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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王丽萍的作品中寻找共性，“现实”“家庭”“温暖”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词
“东北有高满堂，北京有刘和平，上海有王丽萍。‘王丽萍现象’真的需要研究一下了。”一位业内专家在《国民大生活》的研讨会上如是说。
《国民大生活》拍摄花絮，王丽萍与袁珊珊 郑恺一起
二十年来，随着《错爱一生》《媳妇的美好时代》《生活启示录》《国民大生活》等多部电视剧的热播，“编剧王丽萍”已成为不少电视剧宣传时打出的“金字招牌”。
如果在王丽萍的作品中寻找共性，“现实”“家庭”“温暖”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词。“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这是王丽萍最新一部电视剧《国民大生活》剧名的由来，也是她众多作品的着眼点。
从最早的作品《我们的世界》《婆婆媳妇小姑》开始，王丽萍的每一次剧本创作，都是围绕着家庭这个小舞台，对城市中（特别是上海）平常人家男婚女嫁、家长里短的情感纠葛做着细细描绘。
在城市大发展的二十年里，作为反映现实的窗口，王丽萍笔下的家庭并非孤绝架空地存在着，而是与社会紧密相嵌。如果说现实题材电视剧是时代的镜子，王丽萍这样深耕其中二十年的創作者，就是“镜子工匠”。
素材积累是漫长的过程
最近，王丽萍很忙。
从筹备“上海影视四季沙龙·冬——暨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创作座谈会”，到参与文艺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王丽萍马不停蹄地在上海、广州、安顺、贵阳等地穿梭着。
尽管如此，王丽萍的微信朋友圈中，仍有她对生活场景的捕捉：广州机场餐馆偶然吃到的“料足美味”的米粉、安顺小街一个老奶奶带着小孙女吃饭的笑容，似乎这些“小美好”对她来说格外不能错过。
“很大程度上，剧中的人物、情节、故事，是要靠细节来支撑的，而这些细节只有从生活中得来才生动。”王丽萍向《瞭望东方周刊》说。
《婆婆媳妇小姑》有一句台词：“鸭子下蛋了，还是热的呢。”电视剧一播出，立刻有观众写信指出这句台词犯了常识错误：因为鸭子是不孵蛋的。
时隔二十年，“鸭子不孵蛋”像是个王丽萍心里一个不会揭下去的便签，提醒着她细节不能出错。
有一次，上海治安总队的一位老警察告诉王丽萍，《大好时光》把退休警察的警衔弄错了。她连忙道歉，虽然服装并不是编剧负责的，但她还是在心底记住了这次疏忽。
两年之后，王丽萍争取到机会去警察局体验生活，甚至有可能参与执行任务。执行任务是不能保证安全的，但她觉得光荣，因为终于能够弥补经历上的空白。
“现实题材是非常难写的，因为它和现实太近了，最容易被观众发现破绽，所以我们做编剧的，在基础上把关要把得严一点。”王丽萍说道。
为写出人物的真实处境、贴近人物的内心，王丽萍曾在朋友家做过钟点工、在商场开过货梯。但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体验生活，并不是她积累生活阅历的主要方式。
王丽萍是那种典型的温婉女人，有浪漫主义情怀，天上两朵云的形状也会触动她联想，这似乎和她指向现实生活的创作、坚持现实主义手法的作为有些相悖。
王丽萍认为，“生活是无处不在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体验生活’。关键是在生活里去发现、思索、探究和提炼，然后写出真善美的一面。”
与一般编剧的采风不同，王丽萍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甚至是“不务正业”的方式来积累素材。
从2002年起，王丽萍开始在一档婚恋相亲节目中担任点评嘉宾，一做就是十几年。每次去，她都随身带着录音笔，去现场采访前来相亲的家长和青年男女。
除此之外，在《社会方圆》《案件聚焦》等法制节目中，王丽萍也常年做着幕后工作，还担任了社区艺术团的名誉团长，出入于社区、居委会。
闪婚、黄昏恋、组合家庭……大量鲜活生动、富有时代气息的家庭生活案例，就这样在十几年的时光中慢慢变为王丽萍笔端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
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在成为编剧之前，王丽萍曾有过十四年的军旅生涯，在部队做过通信员、图书管理员、电影放映员，后来南京政治学院在部队里招收学生，她以全军战士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新闻系，转业后在《安徽日报》担任文化记者。
在此期间，王丽萍成家、立业，但一直没有断了写作。虽然她自己的人生经历还一直没有被运用于创作，但部队的磨砺、记者岗位的锻炼，让她逐步扩展了视野，也奠定下她价值取向和写作的基础。
一个机缘巧合，王丽萍结识了曾执导过电影《泉水叮咚》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石晓华。
当时石晓华正准备拍摄一部情景剧，邀请不少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来撰写剧本，入选标准十分公平：作者写完后抹去名字，电视台和导演依据内容的质量来决定剧本去留。
