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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流寓昆明的青年画家庞薰琹加盟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历时仅一度春秋，不经意间却影响了他的一生。把秦砖汉瓦、青铜器图案融入现代艺术设计，把古代文明运用于现代工艺美术教育与实践，庞薰琹堪称第一人。他坦言：“虽然琹在博院一年，实获益匪浅，此终生所不能忘者。”
【“决澜社”创始人】
1939年初，画家庞薰琹与丘堤夫妇携一对儿女来到昆明，本打算由此经安息从越南坐船回上海。但战火阻绝归途，一家四口突然陷入绝境。
庞薰琹1906年生于江苏常熟。因家乡有七条河渠，古称七弦，庞家位于第一弦，祖父为其取名薰琹——那种长在家乡河边的香草。在常熟清末至近代的八大名门望族中，庞氏居第二，仅次于翁同龢家族。及长，薰琹来到沪上，考入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震旦大学，攻法文及医学。课余，从一位流落上海的俄罗斯画家学绘画。1925年赴法留学，一度想学音乐，但最终选择油画。那时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野兽派、立体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浪潮迭起，毕加索、勃拉克、莱歇等前卫画家，灿若星辰。庞薰琹不是留学研习西方美术的第一人，却是把欧洲现代主义美术传回中国的先驱。
据庞薰琹儿子，同时也是徐悲鸿的关门弟子——庞均介绍，关于他父亲的回国，还有一个故事。当时，庞薰琹想在法國办一个独立画展，在那个年代，必须要有一个权威的评论家给他写一篇文章，才能获得更高的艺术身份。于是，庞薰琹找到一位颇有资格的评论家，约他在咖啡馆见面。评论家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几岁来的巴黎？”庞说，19岁。评论家又问：“19岁来巴黎，你是个中国人，你到底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这一时让人很难答复，庞薰琹干脆直接拿起画卷，想摊开展示给他看。评论家说：“别给我看了，你这么年轻来巴黎，我想象得出来，你画的是什么样的油画。我劝你还是先回到中国去，当你了解了中国的文化以后，再到巴黎来开画展。你不必求我，我都会给你写文章。”庞薰琹痛苦地想了一夜，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国。
1930年，学成归国的庞薰琹回到故乡，在常熟整理所见所学，写出《薰琹随笔》，比较中西画论画史。一年后，来到沪上开设画室。1932年，他与倪贻德等共同创立“决澜社”，这是中国第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现代艺术社团，聚集了青年油画家如王济远、傅雷、周多等。在“决澜社”宣言中，他们发出呐喊：“环绕我们的空气太沉寂了，平凡与庸俗包围了我们的四周……20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现出一种新兴的气象了。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这时的庞薰琹，是一个头戴贝雷帽，留长发的海归画家。1932年9月，他在上海中华学艺社礼堂举办画展，着实让人们大开眼界：“他的作风，并没有一定的倾向，却显出各式各样的面目，从平涂的到线条的，从写实的到装饰的……”这种多元的风格，皆源于留学期间的庞薰琹，面对当时流派纷呈的巴黎画坛，不像有的留欧画家，因缺少西方文化的基础而无所适从或格格不入。他对现代诸流派的变化，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并能从容地学习和消化。
画展中，庞薰琹结识了女画家丘堤，两位同龄男女一见钟情。丘堤原名邱碧珍，福建霞浦人，曾赴日本东京进修，归国后任教于上海美专。
嫁了个心高气傲、才情四溢的丈夫，妻子丘堤甘为贤妻良母。1936年，夫妇俩喜得长子。秋天，再传喜讯，庞薰琹收到国立北平艺专寄来的聘书及路费。9月，这家人离沪北上。但席不暇暖，卢沟桥炮声响起，北平学人又匆忙踏上南迁路。
