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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干部青黄不接的局面，陈云有感而发：
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要有一些“后排议员”
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时，他已经73岁，面对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复杂局面和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殷切期盼，陈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在奋力工作的同时，他和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对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产生了极大的担忧。
本来，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新老干部之间的交替，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建国初期，当时的领导干部都年轻，这还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提出了这个问题，正着手解决时，进程却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文革”结束，靠造反起家的人被清除出干部队伍，一大批老干部恢复工作，这是应当的。但这样一来，干部老化问题积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普遍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15岁至20岁，比50年代大得更多。
陈云注意到，当时各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大多是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起。“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另一方面，陈云也感到，“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他们是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稳定因素。陈云后来说，“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什么时候气候适宜呢？我们这些人都见马克思去了，胡耀邦同志他们也见马克思去了，那个时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会开得差不多了。”
邓小平一再提到王洪文的一次讲话，也引起陈云深深的共鸣。这指的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一度自命毛泽东当然接班人的王洪文心怀不满，跑到上海、杭州，下车后第一句话就说：“10年后再看。”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当时就同李先念谈过这件事，认为从年龄上是斗不过他们的，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干部上来工作。老一辈革命家不在以后，“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会不会翻天，这种担忧在党内外、国内外广泛存在。能不能及时地实现新老交替，已经成为关系到三中全会正确路线连续性、继承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为此，陈云从回到领导核心的那一天起，就极力主张抓紧解决接班人问题，推动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进程。
1978年12月10日上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说：有人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赞成。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这也可以使年老同志减轻工作。
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再一次主持全国财经工作。3月25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会的都是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老干部，最年轻的62岁，大一点的70岁以上。
看着他们，陈云不禁大发感慨：“30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
他提出：“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的，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长时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10月3日，陈云在中共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郑重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干部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
陈云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大计，党的利益。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华国锋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而且今年75岁。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但也76岁了，靠我们不能持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重新设立了中央书记处。但陈云看得更远，他说：“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陈云主张书记处改变过去传阅画圈圈的方式，实行集体办公，以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当时的书记处平均年龄也达到60多岁，不算年轻。陈云后来引述一个美国新闻记者罗德里克的评论，说这个领导班子力强，年还不富。陈云郑重地提出：
“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
既然要选择年轻干部，就存在一个选择标准的问题。陈云提出：“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但在德与才的具体内容上，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诠释。陈云提出首先是“党性要强”，就是强调“德”。特别突出地强调要从技术人员中培养提拔一批人到领导机关来，反映他所考虑的“才”，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知识水平和能力。
五中全会后仅过了一个月，3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再次讨论了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有两大问题：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陈云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要求组织部门在知识分子中多选拔培养一些中青年干部，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当专家，但也有不少人是可以当领导干部的。
邓小平、陈云的意见，极大地震动了组织部门。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认为“这是对我们工作作出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鞭策”。5月，中央组织部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落实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意见，讨论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大胆提拔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专业干部参加领导班子。会议确定，今后吸收脱产干部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
在这期间，对于关系重大的选拔标准问题，陈云还在进一步思索。他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转述了陈云的意见，认为：“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时期干部工作“四化”方针。
面对重重阻力，陈云上书中央：
现在就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虽然选择培养年轻一代接班人的战略方针已经确定，培养选拔标准已经明确，但是，老干部退居二线和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有件事情给陈云很大的触动。1981年年初，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主动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李鹏接任。李鹏当时52岁，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但刘澜波的提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组织部门的同意，刘澜波为此向陈云反映，请他注意此事。不久，组织部门终于采纳了刘澜波的建议。3月6日，李鹏的任命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陈云后来讲到这件事说：“就像这样的人，五十二岁，专门学电的，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
