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遍为北大100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
　　
　　因为聚集全校最出名的“右派”而引人注目的《广场》的“发刊词”,可以视为这个思想群体的宣言书。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再来重读这即使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熠熠闪光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感慨万端!正在总结与反思20世纪历史的我们,惊喜地发现:这发生在世纪中叶1957年的当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与世纪初(1917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世纪末(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语言到思想,竟是那样地相似——同样是集合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旗帜下,对“习以为常”的既定观念、习惯,进行大胆的质疑与挑战;同样是呼唤人的精神的自由、创造力的发挥,与个性的解放,呼唤社会的民主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背后的对民族、国家复兴的巨大期待,等等,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在我看来,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所在,它所提供的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范式。而几乎是溢出字面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更使得这些20世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革运动的参与者,看起来像是精神兄弟;因此,当年“广场”的勇士们自称为“‘五四’的后裔”,北大精神的传人,这是理所当然,一点也不夸大的。
　　
　　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广场》“发刊词”就是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要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与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摘自《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参见“本刊6月荐书”,刊发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