1937年11月，庞薰琹与校长、同事等，率北平艺专20多个学生，由庐山撤至湖南沅陵。此时，林风眠也率领杭州艺专一百多名师生，乘船到了沅陵。基于抗战的持久性，教育部下令将这两所艺专并为国立艺专，林为主任委员。但一南一北两所美术高校教学风格迥异，师生格格不入，引发学潮。林风眠挂冠而去，庞薰琹也辞去教职，拖家带口来到昆明。
【乡村生活改变艺术家派头】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此为人生两大快事。庞薰琹在友人帮助下，一家租住在昆明青云街，北平故人雷圭元、沈从文、陈梦家、梁思成、林徽因等，相聚于四季如春的昆明。庞薰琹在陈梦家、沈从文的鼓励下，开始研究古代装饰纹样。
1939年8月，经梁思成、梁思永兄弟推荐，庞薰琹受聘迁到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
中博院原有蓝图，即建立蔡元培倡议的国家级现代博物馆，以研究、展览、教育为主轴，走“新学术之路”。筹备处成立于1933年，先后由傅斯年、李济任主任。筹建之初，计划设自然、人文和工艺三个展馆，其中人文馆分设历史、考古、民族三部分。但生不逢时，中博院馆舍尚未落成，即爆发战争。同人押解文物被迫南迁，漂泊于西南天地之间。
庞薰琹被中博院聘为专员，月薪250元，实支210元。较之1936年加入的马长寿月薪100元，1940年留英归来的考古学博士夏鼐250元，这是一份不薄的薪酬。工作正是他早已着手的中国历代器物图案研究。庞薰琹遂举家居住在昆明北郊龙泉镇瓦窑村。此时的龙泉镇，已是一座战时的学术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均云集此地，极一时之盛。学者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等，皆一时之选。庞薰琹与别人合租的袁家花园，离中博院所在的桃园村约有两里多路，遇雨道路泥泞。庞薰琹回忆：“幸而我在湖南时买了一双老牛皮做的钉鞋，雨天我就赤脚穿钉鞋，我在云南时没有穿过袜子。”乡村生活已全然改变戴贝雷帽的艺术家派头。
中博院人才济济。李济曾多次在院内动员月会上说：“我们中央博物院，人人都能画图，人人都能研究。”领军人物李济及顶梁柱曾昭燏、吴金鼎、夏鼐等，皆留学欧美，具有国际视野。中博院筹备处主任身兼史语所三组（考古组）主任双重身份，因此在战前，这两个单位的人员几乎是同班人马。中博院、史语所以及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互相撑持，如傅斯年所比喻的，是学者“狼狈为善”。 龙泉镇地处城郊，瓦窑村有烧造陶盆粗碗的窑业基地；昆明城北门至龙头村沿途，打铜壶、卖玉器、铸铜佛、制金器，各行各业比比皆是。这些种种的好材料，引起了梁思永对调查手工业的浓厚兴趣，遂与人商量组织一个“天工学社”；其后，庞薰琹亦与几位北平艺专的教授一并创立“中华工艺社”——学者、艺术家向民间学习，汲取到另一种养分。
此时的昆明，中研院史语所有迁来的文物，从青铜器的纹饰到石雕的造型，从秦砖汉瓦到六朝造像，从隋唐壁画到宋元陶瓷、明清绣片等，应有尽有。庞薰琹眼前，宛若洞开了一个艺术宝库。他抓紧时间收集资料，临摹了上万种传统装饰纹样。他从陈梦家处获得青铜纹样资料，从王天木处获取了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的纹样资料，从吴金鼎处获取原始彩陶方面的资料。庞薰琹曾说：“抗战开始后，我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许多考古专家是我的朋友，我的办公桌对面坐的是夏鼐，我做的卡片和文物上绘制的图案，都是按考古的要求做的。”他把各种纹样从器物中剥离出来，融入对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感受，绘制了《中国图案集》共100幅图。这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中博院也庆幸得此人。
【创造有民族魂魄的现代艺术】
中博院的人文馆设计有两大系统：一是时间，包含史前、商、周直至近代的史料；一是空间，包括边陲民族资料的采集研究与陈列。1939年，中博院筹划赴贵州考察，主旨为：考察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物质文化、经济生活、语言、宗教；收集各种标本，以备将来陈列之用。庞薰琹虽是首次做田野调查，但他有独到的艺术眼光，有快速精准捕捉物象的写实能力，可弥补黑白摄影的不足。
