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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起，中国分摊的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摊款将分别达到8000万美元和3亿美元。加上其他的单列支出，中国缴纳的各项联合国费用总计将达到4亿美元左右。
2010年，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的同时，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也再次上涨。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2009年12月29日表示，根据联合国最近达成的2010～2012年会费比额分摊办法，中国的会费比额将有较大增长：正常预算摊款比额将从目前的2.667％增长到3.189％，维和费用将从现在的3.1474％增长到3.9390％。
刘振民说，这意味着，从2010年起，中国分摊的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摊款将分别达到8000万美元和3亿美元。加上其他的单列支出，中国缴纳的各项联合国费用总计将达到4亿美元左右。
“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增加是根据第6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会费计算方法应该缴纳的份额，也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份额在扩大。”刘振民说。
此次调整之后，中国的上述两类摊款比额分别在联合国成员国中排名第八位和第七位。“作为最权威的政府间国际机构，联合国这个窗口可以反映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脉搏和趋势。”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对《望东方周刊》说。
1971年按台湾的水平交4％
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的联合国会费经历了先涨后跌再涨三个阶段。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额最高的时期是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初的几年。
“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席位时，当时主要打的是政治仗。虽然那时台湾的经济水平比我们高，我们还是按照台湾的水平交，达到了4％。”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庞森告诉《望东方周刊》。
三年后，在联合国会费调整中，4％的会费比额增加到5.5％的历史高点，并一直延续到1979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外交政策趋于务实。
1978年，世界人均收入是1800美元，这也是联合国会费的宽减标准，而当时中国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
“当时联合国秘书处也觉得我们交得太多，私下跟我们提出不用交那么多。但是联合国会费总额是一定的，你交得少别人就交得多，这涉及美国、日本、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才降了下来。”庞森说。
1980年，中国的联合国会费比额出现大幅度下降，为1.62％。而这还只是初步过渡，随后每次联合国会费调整，中国的比额几乎都在下调。到1995年，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0.7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金永健对本刊记者说，这个数据实际上仍然高于中国当时的实际应支付水平。“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应该交0.71％，超过的部分主要是帮几个最不发达国家交了。”
0.72％也是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的最低点。而在此时，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已经初见成效，国家财富迅速积累。中国的联合国会费也随之触底反弹，重新上涨。
1996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额在16年后首次回升，微调至0.74％。2000年，达到1％。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缴纳会费比额狂飙突进的时期，几乎每次调整，都要上涨超过0.5个百分点。
走向核心
在会费承担比额增加的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过程中也一步步走向核心，这一点从中国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所分管的部门可见一斑。
在联合国中，5个常任理事国各有一位副秘书长，一般一位副秘书长管一个部门，而承担哪个部门的管理职责是与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地位紧密相连的,也是与国家的政策需要分不开的。
金永健向本刊记者介绍说，自1971年至今，中国总共有7位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的工作集中在4个部门。
1971年，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主管的部门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当时国内的重心还不是经济建设，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强调世界革命，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非殖民化斗争还在不断进行，所以当时联合国成立了一个非殖民化部，由唐明照主管。”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除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少数国家，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恰巧中国在此时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角色也发生了第一次转变。
“改革开放后，领导考虑我们要通过联合国做点事情，争取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所帮助。后来我们与联合国秘书长商量，成立了技术合作部，专门负责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技术援助。”金永健说。
联合国的技术援助给众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和发达国家外援不同的是，联合国的援助都是无偿的，不含任何政治条件。
相比非殖民化部，技术合作部可谓长寿。自1979年成立后，一直到金永健1996年接任副秘书长职务时，其间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中国人一直主管着这个部门。