王丽萍一共写了5集剧本，最终被全部采用，由此她开始了自己的编剧生涯。
一开始，凭借着天赋与积累，王丽萍很顺利地写出了《婆婆媳妇小姑》《女子公寓》《岁月如歌》《夫妻冤家》四部反映上海生活的电视剧，并凭借这四部剧作为引进人才来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或许是求成心切，接下来的五六年时间里，王丽萍陷入了创作的瓶颈期。有时为了完成命题作业，她不得不硬着头皮“挤牙膏”，写出的作品也带着闭门造车的生涩感。
《女人不麻烦》这部剧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当时《新民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王丽萍看到后很不好意思，恨不得去报摊买下那一期所有的报纸。
转机是在王丽萍去安徽乡下采风的时候来临的，在安徽她遇到了一位带着好几个孩子的女人，凭着直觉，她觉得这个女人像是从上海来的知青。 正是这个女人，启发王丽萍去关注当年没有返城的知青群体背后的经历，由此有了《错爱一生》的故事。这部讲述两位身份被调换的女孩阴错阳差的人生际遇的电视剧，刷新了2005年央视电视剧频道的收视纪录。
从此，王丽萍开始有意识地创作自己感兴趣的故事。而《保姆》这部剧，直接影响了她之后的创作方式。
“起初，《保姆》我写得很困难，难就难在选择什么立场写，如果光写保姆好，就会显得东家不好;把保姆写得很坏，也不行。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喜剧的方法去处理，很多东西可以用啼笑皆非来表达，两方都可以接受，这个基调一定下来，创作就特别顺。”
《保姆》春节期间在上海一经播出，大受欢迎，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央视春晚。
这打开了王丽萍的创作世界。“坚持原创和现实题材，坚持在作品里表达真善美。”自此以后，用喜剧方式表现小家庭中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开场时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与矛盾，每个人物都能在结尾最终收获生活的馈赠，成为她创作的旨归。
在参与中国文联组织的文艺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报告会时，王丽萍强调，写小人物的生活，写小人物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是创作者的责任。
好戏都是磨出来的
“走哪儿写哪儿，飞机上火车上都可以写作。”二十年来，王丽萍每天会拿出平均四个小时的时间用来写作。在拍摄《我家的春秋冬夏》前，演员杨立新与王丽萍约在咖啡馆聊剧本，赶到咖啡馆，杨立新就看到王丽萍正坐在角落里敲着键盘。
有影视公司找到王丽萍，邀请她担任创作总监，不必亲自创作，只要挂个名字就可以，王丽萍拒绝了。
“作品应该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自己要对作品负责任，就必须亲力亲为，踏踏实实写作。”迄今为止，王丽萍只在自己创作的剧本上挂名。
在写作《媳妇的美好时代》时，为了不在创作早期就受到资本的干扰，王丽萍没有在写出大纲后就去联系制片公司，而是先把剧本写到28集左右，才去寻找合适的投资方。
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媳妇的美好时代》不仅在国内引发观剧热潮，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也获得很大成功。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媳妇的美好时代》还是第一部被翻译成斯瓦西里语的中国电视剧，在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为坦桑尼亚人民展现了中国百姓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
对自己完成的剧本，王丽萍并没有提出一字不改的金科玉律。“电视剧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所以只要别人提出的有道理，我就一定会和他们沟通，没什么不能改的。”王丽萍说。
拍电视剧《保姆》时，奚美娟建议把人物改成坐轮椅，这样找到了人物的一个支点，王丽萍说：“在影视剧里，大家都很无私，互相加分才能创作出更有力量的作品来。”
回顾往昔，王丽萍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许多在片场“磨戏”的经历。其中最常被她提及的就是拍摄《生活启示录》时那段因地制宜的“树上戏”。
“那场戏胡歌要向闫妮表白，我们本来计划胡歌在楼下喊闫妮的名字，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当时窗边正好有一棵树，胡歌就建议他爬到树上试试，这样只能从一个角度拍，是很难的，但是效果很好，后来就把台词也改了，加了一段旁白。”这个场景也成为了《生活启示录》的经典场景。
2017年，《生活啟示录》被引进到蒙古国，在蒙古国家电视台播出时，连续20天收视夺冠，打败了同期播出的韩剧、俄剧，女主角闫妮的发型也成为乌兰巴托的流行发型。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真善美情感的赞颂，以及对温暖人生的呼唤，是王丽萍创作的众多电视剧能够历久弥坚、成功走出国门的原因。“表现当下普通人的生活，情感问题、爱情主题是跨国界的。”王丽萍说。