11月20日，中博院向教育部呈报调査的准备情况，同时申请经费，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随后批准了该方案。庞薰琹和史语所助理员芮逸夫即从昆明动身。行前，有亲友劝庞薰琹不要贸然前往，告诉他关于该地区子虚乌有的传闻，如边民会使用毒箭，在播种前有“猎头”仪式，有人善以“放蛊”害人。庞薰琹受过科学训练，对此行有强烈的兴趣，故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传闻充耳不闻。他相信西南联大教授沈从文的话，那是“稀有的善的民族”。
庞薰琹晚年回忆，当他们到达贵阳时，拿着国立中央博物院公函前往贵州省民政厅找到厅长。厅长大人知其来意后，立刻推辞道：“收集资料的问题，办不到，蒋夫人宋美龄想要一套苗族的服装，我们搞了很久，也没有搞到。如果你们一定要去，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这位厅长甚至拒绝给他们开介绍信。
考察的过程也并不一帆风顺。当他们走近苗乡，寨子里人皆躲避。究其原因，一则数百年来的“汉夷矛盾”；二是山民惧怕这些打扮异样、端着相机的闯入者，怕他们收税抓丁。芮逸夫熟悉苗语，有过田野调查实践。他们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先将糖赠予一些小孩，再给老年妇女一些针线，然后表示自己是来收购衣服、饰物、花边的，价钱厚道。通过走访，购买工艺品，他们逐渐走进了一道一道寨门。
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苗人为一点盐巴要上山砍柴，再到山下集市去卖柴买盐。为了解风俗民情，庞薰琹与芮逸夫曾扮成新嫁娘的亲属好友，抬着嫁衣及铺笼罩被去送嫁；混迹于祭祀人群中，跪在死者灵前，磕头之后，吞咽下半生不熟的牛肉……正是在迎新出殡、饮酒跳花等日常活动中，他们才逐渐了解了苗人。
这时的庞薰琹，尝试着以水彩、速写等视觉图像保存边地民间艺术，在服饰方面，甚至不惜牺牲“艺术性”，追求“高保真”——像绣花一般将许多花纹原样照搬。但后来，他逐渐被征服、被感化，由衷叹道：“在苗族村寨外的山坡上，坐满了十多岁到二十多岁的姑娘，坐在阳光下，有的挑花、有的绣花，她们不用样本，更没有什么设计稿，靠的是心巧手巧，把心意直接绣在布上。当时我几乎全都看了她们所绣的花样。虽然有些花样大同小异，但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自己的创新。”
庞薰琹整理研究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就是想创造出有民族魂魄的现代艺术。由此，他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民族在宋代以前，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想象中，它是一个活泼、勇敢、热情、正直的民族。”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建立在传统根脉上的艺术创造，才是中国艺术走向现代所应取的道路。
回到昆明后，庞、芮二人开始整理考察所得的各类材料，还有一项要务，是办一次汇报展览。1940年7月，“贵州苗族衣饰及图画展览”在昆明的中博院办公地举行。展出盛况，因资料阙如，只能借助想象。可作旁证的是，后来中博院曾用这次调查成果办过两次展览，一次是1944年3月在李庄举办“贵州夷苗衣饰展览”，一次是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48年与故宫博物院举办大型联合展览会，其中贵州苗族衣饰一项，“甚得观众，尤其是仕女们之赞叹欣赏，都认为色泽之明灼谐和，纹样之意匠新奇，实为极有价值之边民手工艺术珍品”。
在昆明时，庞薰琹和梁思成、陈梦家为邻，几个人常坐在院子里聊天。梁思成跟庞薰琹说，自己是做考古的，所以不能买任何古物留给自己。庞薰琹因此深受影响，最终，他将深入苗族村寨收集的400多件民族服装和工艺品，全都捐给了中博院，并由其转交故宫博物院保存。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而后，庞薰琹随中博院撤至四川南溪李庄。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李庄的三个月时间，我几乎一分钟都没有浪费，一清早匆匆洗了脸吃好早饭，放下碗就看书抄写资料或摹绘纹样资料，午饭后也不休息继续工作。我请人为我买了几瓶火油，晚上工作到深夜，三个月每天如此。”三个月后，庞薰琹一家离开李庄，1940年秋到了成都四川省立艺专。
