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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故乡》中在草灰里埋碗碟的到底是谁？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在简单梳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看法：学生们认为是水生或者水生和宏儿埋的；我认为是闰土埋的。并且，笔者认为谁是嫌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通过“埋碗碟”悬案批判了无论是哪组嫌犯身上都存在的痼疾——奴性。鲁迅的这一批判甚至对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具有警示意义。
关键词：《故乡》；“埋碗碟”悬案；奴性
中圖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44-0237-02
鲁迅的《故乡》是一篇常读常新的小说。所以，我们的《文学经典选读》课便选择了用翻转课堂的方法来重读此经典。每个班级关注的焦点不太一样（三个平行班开课），2015级汉语言文学三班学生聚焦的问题是：草灰里的碗碟到底是谁埋的？
严家炎先生在《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从〈故乡〉的歧解谈起》中经过细致的推论，最终提出了是杨二嫂所为；董炳月先生在《文本与文学史——鲁迅〈鲁迅〈故乡〉阅读史〉译后记》中认为鲁迅的嫌疑最大。而濑籩啓子在《日本中学国语课本里的〈故乡〉》里引用了丁秋娜2007—2008年的一个跨国调查，如下表。
上表数据显示：在中国学生的判断中，杨二嫂的嫌疑最大；在日本学生的判断中，闰土的嫌疑最大。而根据严家炎先生的论文，认为是闰土埋了碗碟的不仅在日本学生中所占比重较大，在欧美也是如此。严先生说这“也许就体现出了人们各自的区域视角上的不同”。
一、我们的新发现
（一）学生课堂探究的结论：水生或者水生和宏儿
课上学生们各抒己见，有立有驳。其中，李芮淇同学提出了一个较新的观点：是水生或者宏儿和水生埋了碗碟。课下，他将自己的观点结合同学们课上讨论的情况，形成了一篇小文：《到底是谁？》首先他以细致深入的分析否定了中外学者的主流观点——闰土或者杨二嫂是嫌犯；接着，他又对课上同学们提出的观点——“母亲”或者“我”是嫌犯这两个观点做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节录如下。
那么到底是谁埋下的碗碟呢？
我们重新梳理文章，能够看出，埋碗碟的这个人一定要知道灰堆是闰土准备拉走的。而且埋碗碟的人，分不清贵贱，只是觉得日常能用得到就是好的。最重要的“嫌犯”一定要有充足的作案时间，最好被人看到了还不会引起注意。那么文章中有这样一个人物么？有！而且不止一个！闰土不是一个人来的，“迅哥”家里也不仅仅是母亲和“迅哥”两人！没错，嫌疑最大的是水生和宏儿！
首先，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述：这是“水生……这是第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可以推断出水生也能帮助家里干活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毕竟是一个孩子，对他来说能用上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碗碟是每天必须用的，所以他就动了埋碗碟的念头。或许是水生单独作案，或许会有宏儿协同。总之，俩孩子摆弄几个碗碟，是不会引起大人们的注意的。
其次，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仅仅是孩子之间的游戏。从文中能够看出，两个孩子虽然已经明事，而小孩子之间的游戏往往是成年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埋起这十几个碗碟可能仅仅是因为“过家家”的需要，之后忘记物归原处罢了。并且，两个孩子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大人谈话的时候两个孩子一直都在一起玩，而且闰土是在下午挑好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才走，这大段的空闲足以让两个孩子埋这十几个碗碟。——李芮淇《到底是谁？》
（二）我认为：文本的怀疑锚头指向闰土
细读原文并结合学生们的分析，我认为，原文中怀疑的锚头还是指向闰土的。有两点为证：其一，母亲的确说过，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闰土，可以听任闰土自己选择。可是，说这话的时候，闰土并不在场。是母亲让闰土自己到厨房炒饭吃去了。所以，董炳月先生在《文本与文学史——鲁迅<鲁迅<故乡>阅读史>译后记》中如是说：“闰土完全可能在不知道自己可以挑东西的情况下趁炒饭之机藏碗碟。”王观泉（上海人）先生说过，“乡下人搬家对付碗盘盏碟之类，大都埋在糠皮、木屑、草灰里，既免了仔细包装之累，又不怕震碎”。可见，埋碗碟于草灰中是江浙一带的搬家习俗，而闰土当然是谙熟于此。其二，“我”的态度也表明了立场。在母亲讲完“埋碗碟”事件之后，“……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里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现在却忽的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个地步了”这里“我的气闷”“悲哀”“隔绝”，不仅仅指向了中年闰土的一声“老爷”以及种种木讷，更指向了“埋碗碟”这件事。大概在“我”的意识里，已经认定了闰土是最大的嫌犯吧？
二、“悬案”背后的真相：奴性批判
1.假定笔者的观点——原文中怀疑的瞄头指向闰土——是成立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把他心中的少年“小英雄”写成一个嫌犯？这样的描写与前文中所塑造的老实本分的闰土形象不是冲突吗？而后一点恰恰是一直以来很多鲁迅研究者坚信闰土不会“埋碗碟”的主要证据之一。我倒认为，既便鲁迅在文中暗示了埋碗碟的就是闰土，也并不会削弱这个形象。相反，会更加丰满之。