陈云对这种状况深感忧虑。1981年3月29日，陈云在写给中宣部顾问陆定一的一封信中说：“老干部是重要的，但如果现在不提拔四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在各种级别岗位上参加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经验，则接班问题就要成大问题。现在部长一级、省委第一书记一级都是60开外了。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这批青年干部，第一批应该有一二千人。以后陆续再提。但现在阻力很大，即使先进后出，也进不去。我正为此而呼吁。”
阻力来自哪里？陈云认为，阻力正是来自老干部。他后来说：“应该说，要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老干部的心愿。但是，同时又应该说，在许多老干部中，对干部的青黄不接的状态，没有清醒的认识，总觉得中青年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经验，感到不放心。”
在这个问题上，陈云是开明的。1980年2月，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级召集人会上就表示，他已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过，不要安排自己进书记处和常委会，只要加强了国家计委工作，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就可以撤销。3月17日，他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这次会议撤销了以陈云为主任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又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辞去了兼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虽然陈云和其他一些老干部表现了高尚的风格，带了好头，但是，来自老干部的阻力仍然存在。宋任穷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一是不少领导同志对选拔有文化的年轻干部，对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表现在有些老干部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冤假错案获平反，好不容易重新出来工作，板凳还没有坐热，就要他们让位，这岂不影响老干部的积极性吗？还有些老干部认为自己虽然年不富，但是力还强，身体尚好，还可以干几年，何必那么急嘛。“二是思想不够解放，在选拔人才问题上还受到一些旧传统观念的影响，老框框的束缚。”表现在论资排辈，用干部时习惯在资历上搞平衡；对知识分子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对他们只能用其一技之长，不可委以重任；唯成分论，认为只有工农干部可靠，只有直接从工农中提拔干部才是坚持党的阶级路线；用派性观点识别使用干部。“三是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表现为对“德”的标准缺乏正确理解，对有创见、有能力、敢提出批评建议的就认为是骄傲自满，对年轻干部求全责备。
面对这种状况，陈云坐不住了。
1981年4月2日，陈云离开北京，赴上海、杭州休养，但如何加快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步伐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20日和22日，他同来杭州的胡耀邦谈话。陈云郑重地向胡耀邦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至少一万个。为什么要成千上万？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
与胡耀邦谈完后，陈云又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思考，越发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需要切实地解决遇到的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
5月8日，陈云正式给中央写了一份建议，正式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
在建议中，陈云首先着力解决老干部对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一些老干部对提拔中青年干部缺乏紧迫性。陈云指出：
“目前在我们面前放着两种办法由我们选择：
一种情况，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让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继续拖下去。那末，事情发展下去，在没有准备好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必然是让六十岁以上的老干部因工作劳累很快地在短时期内陆续病倒、病死，而被迫地不得不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是我们不应当选择的办法，这样对党的事业很不利。
另一种选择，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工作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种办法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也是应该努力去做的办法。”
为切实做好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陈云建议采取几项具体措施：
“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优秀青年，并且是熟悉青年干部情况的。”
“因为要这样大量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件事，固然要靠党的组织部门去做，但主要的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大家动手去做。从基层单位直到中央，都要一齐动手。为了避免提错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军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照办理），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提供党委参考。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都应该按地区、按部门成立小组一类机构，这些小组由六十岁上下的干部带头，小组成员由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内的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只有这样用大批真正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工作岗位上调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方案，才可以减轻各级党委的工作，而且可以培养出大批中青年干部。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为了弥补十年内乱后的需要，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这种办法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更为重要。”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观点，虽然已经受到过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
新老交替不但需要解决中青年干部“进”的问题，也要解决老干部“退”的问题。陈云建议：
“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应该很珍惜地使用他们，使他们尽到传帮带的职责。这是党的需要，也是老干部的心愿。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这些老干部退居工作第二、第三线后，在政治待遇上，如看文件、听报告、参加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必须予以保证；在物质待遇上，如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必须予以照顾和优待。这应该是党的一项政策。至于老干部本人，也应该自觉地体谅在执行这项政策中某些方面会遇到的困难。我们所有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继续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让大批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并且随时向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议，给以帮助。”
5月20日，陈云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即将这份建议分送邓小平、胡耀邦。
邓小平赞成陈云的建议，但他也提出，老干部方面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这方面邓小平是有所考虑的。1979年11月2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中说：“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他感到陈云提出退居二线、三线的建议，还不足以处理好老干部问题。
6月8日，陈云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主持中组部、总政治部六七位干部召开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并同中央组织部的领导谈话，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要求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省、地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会议形成的纪要提出，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当顾问或成立顾问委员会，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多数人只能离休、退休。实行离休、退休办法，必须退好，并就此提出了一些建议。
