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一家颇有影响的杂志登出了一篇《张爱玲在沪轶闻》的文章，读后感到有些出乎意外。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2015年，在我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深刻爱国主义教育以后，还有人把张爱玲当作地方上的荣耀来炒作，实在匪夷所思！
　　作者在文章中以自豪的口吻，从张“与上海结下了千丝万缕、难舍难分的缘分”写起，如数家珍地列出了她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写出的小说篇名，并不无赞叹地写道：“自1943年夏起，没用太长的时间，就迅速走红”，“出现了阵阵‘张爱玲热’”。对她的散文也赞不绝口：“字里行间带有一种意境和神韵”，“在温和里含诗情”。连张爱玲不经意的一句话“到底是上海人”，作者都如获至宝，作了小标题。爱屋及乌，连张爱玲在上海的住处和生活，都花了不少笔墨，津津乐道，说她“在爱丁顿公寓的生活极为惬意”，不仅生活杂事有“佣人操办”，喝的“牛酪红茶”、吃的“甜咸具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和点碟”也都“十分精美”。
　　张爱玲是什么人？她是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宣部副部长、法制局长、中央执委委员胡兰成的老婆，他们是在上海沦陷后结婚的。日寇投降以后，国民政府以叛国罪通缉胡兰成，张爱玲不仅不举报，还跑到胡藏匿地温州与其私会，因胡又姘上了其他女人，才含怨离开，分开后还不断寄钱给胡。其汉奸情结由此可见一斑。1952年，张爱玲跑到香港美国新闻处，投入正在与新中国为敌的美国怀抱。作者写《在沪轶闻》时，有意避开了一段最吸引眼球的“轶闻”：胡看了张的文章，专程到上海去看她，正是在这里张爱上了胡，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这个有妇之夫的大汉奸。对于张在沪的这一“精彩”情节，作者大概也觉得有些不够“诗意”，只好割爱为尊者讳。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作者为这个附逆文人歌功颂德的态度。在他眼里，她是一个值得尊崇、夸耀的”名人”，不惜为她打掩护、唱赞歌。这不是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美丑不辨吗！
　　作者尊崇张爱玲，看来应是从欣赏她的作品开始的。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当时我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处在亡国灭种的严峻关头，全国亿万军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英勇抵抗，很多人流血牺牲，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也已是人间地狱。张爱玲却坐在“精美”的客厅里，喝着吃着用“精美”杯碟盛着的“精美”茶点，炮制些嘲讽社会主义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诽谤国民党抗日人士及更多男女恋爱纠葛的作品，往敌伪刊物上投送。当过伪宣传部长的胡兰成当然嗅觉灵敏，从张爱玲的“作品”里看到了她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冷漠、对抗日军民的仇视、对日伪的迎合与献媚，这些东西正是麻醉人民，维护日伪统治的好材料，于是大加赞赏。他宣称“读她的作品，如同在铜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此与作者的称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当时张爱玲的“走红”与“热”，正是被胡兰成们捧红和敌伪刊物炒热的，是为日伪服务的。作者把汉奸们捧红炒热当作炫耀的理由，自豪的资本，津津乐道，这不是说梦话、昏话是什么？！上海沦陷后，多少爱国人士被屠杀，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不盼望早日光复，在此“生活极惬意”的张爱玲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为了“出名”，为了自己的奢华生活，甘心附逆，为虎作伥，这与上海是什么样的“缘分”？分明是个无情的冷血动物，是上海和中华民族的败类！作者却把她当作伟人来尊崇，当作旗帜来挥舞，不是荒谬透顶吗！
　　2005年，在全国人民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沉寂了几十年的张爱玲居然在一些人心中红得发紫了。有人要为她开纪念会，有人忙着为“张爱玲故居”挂牌、修缮，引起了爱国正义人士的愤怒。上海著名老作家、老学者何满子先生著文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是“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挑衅，民族气节的嘲弄”。他说：“在敌伪时期，她（张爱玲）一面在南京陪随着胡逆（胡兰成）周旋于周佛海、林伯生等汉奸头子之间，一面又在上海走俏于敌伪统治下的文坛”，“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敌伪凌虐下的百姓眼里，这两人分明是一对狗男女！”对于为张挂“故居”牌子“当伟人供奉”的行径及众多报刊“对张爱玲、胡兰成连带对夏志清《小说史》的吹捧叫卖”直斥之为“丧心病狂”！上海知名学者陈福康教授对上海某区一些人对张出生和住过的房子修了又修，“故居”牌子摘了又挂，对一些报刊对张胡吹乱捧，也不止一次写文批评。然而一些人像着了魔，炒作得更加起劲，以致出现了一股“张爱玲热”，出现了一批“张迷”。