“东北有高满堂，北京有刘和平，上海有王丽萍。‘王丽萍现象’真的需要研究一下了。”一位业内专家在《国民大生活》的研讨会上如是说。
二十年来，随着《错爱一生》《媳妇的美好时代》《生活启示录》《国民大生活》等多部电视剧的热播，“编剧王丽萍”已成为不少电视剧宣传时打出的“金字招牌”。
如果在王丽萍的作品中寻找共性，“现实”“家庭”“温暖”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词。“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这是王丽萍最新一部电视剧《国民大生活》剧名的由来，也是她众多作品的着眼点。
从最早的作品《我们的世界》《婆婆媳妇小姑》开始，王丽萍的每一次剧本创作，都是围绕着家庭这个小舞台，对城市中（特别是上海）平常人家男婚女嫁、家长里短的情感纠葛做着细细描绘。
在城市大发展的二十年里，作为反映现实的窗口，王丽萍笔下的家庭并非孤绝架空地存在着，而是与社会紧密相嵌。如果说现实题材电视剧是时代的镜子，王丽萍这样深耕其中二十年的創作者，就是“镜子工匠”。
素材积累是漫长的过程
最近，王丽萍很忙。
从筹备“上海影视四季沙龙·冬——暨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创作座谈会”，到参与文艺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王丽萍马不停蹄地在上海、广州、安顺、贵阳等地穿梭着。
尽管如此，王丽萍的微信朋友圈中，仍有她对生活场景的捕捉：广州机场餐馆偶然吃到的“料足美味”的米粉、安顺小街一个老奶奶带着小孙女吃饭的笑容，似乎这些“小美好”对她来说格外不能错过。
“很大程度上，剧中的人物、情节、故事，是要靠细节来支撑的，而这些细节只有从生活中得来才生动。”王丽萍向《瞭望东方周刊》说。
《婆婆媳妇小姑》有一句台词：“鸭子下蛋了，还是热的呢。”电视剧一播出，立刻有观众写信指出这句台词犯了常识错误：因为鸭子是不孵蛋的。
时隔二十年，“鸭子不孵蛋”像是个王丽萍心里一个不会揭下去的便签，提醒着她细节不能出错。
有一次，上海治安总队的一位老警察告诉王丽萍，《大好时光》把退休警察的警衔弄错了。她连忙道歉，虽然服装并不是编剧负责的，但她还是在心底记住了这次疏忽。
两年之后，王丽萍争取到机会去警察局体验生活，甚至有可能参与执行任务。执行任务是不能保证安全的，但她觉得光荣，因为终于能够弥补经历上的空白。
“现实题材是非常难写的，因为它和现实太近了，最容易被观众发现破绽，所以我们做编剧的，在基础上把关要把得严一点。”王丽萍说道。
为写出人物的真实处境、贴近人物的内心，王丽萍曾在朋友家做过钟点工、在商场开过货梯。但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体验生活，并不是她积累生活阅历的主要方式。
王丽萍是那种典型的温婉女人，有浪漫主义情怀，天上两朵云的形状也会触动她联想，这似乎和她指向现实生活的创作、坚持现实主义手法的作为有些相悖。
王丽萍认为，“生活是无处不在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体验生活’。关键是在生活里去发现、思索、探究和提炼，然后写出真善美的一面。”
与一般编剧的采风不同，王丽萍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甚至是“不务正业”的方式来积累素材。
从2002年起，王丽萍开始在一档婚恋相亲节目中担任点评嘉宾，一做就是十几年。每次去，她都随身带着录音笔，去现场采访前来相亲的家长和青年男女。
除此之外，在《社会方圆》《案件聚焦》等法制节目中，王丽萍也常年做着幕后工作，还担任了社区艺术团的名誉团长，出入于社区、居委会。
闪婚、黄昏恋、组合家庭……大量鲜活生动、富有时代气息的家庭生活案例，就这样在十几年的时光中慢慢变为王丽萍笔端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
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在成为编剧之前，王丽萍曾有过十四年的军旅生涯，在部队做过通信员、图书管理员、电影放映员，后来南京政治学院在部队里招收学生，她以全军战士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新闻系，转业后在《安徽日报》担任文化记者。
在此期间，王丽萍成家、立业，但一直没有断了写作。虽然她自己的人生经历还一直没有被运用于创作，但部队的磨砺、记者岗位的锻炼，让她逐步扩展了视野，也奠定下她价值取向和写作的基础。
一个机缘巧合，王丽萍结识了曾执导过电影《泉水叮咚》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石晓华。
当时石晓华正准备拍摄一部情景剧，邀请不少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来撰写剧本，入选标准十分公平：作者写完后抹去名字，电视台和导演依据内容的质量来决定剧本去留。
王丽萍一共写了5集剧本，最终被全部采用，由此她开始了自己的编剧生涯。