解释庞薰琹去职离开李莊的原因，是超负荷工作，得了神经衰弱症，引发心脏旧疾；夫人与女儿亦在病中，需要换一处条件稍好之地。因身体虚弱多病，难以支撑鞍马劳顿，陈寅恪、赵元任等，应随史语所迁李庄而未至；到了李庄，也有李方桂、马长寿、郭宝钧、凌纯声等相继离去。但庞薰琹的去职，或许另有原因。
史语所与中博院，是研究型的学术机构，每一成员都要求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如与庞薰琹同年的谭旦冏，也曾留学法国学习绘画，回国后也曾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后也加盟了中博院任专门设计委员。但谭旦冏就在连襟梁思永的建议下放弃美术专业，专事手工业调查，去台后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但庞薰琹却最终难舍画笔。其好友傅雷早在1932年9月所写的文章《薰琹的梦》中就尝言：“……梦有种种，有富贵的梦，有情欲的梦，有虚荣的梦，有黄粱一梦的梦，有浮士德的梦……薰琹的梦却是艺术的梦，精神的梦……”他热爱绘画，这或许是他离开中博院的一个原因。 庞薰琹应老同学之邀，赴成都省立艺专任教授兼实用美术系主任。那是一所新校，校舍还未竣工，那是一所掩映在灌渠纵横、田畴广袤中的尼姑庵。
1941年春，庞薰琹一家从李庄来到吉祥寺，初到的第一天，一家四口打地铺睡在大殿的走廊上。庞薰琹在走廊上摆了张书桌，用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一本《工艺美术集》。他将中国古代的经典装饰纹样，结合在法国学到的艺术理念，化入日用器皿的设计，如茶盘、饭碗、桌布、地毯和手袋等，这本《工艺美术集》一问世，即引起业界重视，获评教育部学术研究二等奖。
1944年左右，有朋友建议庞薰琹将此书托人送到瑞士去出版，之后因战乱阻隔，书稿没了音讯，庞薰琹以为肯定是遗失了，无心也无力再去追讨。30多年后的197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庞薰琹的老友苏立文重访中国，竟随身把这本书稿带了回来，并亲自交还到庞薰琹手中。庞薰琹的女儿庞涛说，父亲其实不确定当年是谁帮他把书稿带出中国的，没想到，它几十年间几经转手，被人从瑞士带到英国，之后又流落到美国，等苏立文代为交还的时候，居然被保存完好。如果当年图稿没有被送出国去，很有可能会湮灭于战乱流离或在“文革”中遗失。
离开李庄后，庞薰琹仍与中博院时有书信来往。他在一封写给李济的信中道：“琹有一言愿在此声明，若博院有必需时，琹當见召即来，不论何时何地。虽然琹在博院一年，实获益匪浅，此终生所不能忘者。苗族图案之整理，琹负责完成，若博院拟继续采集苗民工艺，琹亦可为先生介绍一宜于此种工作者。”中博院也不负庞薰琹。1945年1月10日，中央研究院在致傅斯年的信中写道：“庞先生之画已送至川东师范教育部，部长批准以二万元收购之函，寄至青木关教育部，虽数次催询，但以两地远隔，尚未得结果。最近决催其将款支付兑交成都庞先生也。”
1952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呈送建院计划的正是庞薰琹。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诞生。作为该校由国务院任命的第一副院长，庞薰琹主张开办现代设计教育，培育现代设计人才，但上级领导则主张发展特种工艺生产，谋求换外汇。因办学方向上的分歧，1957年，庞薰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结果被打成美术界“头号大右派”，职务被撤销，教学权利被剥夺，患难与共的妻子也在此时因病去世。
1978年，满头银发的庞薰琹才重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0年恢复副院长职务。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庞薰琹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无须赘言。回忆那段在中博院的岁月，回想那些人——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陈梦家、曾昭燏等，庞薰琹总是坦然地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作者系文史学者）