看到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的顺利进行，陈云脸上露出了满意会心的微笑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中央将参加全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座谈会，专门讨论陈云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
陈云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建议的形成经过，对一些可能出现的疑问，特别是老干部的疑虑作了解释。
陈云说，提50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一些，提40岁左右的人争论、怀疑会很多，提40岁以下的人怀疑、争论会更多，但现在文件里特别写了提40岁以下的人。陈云指出：“从总数上来说，比如提一万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40岁左右、40岁以下的人。提40岁以下中青年干部的理由：第一条，是年富力强。第二条，是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现在没有经验，我们可以慢慢地培养，经过三年、五年、十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第三条，40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我看到好几个材料，在跟外国人谈判中，驳外国人，说你的东西不行，哪个地方不对，大体上都是40岁左右的干部。可见，我们有人。第四条，只有40岁以下的，才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青年人当时的表现。”
“文化大革命”期间吸收所谓新生力量，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造成恶劣后果，令一些老干部非常反感。陈云提出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难免有人会对提拔方式产生疑虑。陈云解释说：“台阶论还是对的。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台阶，一级一级上来，这是必要的。一定要按级提拔。我写的一些办法也是按级提拔。但是，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
邓小平当天本来是打算听会的，但在陈云讲话后，他忍不住也即席讲了话。他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择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7月31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的通知》，传达了陈云的指示，规定了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的机构设置和主要任务。宋任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上到下成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实践证明，当时全国的青年干部管理机构，对遴选各级领导班子的优秀后备人才，推进领导班子‘四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1981年底至1982年初，从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各级领导班子结构改革的工作逐步展开。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新老交替进程平稳而顺利地展开，陈云由衷地感到高兴。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云在大会上呼吁全党都来重视新老交替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航向，又经过十一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因此，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陈云再次讲了老干部搞好传帮带、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地提拔、防止和清除“三种人”的意见，并表示：除了“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在陈云讲话前，叶剑英发表了讲话。他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干部，同老干部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要求退下来的老干部思想不能退，要时时处处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叶剑英、陈云的讲话，不断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7日，大会举行的分组会议讨论了叶剑英、陈云的讲话，认为他们的讲话语重心长，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崇高责任感。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干部政策终身制向退休制的必要过渡。
13日下午4点半，陈云同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集体接见了在中共十二大上新当选的39名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批人都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的专业。他们当中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陈云对这些新一辈的接班人寄予了极大期望。当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回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着王兆国亲切地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同志们仔细地端详着这位年轻干部，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
正像一篇报道评论的那样，“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的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同志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十二大以后，随着干部新老交替的全面展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陈云始终关注着这项工作。
1983年6月25日至30日，陈云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问题。30日，陈云在会上讲话，就经济问题发表了几点意见以后，就把话题转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设想：“现在，我们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今后全党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
陈云首先肯定，五中全会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为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担负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但这只是一方面。他指出：
“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60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和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人相比，年龄间隔不大。就是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了。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上下、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
邓小平随后讲话，表示他赞成会议报告有关同志的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不仅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会议正式作出了建立第三梯队的战略决策。会后，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建立正规的后备干部制度，并明确要求到1984年上半年挑选出一大批后备干部，作为正副部长、正副省长和省市区党委正副书记、常委的选拔对象，各级党委应选定必要数量的后备干部，尽快制订到1990年的8年领导班子结构规划。
从1982年年底开始机构改革算起，至1985年底，全国提拔中青年干部46.9万多人。1982年2月中央作出老干部退休的决定，至1985年12月，有126.8万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
党的十二大以后，陈云虽然还留在第一线，但他有意识地减少了自己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传帮带”和在重大问题上出主意、把关上，更多地让年轻一些的干部走上前台。
1986年6月，一位老干部通过陈云夫人于若木，请陈云给他写个条幅。不久，陈云就给他写了一幅：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憑老干相扶持。
