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昌耀的评论，是从1979年开始，第一篇题为《严峻人生的深沉讴歌》，刊发在该年第8期的《青海湖》上。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昌耀诗歌生涯中得到的第一篇评论。随后我在第二篇昌耀评论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至于昌耀的诗歌将表现出怎样的生命力和价值，我不想妄加揣测。因为有白纸上的黑字在，像相信历史的淘汰法一样，我也坚信历史的优选法。”（《大山的儿子——昌耀诗歌评介》，见《雪莲》1981年第4期）。
　　今天看来，这话说得很酷，我似乎应该为自己的洞察力和准确预言而自负，但这其实又是一个年轻气盛的说法。因为我把对于昌耀的感觉说给周围更多的朋友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于是就有了这一打赌式的预言。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一直是昌耀诗歌一个跟踪性的读者，并跟随他重新调整自己的诗歌写作。虽然我的诗歌一直处在半明半暗的状态，但我并不着急，觉得那是我的日子还没有到来，而对于昌耀的评价却让我着急，这主要是我急于检验自己的判断力。当这样一位诗人已经出现，中国的主流评论界缘何无动于衷？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却需要我眼中那些大人物的出面来印证。这大概就是地方性写作者的尴尬，在某些时刻，我相信别人超过了相信自己。此时的情景，就像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中的剧情，我在等待戈多，但戈多一直没有现身。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多少年后，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昌耀写出了那种古奥邃密而又灵光幻化的诗篇，中国评论界却没有相应的理论体系对其做出恰切的诠释。这种尴尬和寂寞，正是一位大诗人和先行者的标志。”（《天路上的圣徒与苦行僧》，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9日“家园”版）是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这一时期，我对昌耀诗歌的感觉特别新鲜，包括他的造句、意象和句式结构，都让我如睹奇迹。但我对他诗歌的评论，主要还是社会学的角度，并没有更多的办法。这也是我期待批评界大腕们站出来说话的原因之一，我希望看到有人说出比我更新鲜的话来。也正是因为没有人说，我便愈发委决不下，遂对友人表示，假若昌耀日后要出诗集，我特别想由我来写序言，并觉得一定能把它写好。然而，昌耀此后的幾部诗集出版时，并没有给予我这个荣幸，而是先后给了刘湛秋、邵燕祥、韩作荣，由此直到2000年初，在我早已没有了自不量力的妄想时，他却在临终前，把《昌耀诗文总集》的序言托付给了我。这是后话。
　　那么，昌耀对我的评论，感觉又是如何呢？在我看来，大体上是聊胜于无的感觉，但我们之间却成了经常相互串门的朋友。那时我一直称他为老师，有一天他特意表示，我们都这么熟了，以后再别叫老师好不好，感觉有些别扭。大约几个月后，“昌耀老师”才在我的称呼中终于变成了“昌耀”。而稍后，我的文章也终于让他有了一点感觉。
　　那是1984年底，《西藏文学》要发表他的一首长诗，而这首长诗，就是他此后公认的代表作《慈航》。昌耀非常看重这首诗，此诗刚完成的1981年，他就拿到包括我在内的一个文学沙龙中征询意见，随后一心要为它找个大刊物发表，在历经数年的投稿与碰壁之后，《慈航》又来到西藏敲门，而编辑马丽华一见却如获至宝，就为这一至宝再张罗一篇评论。在征询了昌耀的意见后，就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的这篇评论题为《诺亚方舟：彼岸的赞美诗》，篇幅不长，大约两千字出头。它以诺亚方舟这一神话文化原型，与此诗的慈航普渡之舟相对应，由此而将全诗带人文化人类学的层面来解读。此外，还对诗作中大量的藏地意象密码，及其表述上难以言传的“不可知”元素，进行了引经据典的阐释。随后，此文与《慈航》一起，刊发在1985年第10期的《西藏文学》上。昌耀看了后吭吭卿卿地对我表示，大概是你这两年当了编辑的缘故吧，感觉这一篇和原先的明显不一样了。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长本事了，但他却没舍得这么说。是的，此时我毕业后在西宁晚报编副刊，跟他干的是一样的活儿。
　　继《慈航》之后，1988年第5期的《西藏文学》又刊发了昌耀的《一首长诗和三首短诗》。这首长诗，就是他的又一首重型之作《听候召唤：赶路》。这一次，马丽华又约请了《十月》杂志编辑、诗人骆一禾与其夫人张玞博士来写评论。这是一篇近一万字的评论，其标题《太阳说：来，朝前走》，出自《听候召唤：赶路》一诗，但当这一诗句被以标题的方式提取出来，就突然成了昌耀的诗歌名句。这也是到此为止对于昌耀最具分量的一篇评论，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表达：“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这是对昌耀之作为一名大诗人，首次明确的文字表达。