【“决澜社”创始人】
1939年初，画家庞薰琹与丘堤夫妇携一对儿女来到昆明，本打算由此经安息从越南坐船回上海。但战火阻绝归途，一家四口突然陷入绝境。
庞薰琹1906年生于江苏常熟。因家乡有七条河渠，古称七弦，庞家位于第一弦，祖父为其取名薰琹——那种长在家乡河边的香草。在常熟清末至近代的八大名门望族中，庞氏居第二，仅次于翁同龢家族。及长，薰琹来到沪上，考入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震旦大学，攻法文及医学。课余，从一位流落上海的俄罗斯画家学绘画。1925年赴法留学，一度想学音乐，但最终选择油画。那时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野兽派、立体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浪潮迭起，毕加索、勃拉克、莱歇等前卫画家，灿若星辰。庞薰琹不是留学研习西方美术的第一人，却是把欧洲现代主义美术传回中国的先驱。
据庞薰琹儿子，同时也是徐悲鸿的关门弟子——庞均介绍，关于他父亲的回国，还有一个故事。当时，庞薰琹想在法國办一个独立画展，在那个年代，必须要有一个权威的评论家给他写一篇文章，才能获得更高的艺术身份。于是，庞薰琹找到一位颇有资格的评论家，约他在咖啡馆见面。评论家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几岁来的巴黎？”庞说，19岁。评论家又问：“19岁来巴黎，你是个中国人，你到底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这一时让人很难答复，庞薰琹干脆直接拿起画卷，想摊开展示给他看。评论家说：“别给我看了，你这么年轻来巴黎，我想象得出来，你画的是什么样的油画。我劝你还是先回到中国去，当你了解了中国的文化以后，再到巴黎来开画展。你不必求我，我都会给你写文章。”庞薰琹痛苦地想了一夜，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国。
1930年，学成归国的庞薰琹回到故乡，在常熟整理所见所学，写出《薰琹随笔》，比较中西画论画史。一年后，来到沪上开设画室。1932年，他与倪贻德等共同创立“决澜社”，这是中国第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现代艺术社团，聚集了青年油画家如王济远、傅雷、周多等。在“决澜社”宣言中，他们发出呐喊：“环绕我们的空气太沉寂了，平凡与庸俗包围了我们的四周……20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现出一种新兴的气象了。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这时的庞薰琹，是一个头戴贝雷帽，留长发的海归画家。1932年9月，他在上海中华学艺社礼堂举办画展，着实让人们大开眼界：“他的作风，并没有一定的倾向，却显出各式各样的面目，从平涂的到线条的，从写实的到装饰的……”这种多元的风格，皆源于留学期间的庞薰琹，面对当时流派纷呈的巴黎画坛，不像有的留欧画家，因缺少西方文化的基础而无所适从或格格不入。他对现代诸流派的变化，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并能从容地学习和消化。
画展中，庞薰琹结识了女画家丘堤，两位同龄男女一见钟情。丘堤原名邱碧珍，福建霞浦人，曾赴日本东京进修，归国后任教于上海美专。
嫁了个心高气傲、才情四溢的丈夫，妻子丘堤甘为贤妻良母。1936年，夫妇俩喜得长子。秋天，再传喜讯，庞薰琹收到国立北平艺专寄来的聘书及路费。9月，这家人离沪北上。但席不暇暖，卢沟桥炮声响起，北平学人又匆忙踏上南迁路。
1937年11月，庞薰琹与校长、同事等，率北平艺专20多个学生，由庐山撤至湖南沅陵。此时，林风眠也率领杭州艺专一百多名师生，乘船到了沅陵。基于抗战的持久性，教育部下令将这两所艺专并为国立艺专，林为主任委员。但一南一北两所美术高校教学风格迥异，师生格格不入，引发学潮。林风眠挂冠而去，庞薰琹也辞去教职，拖家带口来到昆明。
