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正式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然而,很少得到探讨的是,这种方法是否能够真正回答新闻社会学的理论旨趣。本文以塔奇曼和甘斯的新闻社会学经典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民族志方法的具体操作及其与主要研究结论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民族志与媒介社会学的研究结论之间的配合并非天衣无缝。在某些方面,它提供了精彩可信的分析,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和结论之间存在着鸿沟,甚至在一些核心论证过程中是缺位的;并且,当研究视角和结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发生重叠时,往往也是民族志方法缺位最显著的时候。民族志方法的有限效果和缺位,来自于研究方法和理论旨趣之间的相互决定规则;它带来的威胁则是,民族志方法在某些时候会被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所裹挟,成为这一学派自证的一种策略性工具。不过,方法与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提供了走出自我论证的机遇。新闻社会学对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带来了对新闻传播现象的新认识,并较早尝试了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