来年更有新生笋，十丈龙孙绕凤池。”
书以言志，这正是陈云力主搞好干部新老交替心情的最好写照。
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要有一些“后排议员”
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时，他已经73岁，面对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复杂局面和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殷切期盼，陈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在奋力工作的同时，他和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对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产生了极大的担忧。
本来，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新老干部之间的交替，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建国初期，当时的领导干部都年轻，这还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提出了这个问题，正着手解决时，进程却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文革”结束，靠造反起家的人被清除出干部队伍，一大批老干部恢复工作，这是应当的。但这样一来，干部老化问题积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普遍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15岁至20岁，比50年代大得更多。
陈云注意到，当时各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大多是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起。“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另一方面，陈云也感到，“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他们是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稳定因素。陈云后来说，“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什么时候气候适宜呢？我们这些人都见马克思去了，胡耀邦同志他们也见马克思去了，那个时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会开得差不多了。”
邓小平一再提到王洪文的一次讲话，也引起陈云深深的共鸣。这指的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一度自命毛泽东当然接班人的王洪文心怀不满，跑到上海、杭州，下车后第一句话就说：“10年后再看。”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当时就同李先念谈过这件事，认为从年龄上是斗不过他们的，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干部上来工作。老一辈革命家不在以后，“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会不会翻天，这种担忧在党内外、国内外广泛存在。能不能及时地实现新老交替，已经成为关系到三中全会正确路线连续性、继承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为此，陈云从回到领导核心的那一天起，就极力主张抓紧解决接班人问题，推动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进程。
1978年12月10日上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说：有人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赞成。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这也可以使年老同志减轻工作。
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再一次主持全国财经工作。3月25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会的都是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老干部，最年轻的62岁，大一点的70岁以上。
看着他们，陈云不禁大发感慨：“30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
他提出：“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的，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长时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10月3日，陈云在中共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郑重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干部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
陈云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大计，党的利益。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华国锋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而且今年75岁。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但也76岁了，靠我们不能持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重新设立了中央书记处。但陈云看得更远，他说：“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陈云主张书记处改变过去传阅画圈圈的方式，实行集体办公，以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当时的书记处平均年龄也达到60多岁，不算年轻。陈云后来引述一个美国新闻记者罗德里克的评论，说这个领导班子力强，年还不富。陈云郑重地提出：
“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
既然要选择年轻干部，就存在一个选择标准的问题。陈云提出：“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但在德与才的具体内容上，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诠释。陈云提出首先是“党性要强”，就是强调“德”。特别突出地强调要从技术人员中培养提拔一批人到领导机关来，反映他所考虑的“才”，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知识水平和能力。
五中全会后仅过了一个月，3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再次讨论了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有两大问题：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陈云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要求组织部门在知识分子中多选拔培养一些中青年干部，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当专家，但也有不少人是可以当领导干部的。
邓小平、陈云的意见，极大地震动了组织部门。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认为“这是对我们工作作出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鞭策”。5月，中央组织部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落实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意见，讨论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大胆提拔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专业干部参加领导班子。会议确定，今后吸收脱产干部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
在这期间，对于关系重大的选拔标准问题，陈云还在进一步思索。他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转述了陈云的意见，认为：“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时期干部工作“四化”方针。
面对重重阻力，陈云上书中央：
现在就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虽然选择培养年轻一代接班人的战略方针已经确定，培养选拔标准已经明确，但是，老干部退居二线和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有件事情给陈云很大的触动。1981年年初，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主动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李鹏接任。李鹏当时52岁，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但刘澜波的提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组织部门的同意，刘澜波为此向陈云反映，请他注意此事。不久，组织部门终于采纳了刘澜波的建议。3月6日，李鹏的任命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陈云后来讲到这件事说：“就像这样的人，五十二岁，专门学电的，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