众所周知，鲁迅持久地以批判国民性为己任。鲁迅写过一篇《揩油》，里面对“奴性”做了形象的阐释：“‘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这不是取回扣钱或‘取佣钱’，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是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富商、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
然后，文中以电车的卖票人为例，描述了“揩油”的一般情形。卖电车票的人，他们也只是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占了小小的一点便宜，并且“是还有他的道德的”。闰土的埋十几个碗碟的行为与之是很像的：无损于“我”家的利益，也并不影响闰土老实忠厚的本性。可能在鲁迅的观念里，上述二者的行为不是道德的问题，它只是老中国儿女身上的一种痼疾：奴性。对此，鲁迅是痛心的，也是无奈的。
2.假定学生的观点——是水生或水生和宏儿——是成立的，那批判的又是谁的奴性？
第一，如果嫌犯是水生或水生和宏儿，那闰土就是被冤枉的。鲁迅所批判的奴性之一就是“无主见的盲从”。回归原文，在母亲认为闰土是嫌犯的证据中，有一条是这样的：“议论之后（笔者加），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谁在议论？自然是左邻右舍围观的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场议论似乎左右了母亲的判断；还有“我”，并不曾做任何调查，只凭母亲的片面之辞便将觉得从内心和闰土有了隔绝，这何尝不是盲从的结果？鲁迅曾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第二，如果嫌犯是水生，那这种奴性批判不免有点沉重。对于孩子的关注与思考，也是鲁迅创作的命题之一。《孤独者》中，孩子们对魏连殳由最初的不尊重到最后的以装狗叫或者磕响头讨好，足以证明中国百姓的奴性根深蒂固，已经成为老中国儿女身上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如果真的是水生所为，那只能说明水生也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受害者。在那种贪图小利的环境下长大，必然会被“奴性”所浸染且不自知。正如在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救救孩子……”何其振聋发聩！
综上所述，鲁迅《故乡》中的“埋碗碟”悬案，无论嫌犯是闰土还是水生和宏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组人物所为，都显现了鲁迅对于老中国儿女身上的痼疾——奴性的深层次批判。甚至，这种批判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具有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董炳月.文本与文学史——鲁迅《鲁迅〈故乡〉阅读史》[M].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08.
[2]王观泉.为闰土平反[J].鲁迅研究月刊，2003，（9）：29-30.
关键词：《故乡》；“埋碗碟”悬案；奴性
中圖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44-0237-02
鲁迅的《故乡》是一篇常读常新的小说。所以，我们的《文学经典选读》课便选择了用翻转课堂的方法来重读此经典。每个班级关注的焦点不太一样（三个平行班开课），2015级汉语言文学三班学生聚焦的问题是：草灰里的碗碟到底是谁埋的？
严家炎先生在《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从〈故乡〉的歧解谈起》中经过细致的推论，最终提出了是杨二嫂所为；董炳月先生在《文本与文学史——鲁迅〈鲁迅〈故乡〉阅读史〉译后记》中认为鲁迅的嫌疑最大。而濑籩啓子在《日本中学国语课本里的〈故乡〉》里引用了丁秋娜2007—2008年的一个跨国调查，如下表。
上表数据显示：在中国学生的判断中，杨二嫂的嫌疑最大；在日本学生的判断中，闰土的嫌疑最大。而根据严家炎先生的论文，认为是闰土埋了碗碟的不仅在日本学生中所占比重较大，在欧美也是如此。严先生说这“也许就体现出了人们各自的区域视角上的不同”。
一、我们的新发现
（一）学生课堂探究的结论：水生或者水生和宏儿
课上学生们各抒己见，有立有驳。其中，李芮淇同学提出了一个较新的观点：是水生或者宏儿和水生埋了碗碟。课下，他将自己的观点结合同学们课上讨论的情况，形成了一篇小文：《到底是谁？》首先他以细致深入的分析否定了中外学者的主流观点——闰土或者杨二嫂是嫌犯；接着，他又对课上同学们提出的观点——“母亲”或者“我”是嫌犯这两个观点做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节录如下。
那么到底是谁埋下的碗碟呢？
我们重新梳理文章，能够看出，埋碗碟的这个人一定要知道灰堆是闰土准备拉走的。而且埋碗碟的人，分不清贵贱，只是觉得日常能用得到就是好的。最重要的“嫌犯”一定要有充足的作案时间，最好被人看到了还不会引起注意。那么文章中有这样一个人物么？有！而且不止一个！闰土不是一个人来的，“迅哥”家里也不仅仅是母亲和“迅哥”两人！没错，嫌疑最大的是水生和宏儿！
首先，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述：这是“水生……这是第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可以推断出水生也能帮助家里干活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毕竟是一个孩子，对他来说能用上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碗碟是每天必须用的，所以他就动了埋碗碟的念头。或许是水生单独作案，或许会有宏儿协同。总之，俩孩子摆弄几个碗碟，是不会引起大人们的注意的。