不过，到金永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时，技术合作部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当时只剩下两个司，连专家在内只有100多人，与刚成立时数百人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经历了将近20年改革开放，正在不断变得强大的中国来说，技术合作部的舞台也已经太局限。
1997年安南接替加利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中国的副秘书长承担了一个新任务-——主管大会事务和司务会议服务部。这个部门主管联合国大会事务和会议服务，包括会务秘书支持、翻译等众多工作。这个部是联合国总部最大的部门，人数多达1200多人。
“安南后来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跟中国领导人说，大会事务具有政治性，让中国的副秘书长主管政治性部门，说明对中国的重视。”金永健回忆道。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金永健说，每次开会，主席台上就坐三个人——中间是大会主席，右边是联合国秘书长，左边是管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位能见度很高，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2007年沙祖康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情况有了较为本质的改变。“我们提出，希望主管一个实质性的部门。不久后，沙祖康主管了经济社会事务部。”经济社会领域的工作在联合国日常工作中占相当比重，每年要出大量报告。由于涉及内容很广，刚成立时该部下设了10个司。“这反映了我们国家地位的变化。”金永健说。
我们不能被忽悠了
在国内专家看来，此次增长后，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是和支付能力相符合的。
但张海滨说，国际社会对此的判断和中国尚有差距。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太快带来身份认同的差距，另一方面，我们的宣传也存在问题。
“只讲好的，不讲不好的；只给他们看发展最好的地方，西部贫穷的地方不给他们看。我们的某些部委大楼是世界最豪华的，就加强了这种认知甚至错觉。加上奥运会、世博会一办，你再哭穷就会引起人家反感。”
与此同时，相比较为刚性的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费用等支出，中国在自愿支出和对外援助方面仍数不上名次。
根据用途，联合国的经费分成几大块。其中常规性的会费支持联合国秘书处运作和一般援助项目。还有一部分是自愿基金，包括儿童基金，开发计划署等。中国在这方面捐得不多，联合国的主要经费来源还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另外，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的支出也仍然较低。
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国内的专家认为，中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金永健说，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人家都希望你承担更多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当然要尽一定的国际义务，担负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我们不能被忽悠了，还要看我们的实际国力，承担符合我们实际能力的责任。“国家领导多次强调不挑头，不扛大旗，这始终应该坚持”。
2010年，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的同时，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也再次上涨。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2009年12月29日表示，根据联合国最近达成的2010～2012年会费比额分摊办法，中国的会费比额将有较大增长：正常预算摊款比额将从目前的2.667％增长到3.189％，维和费用将从现在的3.1474％增长到3.9390％。
刘振民说，这意味着，从2010年起，中国分摊的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摊款将分别达到8000万美元和3亿美元。加上其他的单列支出，中国缴纳的各项联合国费用总计将达到4亿美元左右。
“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增加是根据第6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会费计算方法应该缴纳的份额，也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份额在扩大。”刘振民说。
此次调整之后，中国的上述两类摊款比额分别在联合国成员国中排名第八位和第七位。“作为最权威的政府间国际机构，联合国这个窗口可以反映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脉搏和趋势。”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对《望东方周刊》说。
1971年按台湾的水平交4％
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的联合国会费经历了先涨后跌再涨三个阶段。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额最高的时期是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初的几年。
“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席位时，当时主要打的是政治仗。虽然那时台湾的经济水平比我们高，我们还是按照台湾的水平交，达到了4％。”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庞森告诉《望东方周刊》。
三年后，在联合国会费调整中，4％的会费比额增加到5.5％的历史高点，并一直延续到1979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外交政策趋于务实。
1978年，世界人均收入是1800美元，这也是联合国会费的宽减标准，而当时中国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
“当时联合国秘书处也觉得我们交得太多，私下跟我们提出不用交那么多。但是联合国会费总额是一定的，你交得少别人就交得多，这涉及美国、日本、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才降了下来。”庞森说。
1980年，中国的联合国会费比额出现大幅度下降，为1.62％。而这还只是初步过渡，随后每次联合国会费调整，中国的比额几乎都在下调。到1995年，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0.7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金永健对本刊记者说，这个数据实际上仍然高于中国当时的实际应支付水平。“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应该交0.71％，超过的部分主要是帮几个最不发达国家交了。”