【乡村生活改变艺术家派头】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此为人生两大快事。庞薰琹在友人帮助下，一家租住在昆明青云街，北平故人雷圭元、沈从文、陈梦家、梁思成、林徽因等，相聚于四季如春的昆明。庞薰琹在陈梦家、沈从文的鼓励下，开始研究古代装饰纹样。
1939年8月，经梁思成、梁思永兄弟推荐，庞薰琹受聘迁到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
中博院原有蓝图，即建立蔡元培倡议的国家级现代博物馆，以研究、展览、教育为主轴，走“新学术之路”。筹备处成立于1933年，先后由傅斯年、李济任主任。筹建之初，计划设自然、人文和工艺三个展馆，其中人文馆分设历史、考古、民族三部分。但生不逢时，中博院馆舍尚未落成，即爆发战争。同人押解文物被迫南迁，漂泊于西南天地之间。
庞薰琹被中博院聘为专员，月薪250元，实支210元。较之1936年加入的马长寿月薪100元，1940年留英归来的考古学博士夏鼐250元，这是一份不薄的薪酬。工作正是他早已着手的中国历代器物图案研究。庞薰琹遂举家居住在昆明北郊龙泉镇瓦窑村。此时的龙泉镇，已是一座战时的学术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均云集此地，极一时之盛。学者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等，皆一时之选。庞薰琹与别人合租的袁家花园，离中博院所在的桃园村约有两里多路，遇雨道路泥泞。庞薰琹回忆：“幸而我在湖南时买了一双老牛皮做的钉鞋，雨天我就赤脚穿钉鞋，我在云南时没有穿过袜子。”乡村生活已全然改变戴贝雷帽的艺术家派头。
中博院人才济济。李济曾多次在院内动员月会上说：“我们中央博物院，人人都能画图，人人都能研究。”领军人物李济及顶梁柱曾昭燏、吴金鼎、夏鼐等，皆留学欧美，具有国际视野。中博院筹备处主任身兼史语所三组（考古组）主任双重身份，因此在战前，这两个单位的人员几乎是同班人马。中博院、史语所以及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互相撑持，如傅斯年所比喻的，是学者“狼狈为善”。 龙泉镇地处城郊，瓦窑村有烧造陶盆粗碗的窑业基地；昆明城北门至龙头村沿途，打铜壶、卖玉器、铸铜佛、制金器，各行各业比比皆是。这些种种的好材料，引起了梁思永对调查手工业的浓厚兴趣，遂与人商量组织一个“天工学社”；其后，庞薰琹亦与几位北平艺专的教授一并创立“中华工艺社”——学者、艺术家向民间学习，汲取到另一种养分。
此时的昆明，中研院史语所有迁来的文物，从青铜器的纹饰到石雕的造型，从秦砖汉瓦到六朝造像，从隋唐壁画到宋元陶瓷、明清绣片等，应有尽有。庞薰琹眼前，宛若洞开了一个艺术宝库。他抓紧时间收集资料，临摹了上万种传统装饰纹样。他从陈梦家处获得青铜纹样资料，从王天木处获取了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的纹样资料，从吴金鼎处获取原始彩陶方面的资料。庞薰琹曾说：“抗战开始后，我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许多考古专家是我的朋友，我的办公桌对面坐的是夏鼐，我做的卡片和文物上绘制的图案，都是按考古的要求做的。”他把各种纹样从器物中剥离出来，融入对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感受，绘制了《中国图案集》共100幅图。这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中博院也庆幸得此人。
【创造有民族魂魄的现代艺术】
中博院的人文馆设计有两大系统：一是时间，包含史前、商、周直至近代的史料；一是空间，包括边陲民族资料的采集研究与陈列。1939年，中博院筹划赴贵州考察，主旨为：考察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物质文化、经济生活、语言、宗教；收集各种标本，以备将来陈列之用。庞薰琹虽是首次做田野调查，但他有独到的艺术眼光，有快速精准捕捉物象的写实能力，可弥补黑白摄影的不足。