一开始，凭借着天赋与积累，王丽萍很顺利地写出了《婆婆媳妇小姑》《女子公寓》《岁月如歌》《夫妻冤家》四部反映上海生活的电视剧，并凭借这四部剧作为引进人才来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或许是求成心切，接下来的五六年时间里，王丽萍陷入了创作的瓶颈期。有时为了完成命题作业，她不得不硬着头皮“挤牙膏”，写出的作品也带着闭门造车的生涩感。
《女人不麻烦》这部剧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当时《新民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王丽萍看到后很不好意思，恨不得去报摊买下那一期所有的报纸。
转机是在王丽萍去安徽乡下采风的时候来临的，在安徽她遇到了一位带着好几个孩子的女人，凭着直觉，她觉得这个女人像是从上海来的知青。 正是这个女人，启发王丽萍去关注当年没有返城的知青群体背后的经历，由此有了《错爱一生》的故事。这部讲述两位身份被调换的女孩阴错阳差的人生际遇的电视剧，刷新了2005年央视电视剧频道的收视纪录。
从此，王丽萍开始有意识地创作自己感兴趣的故事。而《保姆》这部剧，直接影响了她之后的创作方式。
“起初，《保姆》我写得很困难，难就难在选择什么立场写，如果光写保姆好，就会显得东家不好;把保姆写得很坏，也不行。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喜剧的方法去处理，很多东西可以用啼笑皆非来表达，两方都可以接受，这个基调一定下来，创作就特别顺。”
《保姆》春节期间在上海一经播出，大受欢迎，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央视春晚。
这打开了王丽萍的创作世界。“坚持原创和现实题材，坚持在作品里表达真善美。”自此以后，用喜剧方式表现小家庭中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开场时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与矛盾，每个人物都能在结尾最终收获生活的馈赠，成为她创作的旨归。
在参与中国文联组织的文艺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报告会时，王丽萍强调，写小人物的生活，写小人物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是创作者的责任。
好戏都是磨出来的
“走哪儿写哪儿，飞机上火车上都可以写作。”二十年来，王丽萍每天会拿出平均四个小时的时间用来写作。在拍摄《我家的春秋冬夏》前，演员杨立新与王丽萍约在咖啡馆聊剧本，赶到咖啡馆，杨立新就看到王丽萍正坐在角落里敲着键盘。
有影视公司找到王丽萍，邀请她担任创作总监，不必亲自创作，只要挂个名字就可以，王丽萍拒绝了。
“作品应该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自己要对作品负责任，就必须亲力亲为，踏踏实实写作。”迄今为止，王丽萍只在自己创作的剧本上挂名。
在写作《媳妇的美好时代》时，为了不在创作早期就受到资本的干扰，王丽萍没有在写出大纲后就去联系制片公司，而是先把剧本写到28集左右，才去寻找合适的投资方。
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媳妇的美好时代》不仅在国内引发观剧热潮，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也获得很大成功。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媳妇的美好时代》还是第一部被翻译成斯瓦西里语的中国电视剧，在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为坦桑尼亚人民展现了中国百姓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
对自己完成的剧本，王丽萍并没有提出一字不改的金科玉律。“电视剧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所以只要别人提出的有道理，我就一定会和他们沟通，没什么不能改的。”王丽萍说。
拍电视剧《保姆》时，奚美娟建议把人物改成坐轮椅，这样找到了人物的一个支点，王丽萍说：“在影视剧里，大家都很无私，互相加分才能创作出更有力量的作品来。”
回顾往昔，王丽萍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许多在片场“磨戏”的经历。其中最常被她提及的就是拍摄《生活启示录》时那段因地制宜的“树上戏”。
“那场戏胡歌要向闫妮表白，我们本来计划胡歌在楼下喊闫妮的名字，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当时窗边正好有一棵树，胡歌就建议他爬到树上试试，这样只能从一个角度拍，是很难的，但是效果很好，后来就把台词也改了，加了一段旁白。”这个场景也成为了《生活启示录》的经典场景。
2017年，《生活啟示录》被引进到蒙古国，在蒙古国家电视台播出时，连续20天收视夺冠，打败了同期播出的韩剧、俄剧，女主角闫妮的发型也成为乌兰巴托的流行发型。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真善美情感的赞颂，以及对温暖人生的呼唤，是王丽萍创作的众多电视剧能够历久弥坚、成功走出国门的原因。“表现当下普通人的生活，情感问题、爱情主题是跨国界的。”王丽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