0.72％也是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的最低点。而在此时，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已经初见成效，国家财富迅速积累。中国的联合国会费也随之触底反弹，重新上涨。
1996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额在16年后首次回升，微调至0.74％。2000年，达到1％。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缴纳会费比额狂飙突进的时期，几乎每次调整，都要上涨超过0.5个百分点。
走向核心
在会费承担比额增加的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过程中也一步步走向核心，这一点从中国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所分管的部门可见一斑。
在联合国中，5个常任理事国各有一位副秘书长，一般一位副秘书长管一个部门，而承担哪个部门的管理职责是与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地位紧密相连的,也是与国家的政策需要分不开的。
金永健向本刊记者介绍说，自1971年至今，中国总共有7位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的工作集中在4个部门。
1971年，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主管的部门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当时国内的重心还不是经济建设，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强调世界革命，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非殖民化斗争还在不断进行，所以当时联合国成立了一个非殖民化部，由唐明照主管。”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除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少数国家，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恰巧中国在此时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角色也发生了第一次转变。
“改革开放后，领导考虑我们要通过联合国做点事情，争取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所帮助。后来我们与联合国秘书长商量，成立了技术合作部，专门负责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技术援助。”金永健说。
联合国的技术援助给众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和发达国家外援不同的是，联合国的援助都是无偿的，不含任何政治条件。
相比非殖民化部，技术合作部可谓长寿。自1979年成立后，一直到金永健1996年接任副秘书长职务时，其间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中国人一直主管着这个部门。
不过，到金永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时，技术合作部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当时只剩下两个司，连专家在内只有100多人，与刚成立时数百人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经历了将近20年改革开放，正在不断变得强大的中国来说，技术合作部的舞台也已经太局限。
1997年安南接替加利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中国的副秘书长承担了一个新任务-——主管大会事务和司务会议服务部。这个部门主管联合国大会事务和会议服务，包括会务秘书支持、翻译等众多工作。这个部是联合国总部最大的部门，人数多达1200多人。
“安南后来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跟中国领导人说，大会事务具有政治性，让中国的副秘书长主管政治性部门，说明对中国的重视。”金永健回忆道。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金永健说，每次开会，主席台上就坐三个人——中间是大会主席，右边是联合国秘书长，左边是管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位能见度很高，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2007年沙祖康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情况有了较为本质的改变。“我们提出，希望主管一个实质性的部门。不久后，沙祖康主管了经济社会事务部。”经济社会领域的工作在联合国日常工作中占相当比重，每年要出大量报告。由于涉及内容很广，刚成立时该部下设了10个司。“这反映了我们国家地位的变化。”金永健说。
我们不能被忽悠了
在国内专家看来，此次增长后，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是和支付能力相符合的。
但张海滨说，国际社会对此的判断和中国尚有差距。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太快带来身份认同的差距，另一方面，我们的宣传也存在问题。
“只讲好的，不讲不好的；只给他们看发展最好的地方，西部贫穷的地方不给他们看。我们的某些部委大楼是世界最豪华的，就加强了这种认知甚至错觉。加上奥运会、世博会一办，你再哭穷就会引起人家反感。”
与此同时，相比较为刚性的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费用等支出，中国在自愿支出和对外援助方面仍数不上名次。
根据用途，联合国的经费分成几大块。其中常规性的会费支持联合国秘书处运作和一般援助项目。还有一部分是自愿基金，包括儿童基金，开发计划署等。中国在这方面捐得不多，联合国的主要经费来源还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另外，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的支出也仍然较低。
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国内的专家认为，中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金永健说，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人家都希望你承担更多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当然要尽一定的国际义务，担负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我们不能被忽悠了，还要看我们的实际国力，承担符合我们实际能力的责任。“国家领导多次强调不挑头，不扛大旗，这始终应该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