11月20日，中博院向教育部呈报调査的准备情况，同时申请经费，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随后批准了该方案。庞薰琹和史语所助理员芮逸夫即从昆明动身。行前，有亲友劝庞薰琹不要贸然前往，告诉他关于该地区子虚乌有的传闻，如边民会使用毒箭，在播种前有“猎头”仪式，有人善以“放蛊”害人。庞薰琹受过科学训练，对此行有强烈的兴趣，故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传闻充耳不闻。他相信西南联大教授沈从文的话，那是“稀有的善的民族”。
庞薰琹晚年回忆，当他们到达贵阳时，拿着国立中央博物院公函前往贵州省民政厅找到厅长。厅长大人知其来意后，立刻推辞道：“收集资料的问题，办不到，蒋夫人宋美龄想要一套苗族的服装，我们搞了很久，也没有搞到。如果你们一定要去，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这位厅长甚至拒绝给他们开介绍信。
考察的过程也并不一帆风顺。当他们走近苗乡，寨子里人皆躲避。究其原因，一则数百年来的“汉夷矛盾”；二是山民惧怕这些打扮异样、端着相机的闯入者，怕他们收税抓丁。芮逸夫熟悉苗语，有过田野调查实践。他们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先将糖赠予一些小孩，再给老年妇女一些针线，然后表示自己是来收购衣服、饰物、花边的，价钱厚道。通过走访，购买工艺品，他们逐渐走进了一道一道寨门。
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苗人为一点盐巴要上山砍柴，再到山下集市去卖柴买盐。为了解风俗民情，庞薰琹与芮逸夫曾扮成新嫁娘的亲属好友，抬着嫁衣及铺笼罩被去送嫁；混迹于祭祀人群中，跪在死者灵前，磕头之后，吞咽下半生不熟的牛肉……正是在迎新出殡、饮酒跳花等日常活动中，他们才逐渐了解了苗人。
这时的庞薰琹，尝试着以水彩、速写等视觉图像保存边地民间艺术，在服饰方面，甚至不惜牺牲“艺术性”，追求“高保真”——像绣花一般将许多花纹原样照搬。但后来，他逐渐被征服、被感化，由衷叹道：“在苗族村寨外的山坡上，坐满了十多岁到二十多岁的姑娘，坐在阳光下，有的挑花、有的绣花，她们不用样本，更没有什么设计稿，靠的是心巧手巧，把心意直接绣在布上。当时我几乎全都看了她们所绣的花样。虽然有些花样大同小异，但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自己的创新。”
庞薰琹整理研究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就是想创造出有民族魂魄的现代艺术。由此，他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民族在宋代以前，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想象中，它是一个活泼、勇敢、热情、正直的民族。”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建立在传统根脉上的艺术创造，才是中国艺术走向现代所应取的道路。
回到昆明后，庞、芮二人开始整理考察所得的各类材料，还有一项要务，是办一次汇报展览。1940年7月，“贵州苗族衣饰及图画展览”在昆明的中博院办公地举行。展出盛况，因资料阙如，只能借助想象。可作旁证的是，后来中博院曾用这次调查成果办过两次展览，一次是1944年3月在李庄举办“贵州夷苗衣饰展览”，一次是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48年与故宫博物院举办大型联合展览会，其中贵州苗族衣饰一项，“甚得观众，尤其是仕女们之赞叹欣赏，都认为色泽之明灼谐和，纹样之意匠新奇，实为极有价值之边民手工艺术珍品”。
在昆明时，庞薰琹和梁思成、陈梦家为邻，几个人常坐在院子里聊天。梁思成跟庞薰琹说，自己是做考古的，所以不能买任何古物留给自己。庞薰琹因此深受影响，最终，他将深入苗族村寨收集的400多件民族服装和工艺品，全都捐给了中博院，并由其转交故宫博物院保存。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而后，庞薰琹随中博院撤至四川南溪李庄。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李庄的三个月时间，我几乎一分钟都没有浪费，一清早匆匆洗了脸吃好早饭，放下碗就看书抄写资料或摹绘纹样资料，午饭后也不休息继续工作。我请人为我买了几瓶火油，晚上工作到深夜，三个月每天如此。”三个月后，庞薰琹一家离开李庄，1940年秋到了成都四川省立艺专。