　　而在这一时期稍前，我的诗歌批评已延伸至西部诗歌领域。1987年，甘肃著名的文学评论期刊《当代文艺思潮》，刊发了我的《罐子·生命的含义及诗的再生——谈西部文学的危机与西部文化优势》，这是为我在省外赢得最初影响的一篇长文，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选载。从1988年起，《绿风》又相继刊发了我的《让世界向你走来——关于昌耀诗歌及西部文学片谈》等几篇文章，它们不是专门谈论昌耀就是涉及昌耀。接下来，我因这些文章而受到了关注，获得了为策划中的“中国西部文学论丛”写一部论西部诗歌的专著的机会，这就是1992年出版的《西部大荒中的盛典》。其中有专章《昌耀，西部大时空中的史记》对昌耀展开纵深论述。这部书出版之后，我也从青海调到了威海。
　　到此为止，我觉得关于昌耀的活儿我已干完，我能够说出的话也已说完。而我的关注点，在此之前已转移到了当代诗歌现场，尤其是读到当年刚刚离世的青年诗人海子的一些作品后，让我产生了当年初读昌耀时的震撼。发表在《诗歌报月刊》1990年第一、二期合刊上《孪生的麦地之子——骆一禾、海子及其麦地诗歌的启示》，为我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薄名。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这竟是我研究海子之路的开始。
　　但我与昌耀的缘分并没有完。1996年，《诗探索》要编发一个“昌耀研究专辑”，编辑刘福春来信约我写一篇文章，随后就有了《高原精神的还原》这篇一万一千余字的评论，并作为专辑的头条，与昌耀的《一份业务自述》及甘肃诗人叶舟的一篇昌耀印象记一起，刊发在该刊的1997年第1辑。这是我理论水平大长的一篇文章，其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援引美国黑山派诗人奥尔森的“诗歌是一种能量转换”的说法来解释昌耀诗歌，认为后者是在诗人被青藏高原的信息能量充注到饱和状态后，这一能量高强度的释放与精神艺术还原，并因着诗人独有命运行迹和生命细节，而显示着它的唯一性。因此，昌耀正如庞德在评价艾略特时所言，是用自己的力量培养了自己。 　　1998年至1999年，我连续在《星星诗刊》开设了“中国当代诗潮流变十二书”“中国新诗百年之旅”两个年度性的评论专栏。前一个是对自朦胧诗以来青年先锋诗人潮流性写作及彼此间演绎线索的梳理，后一个是对中国新诗诞生以来代表性群体和代表性诗人的论述，两个系列各涉及近40位诗人。在后一个系列，我把昌耀与同为西部诗人的杨牧放在一起，以《西部大陆的生命史传》来论述。从这一架构可以看出，我的批评已转人中国新诗史论式的描述，在这一不断展开的场景中，昌耀已经缩小，归位于中国诗人星群中的一颗。从这个角度看，我之于昌耀的评论，的确已到结束的时候了。
　　从1999年5月起，我因一个意外的约请，昼夜兼程地开始了《海子评传》的写作。就在这部评传即将完成的12月5日，昌耀突然从青海打来电话，电话中的他气若游丝，告诉我他已到了癌症晚期。我心头一紧，在询问了具体情况后，突然脱口而出：昌耀，我给你写一部评传。而在这之前我从没想到过，我的诗歌批评会和诗人评传的写作连在一起。之所以书写海子评传，是在我觉得自己干不了这件事，约请者却一再认为我可以，并联系好出版机构的情况下，我才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开始的。而这个时候，适逢这部评传即将结尾，我对自己干这种事的能力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把握，才突然对昌耀做出这一表示。事后我想，如果书写《海子评传》于我是一个意外，那么《昌耀评传》则是命定必须由我来干的事。而昌耀对我这一表示的反应又是如何呢？“當天晚上他一直很激动，差点死了！”——这是守候在他身边的女友修篁后来告诉我的。
　　而在当天上午的这个电话中，昌耀向我托付了两件事，一是为他即将出版的《昌耀诗文总集》承担总校对的角色——他不愿在自己出版的作品集中，看到任何的文字纰漏;二是有时间的话，为这部总集写一篇序言。这就是昌耀的教养，都到了这个时候，他使用的还是“有时间的话”这种征询式的语气。
　　2000年3月23日清晨，病房中久治无望的昌耀，以朝着初升的太阳纵身一跃的方式，坚定地离开了人世。而我的工作，也进入了昌耀时间。
　　首先是书写了《天路上的圣徒与苦行僧》这篇悼念文章，刊发在《中华读书报》上。接下来是投人《昌耀诗文总集》的校对。再接下来是赶写出一万八千来字的序言《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这两项工作完成后，《昌耀诗文总集》于2000年7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篇序言是对昌耀从个人生平、时代背景，到作品特征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和深度论述，也是让我感到终于把话说透了的一篇文章。此文经我压缩，随后又刊发于同年度的《作家》第9期，此后被收人《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初版）。
　　再往后，就是开始《昌耀评传》的前期采访和书写。这部评传从2004年5月动笔，到2006年底完成，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评传的后记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是我继《海子评传》之后，第二部中国当代诗人的评传。但与第一部不同的是，它是我对昌耀的还愿。昌耀曾经用谦卑而清澈的光束照耀了我，现在，我要将这一光束返还回去，使他从幽暗中豁亮现身。”
　　事情就是这样。
　　而在这部评传完成之后到现在，还有几件工作可以记叙。首先是我关于昌耀一些论文性的文章，相继在一些刊物发表，其中主要几篇是：《那意思深着……深着……深着……——昌耀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