　　张爱玲在社会主义中国是怎么“热”起来的？这还得从西化美籍华人夏志清说起。1961年，夏志清写了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里边极力贬低鲁迅，吹捧张爱玲，说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当时美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早就说过，要“不知不觉”的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价值观念，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要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和抬举一些“所谓的艺术家”，给他们“灌输”“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要“不知不觉”地使恶行“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他还特别强调要把青年“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制定了《十条戒令》予以贯彻实施。夏志清对此心领神会，他对张爱玲历史和作为一清二楚，却有意把这个“所谓的文学家”予以高抬。夏志清的《文学史》传到国内，正是国内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软骨病”发作的时候。当时有人说：“在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要取得话语权力，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就有必要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权威包括海外汉学家权威的指认和命名。”果然，为了得到夏志清这个“海外汉学家权威”的认同和肯定，一些“学者”和“专家”很快也跟着高抬和吹捧张爱玲。如在评选我国“世纪文学60家”中，张爱玲竟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些文学大师都在其后。参与评选的专家组对张打了100分。又如2009年，张爱玲的劣作《小团圆》，一本摒弃民族大义的坏书，也被某权威书评报和某图书评论学会评为当年“百大好书之一”、“十大好书之一”。再如写于1950年、發表于1978年的《色·戒》，张爱玲以爱国义士郑苹如刺杀汉奸头子丁默村未成牺牲为写作素材，作品里却歪曲和丑化爱国者，美化汉奸，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终了也没有摆脱其汉奸情结。有人将其改编，拍成黄色电影，在西方获奖后在内地放映，虽然受到了部分主流媒体和众多网民的批评，但在错误思潮的坚持者看来，是为“张爱玲热”推波助澜，是他们的“胜利”，造成了极恶劣影响。正如习近平所尖锐指出的：“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正是某些“专家”“学者”的抬举和报刊的炒作，而一些领导干部只顾当“开明绅士”，对错误思潮错误行为不管不问，才出现了这股势头不小的“张爱玲热”，出现了一批迷失方向的“张迷”。“张迷”们大多是青年，他们对历史不了解，文学修养也有限，对“专家”“学者”这些“权威”的话是颇为相信的。在这些人的诱导和影响下，把这个与汉奸们沆瀣一气的无行文人捧上了天。什么“文学祖师奶奶”、什么“文学史上的空前绝后”，连她嫁给大汉奸做小老婆的丑行都被称为“传奇的爱情经历！”有正直学者对张爱玲的附逆丑行说了点实话，作了点批评，就立即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在一些地方正不压邪的情况下，有人为周作人唱赞歌，为汉奸头子汪精卫评功摆好，甚至大骂爱国者为“爱国贼”，而抗日英雄，如狼牙山五壮士，反而遭到质疑和污蔑，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些人眼里，不仅真善美与假恶丑是颠倒的，连历史都是颠倒的。这不能不说西方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在某些内应配合下，取得了一定“成效”。
　　不能小看这股错误思潮的膨胀，实际上这是一场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观的斗争。这种意识形态、这种价值观的改变，错误思潮的泛滥，正是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缘因。习近平同志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把张爱玲炒热的主要攻击矛头，正是指向爱国主义。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错误思潮受到有力地遏制。“张爱玲热”也大大降温。然而斗争是长期的，还有人不时在刊物上炒作就是证明。作者或是“张迷”，或是受到“张爱玲热”这股错误思潮的影响，还走在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路上。这些人如果不加强政治学习，触动触动灵魂，跟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脚步，难免要变成西方敌对势力所希望的“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是没有前途的。希望有关的领导干部能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坚定理想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负起政治责任，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对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要敢于抵制和批评。只有这样，刊物才会越办越好，正能量才会越来越强劲有力，我国的文化事业才能走向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