解释庞薰琹去职离开李莊的原因，是超负荷工作，得了神经衰弱症，引发心脏旧疾；夫人与女儿亦在病中，需要换一处条件稍好之地。因身体虚弱多病，难以支撑鞍马劳顿，陈寅恪、赵元任等，应随史语所迁李庄而未至；到了李庄，也有李方桂、马长寿、郭宝钧、凌纯声等相继离去。但庞薰琹的去职，或许另有原因。
史语所与中博院，是研究型的学术机构，每一成员都要求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如与庞薰琹同年的谭旦冏，也曾留学法国学习绘画，回国后也曾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后也加盟了中博院任专门设计委员。但谭旦冏就在连襟梁思永的建议下放弃美术专业，专事手工业调查，去台后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但庞薰琹却最终难舍画笔。其好友傅雷早在1932年9月所写的文章《薰琹的梦》中就尝言：“……梦有种种，有富贵的梦，有情欲的梦，有虚荣的梦，有黄粱一梦的梦，有浮士德的梦……薰琹的梦却是艺术的梦，精神的梦……”他热爱绘画，这或许是他离开中博院的一个原因。 庞薰琹应老同学之邀，赴成都省立艺专任教授兼实用美术系主任。那是一所新校，校舍还未竣工，那是一所掩映在灌渠纵横、田畴广袤中的尼姑庵。
1941年春，庞薰琹一家从李庄来到吉祥寺，初到的第一天，一家四口打地铺睡在大殿的走廊上。庞薰琹在走廊上摆了张书桌，用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一本《工艺美术集》。他将中国古代的经典装饰纹样，结合在法国学到的艺术理念，化入日用器皿的设计，如茶盘、饭碗、桌布、地毯和手袋等，这本《工艺美术集》一问世，即引起业界重视，获评教育部学术研究二等奖。
1944年左右，有朋友建议庞薰琹将此书托人送到瑞士去出版，之后因战乱阻隔，书稿没了音讯，庞薰琹以为肯定是遗失了，无心也无力再去追讨。30多年后的197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庞薰琹的老友苏立文重访中国，竟随身把这本书稿带了回来，并亲自交还到庞薰琹手中。庞薰琹的女儿庞涛说，父亲其实不确定当年是谁帮他把书稿带出中国的，没想到，它几十年间几经转手，被人从瑞士带到英国，之后又流落到美国，等苏立文代为交还的时候，居然被保存完好。如果当年图稿没有被送出国去，很有可能会湮灭于战乱流离或在“文革”中遗失。
离开李庄后，庞薰琹仍与中博院时有书信来往。他在一封写给李济的信中道：“琹有一言愿在此声明，若博院有必需时，琹當见召即来，不论何时何地。虽然琹在博院一年，实获益匪浅，此终生所不能忘者。苗族图案之整理，琹负责完成，若博院拟继续采集苗民工艺，琹亦可为先生介绍一宜于此种工作者。”中博院也不负庞薰琹。1945年1月10日，中央研究院在致傅斯年的信中写道：“庞先生之画已送至川东师范教育部，部长批准以二万元收购之函，寄至青木关教育部，虽数次催询，但以两地远隔，尚未得结果。最近决催其将款支付兑交成都庞先生也。”
1952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呈送建院计划的正是庞薰琹。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诞生。作为该校由国务院任命的第一副院长，庞薰琹主张开办现代设计教育，培育现代设计人才，但上级领导则主张发展特种工艺生产，谋求换外汇。因办学方向上的分歧，1957年，庞薰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结果被打成美术界“头号大右派”，职务被撤销，教学权利被剥夺，患难与共的妻子也在此时因病去世。
1978年，满头银发的庞薰琹才重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0年恢复副院长职务。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庞薰琹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无须赘言。回忆那段在中博院的岁月，回想那些人——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陈梦家、曾昭燏等，庞薰琹总是坦然地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