陈云对这种状况深感忧虑。1981年3月29日，陈云在写给中宣部顾问陆定一的一封信中说：“老干部是重要的，但如果现在不提拔四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在各种级别岗位上参加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经验，则接班问题就要成大问题。现在部长一级、省委第一书记一级都是60开外了。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这批青年干部，第一批应该有一二千人。以后陆续再提。但现在阻力很大，即使先进后出，也进不去。我正为此而呼吁。”
阻力来自哪里？陈云认为，阻力正是来自老干部。他后来说：“应该说，要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老干部的心愿。但是，同时又应该说，在许多老干部中，对干部的青黄不接的状态，没有清醒的认识，总觉得中青年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经验，感到不放心。”
在这个问题上，陈云是开明的。1980年2月，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级召集人会上就表示，他已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过，不要安排自己进书记处和常委会，只要加强了国家计委工作，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就可以撤销。3月17日，他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这次会议撤销了以陈云为主任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又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辞去了兼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虽然陈云和其他一些老干部表现了高尚的风格，带了好头，但是，来自老干部的阻力仍然存在。宋任穷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一是不少领导同志对选拔有文化的年轻干部，对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表现在有些老干部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冤假错案获平反，好不容易重新出来工作，板凳还没有坐热，就要他们让位，这岂不影响老干部的积极性吗？还有些老干部认为自己虽然年不富，但是力还强，身体尚好，还可以干几年，何必那么急嘛。“二是思想不够解放，在选拔人才问题上还受到一些旧传统观念的影响，老框框的束缚。”表现在论资排辈，用干部时习惯在资历上搞平衡；对知识分子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对他们只能用其一技之长，不可委以重任；唯成分论，认为只有工农干部可靠，只有直接从工农中提拔干部才是坚持党的阶级路线；用派性观点识别使用干部。“三是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表现为对“德”的标准缺乏正确理解，对有创见、有能力、敢提出批评建议的就认为是骄傲自满，对年轻干部求全责备。
面对这种状况，陈云坐不住了。
1981年4月2日，陈云离开北京，赴上海、杭州休养，但如何加快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步伐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20日和22日，他同来杭州的胡耀邦谈话。陈云郑重地向胡耀邦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至少一万个。为什么要成千上万？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
与胡耀邦谈完后，陈云又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思考，越发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需要切实地解决遇到的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
5月8日，陈云正式给中央写了一份建议，正式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
在建议中，陈云首先着力解决老干部对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一些老干部对提拔中青年干部缺乏紧迫性。陈云指出：
“目前在我们面前放着两种办法由我们选择：
一种情况，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让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继续拖下去。那末，事情发展下去，在没有准备好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必然是让六十岁以上的老干部因工作劳累很快地在短时期内陆续病倒、病死，而被迫地不得不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是我们不应当选择的办法，这样对党的事业很不利。
另一种选择，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工作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种办法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也是应该努力去做的办法。”
为切实做好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陈云建议采取几项具体措施：
“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优秀青年，并且是熟悉青年干部情况的。”
“因为要这样大量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件事，固然要靠党的组织部门去做，但主要的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大家动手去做。从基层单位直到中央，都要一齐动手。为了避免提错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军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照办理），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提供党委参考。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都应该按地区、按部门成立小组一类机构，这些小组由六十岁上下的干部带头，小组成员由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内的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只有这样用大批真正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工作岗位上调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方案，才可以减轻各级党委的工作，而且可以培养出大批中青年干部。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为了弥补十年内乱后的需要，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这种办法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更为重要。”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观点，虽然已经受到过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
新老交替不但需要解决中青年干部“进”的问题，也要解决老干部“退”的问题。陈云建议：
“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应该很珍惜地使用他们，使他们尽到传帮带的职责。这是党的需要，也是老干部的心愿。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这些老干部退居工作第二、第三线后，在政治待遇上，如看文件、听报告、参加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必须予以保证；在物质待遇上，如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必须予以照顾和优待。这应该是党的一项政策。至于老干部本人，也应该自觉地体谅在执行这项政策中某些方面会遇到的困难。我们所有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继续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让大批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并且随时向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议，给以帮助。”
5月20日，陈云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即将这份建议分送邓小平、胡耀邦。
邓小平赞成陈云的建议，但他也提出，老干部方面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这方面邓小平是有所考虑的。1979年11月2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中说：“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他感到陈云提出退居二线、三线的建议，还不足以处理好老干部问题。
6月8日，陈云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主持中组部、总政治部六七位干部召开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并同中央组织部的领导谈话，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要求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省、地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会议形成的纪要提出，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当顾问或成立顾问委员会，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多数人只能离休、退休。实行离休、退休办法，必须退好，并就此提出了一些建议。