其次，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仅仅是孩子之间的游戏。从文中能够看出，两个孩子虽然已经明事，而小孩子之间的游戏往往是成年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埋起这十几个碗碟可能仅仅是因为“过家家”的需要，之后忘记物归原处罢了。并且，两个孩子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大人谈话的时候两个孩子一直都在一起玩，而且闰土是在下午挑好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才走，这大段的空闲足以让两个孩子埋这十几个碗碟。——李芮淇《到底是谁？》
（二）我认为：文本的怀疑锚头指向闰土
细读原文并结合学生们的分析，我认为，原文中怀疑的锚头还是指向闰土的。有两点为证：其一，母亲的确说过，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闰土，可以听任闰土自己选择。可是，说这话的时候，闰土并不在场。是母亲让闰土自己到厨房炒饭吃去了。所以，董炳月先生在《文本与文学史——鲁迅<鲁迅<故乡>阅读史>译后记》中如是说：“闰土完全可能在不知道自己可以挑东西的情况下趁炒饭之机藏碗碟。”王观泉（上海人）先生说过，“乡下人搬家对付碗盘盏碟之类，大都埋在糠皮、木屑、草灰里，既免了仔细包装之累，又不怕震碎”。可见，埋碗碟于草灰中是江浙一带的搬家习俗，而闰土当然是谙熟于此。其二，“我”的态度也表明了立场。在母亲讲完“埋碗碟”事件之后，“……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里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现在却忽的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个地步了”这里“我的气闷”“悲哀”“隔绝”，不仅仅指向了中年闰土的一声“老爷”以及种种木讷，更指向了“埋碗碟”这件事。大概在“我”的意识里，已经认定了闰土是最大的嫌犯吧？
二、“悬案”背后的真相：奴性批判
1.假定笔者的观点——原文中怀疑的瞄头指向闰土——是成立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把他心中的少年“小英雄”写成一个嫌犯？这样的描写与前文中所塑造的老实本分的闰土形象不是冲突吗？而后一点恰恰是一直以来很多鲁迅研究者坚信闰土不会“埋碗碟”的主要证据之一。我倒认为，既便鲁迅在文中暗示了埋碗碟的就是闰土，也并不会削弱这个形象。相反，会更加丰满之。
众所周知，鲁迅持久地以批判国民性为己任。鲁迅写过一篇《揩油》，里面对“奴性”做了形象的阐释：“‘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这不是取回扣钱或‘取佣钱’，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是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富商、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
然后，文中以电车的卖票人为例，描述了“揩油”的一般情形。卖电车票的人，他们也只是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占了小小的一点便宜，并且“是还有他的道德的”。闰土的埋十几个碗碟的行为与之是很像的：无损于“我”家的利益，也并不影响闰土老实忠厚的本性。可能在鲁迅的观念里，上述二者的行为不是道德的问题，它只是老中国儿女身上的一种痼疾：奴性。对此，鲁迅是痛心的，也是无奈的。
2.假定学生的观点——是水生或水生和宏儿——是成立的，那批判的又是谁的奴性？
第一，如果嫌犯是水生或水生和宏儿，那闰土就是被冤枉的。鲁迅所批判的奴性之一就是“无主见的盲从”。回归原文，在母亲认为闰土是嫌犯的证据中，有一条是这样的：“议论之后（笔者加），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谁在议论？自然是左邻右舍围观的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场议论似乎左右了母亲的判断；还有“我”，并不曾做任何调查，只凭母亲的片面之辞便将觉得从内心和闰土有了隔绝，这何尝不是盲从的结果？鲁迅曾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第二，如果嫌犯是水生，那这种奴性批判不免有点沉重。对于孩子的关注与思考，也是鲁迅创作的命题之一。《孤独者》中，孩子们对魏连殳由最初的不尊重到最后的以装狗叫或者磕响头讨好，足以证明中国百姓的奴性根深蒂固，已经成为老中国儿女身上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如果真的是水生所为，那只能说明水生也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受害者。在那种贪图小利的环境下长大，必然会被“奴性”所浸染且不自知。正如在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救救孩子……”何其振聋发聩！
综上所述，鲁迅《故乡》中的“埋碗碟”悬案，无论嫌犯是闰土还是水生和宏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组人物所为，都显现了鲁迅对于老中国儿女身上的痼疾——奴性的深层次批判。甚至，这种批判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具有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董炳月.文本与文学史——鲁迅《鲁迅〈故乡〉阅读史》[M].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08.
[2]王观泉.为闰土平反[J].鲁迅研究月刊，2003，（9）：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