行了分项计量排序。戴庆夏和邓佑玲提出了评估濒危语言的指标体系，将指标分为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并考虑了量化的可操作性和复杂性。孙宏开认为“语言的活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语言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度都在不断地变化中”，他明确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这些活力指标“有的是普遍适用的，有的与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9项指标基础上，他加了3项指标，确立评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12项指标。他增加的3项为语言的分布状况是聚居、杂居还是散居、语言的内部差异程度和国境内外的分布状况。肖自辉和范俊军参照国外有关语言生态要素研究的成果，确立了一套由12个要素、33个具体指标和指标权重关系建模系统的语言生态监测分级指标体系以及语言生态质量分级评估标准。12个要素是：人口、地理、文化、经济、语言格局、语域、语言标准化程度、语言结构、语言产品、教育、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33个具体指标是：语言使用人口基数、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使用人口比重、使用人口的增减趋势、语言群体社区的聚居程度、语言群体社区的地理开放程度、文化习俗和传统仪式的稳定性、传统民族活动和仪式用语、语言使用者跨族通婚态度、语言群体社区的经济实力、语言群体社区的经济产业类型、毗邻语言的声望与势力、语言跨境状况、家庭内部使用情况、日常交际中的使用情况、在广播电视媒体的使用情况、在商贸活动的使用情况、在行政领域的使用情况、宗教信仰及其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内部方言差异和听懂度、文字系统或书面语使用和规范情况、语音系统的稳定程度、词汇系统的稳定程度、语法系统的稳定程度、语言教学类产品数量与使用面、文化类语言产品数量与读者面、语言研究类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以语言为教学用语的初级学校数量、设置了语言课程的学校或机构数量、语言群体内部的语言态度、政府的政策倾向或行为倾向、语言群体单语或单方言人的比例、双语或多语的比率及数量程度。韩军通过比较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认为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来评估各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存状况。这些都是国内语言生态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
4 启示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人口的全球流动与信息的高速传递，促使语言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世界各地语言消亡的速度呈加剧之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语言生态危机。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生态环境也复杂。我国的语言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语种的灭绝与濒危、少数民族双语与双方言区的语言单极化、局部语言岛和方言岛的同化与消化以弱化语言的结构整合发生衰变等。《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的指导思想。汉语、本民族语、其他民族语言、英语（文教领域）多语并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景观，语言的交际功能本质决定了它的生态分布必然是具有层级性的，如何借鉴国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对本土的语言生态环境的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倡导语言多样性和濒危语言保护，并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方面提出保持语言生态平衡的对策和建议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Bang， J. & Door， J. 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 A Dialectical Approach[M]. Newyork： Continuum， 2007.
[2]Bennent， E. Attitud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Dutch in Australia to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Ethnic Identity[D].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German Studies and Slavic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90
[3]Edwards， J. Sociolinguistic Aspects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oss： Towards a Typology of Minority Language Situations. In Fase， W. Jaspaert， K. & Kroon，S.（eds）. Maintenance and Loss of Minority Language. 37-54. Amsterda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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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ill， A.， & Mühlh？usler， P.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 London： Continuum. 2001. [6]Fishman， J. A. Revi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M].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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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 Language Maintena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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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aarmann， H. Language in Ethnicity： A View of Basic Ecological Rel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er， 1986
[10]Landweer， L. Indicators of Ethnolinguistic Vatality. Notes on Sociolinguistics 1998， 5（1）：5-22.
[11]Lewis， M. & Simons， G. Assessing Endangerment： Expanding Fishman's GIDS. Romanian Review of Linguistics， 20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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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戴庆夏，邓佑玲.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2）：120-125.
[16]戴庆夏，田静.濒危语言的语言状态-仙仁土家语个案分析研究之一[J].语言科学，2002（1）：67-77.
[17]戴庆夏，田静.濒危语言的活力问题-仙仁土家语个案分析研究之二[J].思想战线，2003（5）：129-133.
[18]道布.语言活力、语言态度与语言政策-少数民族语文问题研究[J].学术探索，2005（6）：95-101.
[19]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评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a（2）：110-115.
[20]范俊军.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2005b（6）：42-47.
[21]冯广艺.语言生态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2]韩军.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4）：107-112.
[23]黄行.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活力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4]孙宏开.关于濒危语言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1-7
[25]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5）：6-10.
[26]吴文.《生态语言学》述介[J].中国外语教育，2009（3）：68-71.
[27]肖自辉，范俊军.语言生态的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生态语言学应用研究[J].语言科学，2011年3期270-280.
[28]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29]杨晋军.语言生态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域[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53-57.
责任编辑：龙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