看到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的顺利进行，陈云脸上露出了满意会心的微笑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中央将参加全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座谈会，专门讨论陈云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
陈云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建议的形成经过，对一些可能出现的疑问，特别是老干部的疑虑作了解释。
陈云说，提50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一些，提40岁左右的人争论、怀疑会很多，提40岁以下的人怀疑、争论会更多，但现在文件里特别写了提40岁以下的人。陈云指出：“从总数上来说，比如提一万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40岁左右、40岁以下的人。提40岁以下中青年干部的理由：第一条，是年富力强。第二条，是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现在没有经验，我们可以慢慢地培养，经过三年、五年、十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第三条，40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我看到好几个材料，在跟外国人谈判中，驳外国人，说你的东西不行，哪个地方不对，大体上都是40岁左右的干部。可见，我们有人。第四条，只有40岁以下的，才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青年人当时的表现。”
“文化大革命”期间吸收所谓新生力量，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造成恶劣后果，令一些老干部非常反感。陈云提出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难免有人会对提拔方式产生疑虑。陈云解释说：“台阶论还是对的。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台阶，一级一级上来，这是必要的。一定要按级提拔。我写的一些办法也是按级提拔。但是，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
邓小平当天本来是打算听会的，但在陈云讲话后，他忍不住也即席讲了话。他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择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7月31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的通知》，传达了陈云的指示，规定了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的机构设置和主要任务。宋任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上到下成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实践证明，当时全国的青年干部管理机构，对遴选各级领导班子的优秀后备人才，推进领导班子‘四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1981年底至1982年初，从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各级领导班子结构改革的工作逐步展开。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新老交替进程平稳而顺利地展开，陈云由衷地感到高兴。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云在大会上呼吁全党都来重视新老交替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航向，又经过十一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因此，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陈云再次讲了老干部搞好传帮带、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地提拔、防止和清除“三种人”的意见，并表示：除了“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在陈云讲话前，叶剑英发表了讲话。他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干部，同老干部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要求退下来的老干部思想不能退，要时时处处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叶剑英、陈云的讲话，不断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7日，大会举行的分组会议讨论了叶剑英、陈云的讲话，认为他们的讲话语重心长，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崇高责任感。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干部政策终身制向退休制的必要过渡。
13日下午4点半，陈云同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集体接见了在中共十二大上新当选的39名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批人都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的专业。他们当中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陈云对这些新一辈的接班人寄予了极大期望。当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回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着王兆国亲切地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同志们仔细地端详着这位年轻干部，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
正像一篇报道评论的那样，“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的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同志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十二大以后，随着干部新老交替的全面展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陈云始终关注着这项工作。
1983年6月25日至30日，陈云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问题。30日，陈云在会上讲话，就经济问题发表了几点意见以后，就把话题转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设想：“现在，我们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今后全党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
陈云首先肯定，五中全会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为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担负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但这只是一方面。他指出：
“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60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和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人相比，年龄间隔不大。就是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了。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上下、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
邓小平随后讲话，表示他赞成会议报告有关同志的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不仅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会议正式作出了建立第三梯队的战略决策。会后，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建立正规的后备干部制度，并明确要求到1984年上半年挑选出一大批后备干部，作为正副部长、正副省长和省市区党委正副书记、常委的选拔对象，各级党委应选定必要数量的后备干部，尽快制订到1990年的8年领导班子结构规划。
从1982年年底开始机构改革算起，至1985年底，全国提拔中青年干部46.9万多人。1982年2月中央作出老干部退休的决定，至1985年12月，有126.8万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
党的十二大以后，陈云虽然还留在第一线，但他有意识地减少了自己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传帮带”和在重大问题上出主意、把关上，更多地让年轻一些的干部走上前台。
1986年6月，一位老干部通过陈云夫人于若木，请陈云给他写个条幅。不久，陈云就给他写了一幅：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憑老干相扶持。
来年更有新生笋，十丈龙孙绕凤池。”
书以言志，这正是陈云力主搞好干部新老交替心情的最好写照。